破碎的蛋壳，失语的打工人

　　简单地说，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分期买了一个新手机，结果在还款过程中，手机竟然被卖手机的给抢回去了——可是，手机没了，你的借款却还得继续还。

　　所以道理很简单，这卖手机的家伙，他真的是卖手机的吗?

　　No!手机只是他的面门和工具，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个放贷的;他的真实目的也不是要卖手机，而是要你以“长租贷”的形式成为他的借贷用户。

　　1.

　　蛋壳，一个实际并不掌握任何房产资料的虚拟平台，作为白手套的它，其背后还是那个熟悉的阴暗身影：阿里系。

　　去年3月，蛋壳公寓迎来高达5亿美元的C轮融资，比起2018年6月的B轮(7000万美元)疯涨6倍不止，当时估值已超20亿美元。

　　其中就有一道倩影：蚂蚁金服。

　　当时的股东结构中，蚂蚁金服作为蛋壳公寓的战略投资方，占股7.8%，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在支付、金融服务和获客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获得蚂蚁战投半年之后，蛋壳公寓在去年10月底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F-1招股书，拟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花旗集团、瑞士信贷和摩根大通担任IPO的承销商。

　　那个时候，蛋壳实质处于严重亏损状态，2019年前9个月净亏损为25.16亿元人民币，经调整后的EBITDA为负14.61亿元人民币。

　　无法盈利的原因，或许因为它持续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截至IPO时，蛋壳已进入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天津、武汉、南京、广州、成都、苏州、无锡、西安、重庆13地的市场，共运营406746间房间。

　　与成立的第一年(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其运营的房间数为2,434间，且全部位于北京)相比，房间数增长了166倍，2015年底至2018年底三年年复合增长率达360%。

　　房东方面，蛋壳一般与房东的租约为4-6年，截至2019年6月30日，蛋壳公寓房东续签率已高达80%。

　　这背后，则是滚雪球、滚成庞然雪峰一般的ABS杠杆游戏。蛋壳伙同他的“合作伙伴”——放贷机构，一起吮吸着90后、95后北漂、沪漂、各种“漂”们的血。

　　蛋壳给房东的钱，租房的打工人出了;租客的钱，是租客从蛋壳的合作伙伴那里贷的;租客还的贷款，又到蛋壳(的合作伙伴)手里存着。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时间修复”：打你一个时间差，我在作为一个无本万利的中介的同时，海量落袋着租客们的「剩余房租」。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野蛮人气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

　　整个房产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早已超过1万亿元，实际背后却是滂沱的信贷透支在支撑着打工人们一间间看似温馨的小屋。

　　2.

　　在蛋壳与租客签订的合同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龄低于6周岁，或高于55周岁的，乙方(租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打造优雅环境，诱惑租客，从硬件来看，蛋壳从源头即杜绝了邻家孩童吵闹和一些古旧的生活习惯的侵犯。

　　不得不承认，蛋壳背后的资本非常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轻打工人的心理诉求。

　　95后的打工人们需要安静，更需要体面。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卧室中，蛋壳小屋应有尽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个白净带半身镜衣柜的标配，洁白的、粉刷过的墙，让房间看起来足够明亮，宜家风的家居风格……

　　这就给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够的体面。

　　2019年上半年，蛋壳公寓CEO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自如CEO熊林也动情地表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可以说，将洗脑术视为割韭利器的资本已然是为你把一切生活要素都考虑好了——乃至包括你用来“维持体面”的借贷。

　　体面消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孤独消费”，我之前在评论年轻人花大价钱养宠物的文章里已有评述。

　　脉脉数据研究院曾对上万名大都市里的职场人进行“孤独感”调查，有近61.47%的人平时会感到孤独。这样一批单身且独自居住(租房)的年轻人，被称为“空巢青年”。

　　他们孤身一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打拼，其强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所衍生的经济产业链，就是「孤独经济」。

　　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房价的不断走高、股市的持续低迷等因素，以“孤独”为关键词的搜索量达到高峰，而搜索人群超过六成就是80后、90后两大年龄群。

　　前段时间，韩国年轻人生育欲望持续下降的调查新闻上了热搜，其暴露的韩国社会压抑的阶层分化和狭窄到极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韩国80/90后不愿结婚、甚至抵触恋爱的原因。

　　这则新闻当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由于高房价、高物价、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横亘，中国国内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一样是无法回避。

　　不知道多少中国年轻人是一边抱着自己的宠物、一边浏览那则韩国的新闻的：“钱这么难挣，哪里结得起婚、生得起娃，还不如养只狗/猫当儿子。”

　　宠物消费，正是“孤独消费”中的大头。

　　而体面的租房支出、生活环境消费，同样是消化孤独的一部分，这就让蛋壳及背后的资本寻到了空子。

　　只不过，这种体面追求本质是今天的都市丽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而已。

　　21世纪蜂拥而入大城市的90/95后们，看似享受着远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丰沛的信息储量、视界范围和某些奋斗B口中的“广阔晋升通道”。

　　但现实却是：在阶级固化的壁垒面前，跻身都市的打工人群体不但获取不了阶级跃升的渠途，甚至还会被压榨得分毫不剩(点击阅读)。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也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而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当蛋壳双手奉上的精致公寓——这种被资本用虚构和廉价的装饰所打造出的“伪体面”，在资本暴露嗜血本原面目时，也就顷刻间碎的连渣都不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揭露：“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这几周以来，北上广深太多年纪轻轻的蛋壳租户们，踟蹰于破碎一地的体面和冰冷如霜的街头，望着繁华的大都市，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曾精准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这一课，作为反面教员的资本——比如蛋壳公寓，真的给打工人们上得太深动了。

　　3.

　　一两年期的房租，对于许多年轻租客而言绝非小数目，然而蛋壳总能“贴心”地为这些租客们准备“微众贷”——让租客向银行贷款，交上长租房租，再让租客每月还贷给银行。

　　于是，房东没收到租金，租客却背上了贷款。

　　这其实就是庞氏骗局。

　　列宁导师很早之前就有过点明：“拿发展得特别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赢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

　　如此手段下，房东与租客都是放贷资本的奴隶，真正被喂饱的只有中间的“吸血蚂蝗”，蛋壳。

　　可是当资本突然抽身离场后，陷入缠斗撕咬的，却又是房东和租客。

　　你看看，又是老戏码：挑斗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

　　哪怕房东在某些语境下是以“伪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自居，但依然不能掩盖他们同样在大资本操作和打压下的羸弱。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这不仅伤害了工人，也打击了小资产阶级。”

　　而相比于有房在手、掌握一定生活资料的本地房东，许多涉世未深、刚刚踏入大城市的青年打工人，稀里糊涂的背负了长租贷款，他们才是蛋壳事件中最惨的悲剧一方。

　　租金贷形式的住户只有与蛋壳解除租赁合同后，贷款合同才会解除。可现在蛋壳管家都不上班了、早就跑路了，界面也卡在了管家验收。

　　这意味着即使打工人们被房东赶出门，也必须要在徘徊街头时继续还着贷款，不然就会影响未来征信。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仅仅是一个刚刚毕业工作不到半年的娃娃仔，每月的工资扣掉五险一金与税费，到手的一大半就得先还贷……

　　4.

　　这样循环往复的系统性剥削——是的，骗局的实质就是剥削、是通过抢占刚需房源而聚拢房租的资本对身无分文亦手无寸铁的底层追梦人的剥削——又是怎么能够壮大的?

　　很简单，不就是上个月马粑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鼓吹的“割除政府监管”嘛。

　　可是当资本入局、资本吸血、资本离场这一连串闹剧发生之后，舆论却又在南方系的带领下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

　　试问马粑粑外滩演讲、后又追求ABS长期合法化、公开践踏《巴塞尔协议》时，你们彼时疯舔的劲头都哪里去了?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直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与个人物质水平的提高，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人们变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个人及整个社会都达到了一种‘直接的、自动化’的一致化过程。”

　　去年年底，蛋壳以“将投资总部设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为”投资条件，要求昆山当地政府拿出6个亿。

　　双方约定，由蛋壳下属一全资子公司出资6.25亿元，由昆山银桥出资6亿元，合作设立江苏月梧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今年4月10日，蛋壳公寓和花桥经济开发区的12.5亿元，一起被转到了投资基金的账户——而没过多久，蛋壳出资的6.25亿元，又以借款的形式回到了蛋壳公寓的账户。

　　同时花桥经济开发区的6亿元，也被转走了5.5亿元。

　　昆山银桥是昆山国资委全资持有，蛋壳“空手套白狼”的把戏被发现后，昆山国资方面感觉上当，要求追回这6个亿。

　　可是这笔钱还留在蛋壳的子公司，迟难追回。

　　原计划，安徽也有一家国资公司出会出资15-18亿元，初期总共30亿元资金，和蛋壳共同对外投资。

　　但之后通过调研，最后放弃了。

　　这种时候，有谁为政府说过话吗?互联网上单向度的精神资本家们?

　　5.

　　接着再说，于今天环境而言，租房是怎么成了“刚需”的?房租是怎么成了雷打不动的计划内大额支出的?

　　2016年时，英国非营利机构“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15个城市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资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

　　2018年7月，北京的平均房租已经超过了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21%;各大二线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长10-30%不等。

　　房租的飞速上涨，根本原因就是金融资本强势进入了租房市场。

　　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也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打工人的通勤时间。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时间为104分钟，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为“土地服务”的价格，土地总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总量。

　　以现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开发程度而言，土地供应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固定值，这是无法变动的。

　　这就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断扩张、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价格注定水涨船高。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后果，马克思同样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就是特大城市与特大财阀在资本主义运行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寡头的原因。

　　只要你抛弃了集体制与公有制，寡头的应运而生根本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再次给出答案：“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今年9月底，被超高负债压的喘不过来气的恒大就爆发了“逼宫粤府风波”。

　　尽管随后以光速“辟谣”，但是熟悉“挟产业以令政府”的朋友都可意会，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许老板是真的饿了。

　　根据2019年恒大财报数据显示，集团年末净借贷比率高达159.3%，高于2018年的151.9%;至9月，集团总负债达1200亿美元，合计8355亿人民币——这是当今全球负债最高的公司。

　　根据合约，恒大必须在2021年1月31号之前，偿还投资者1300亿到期债务，并支付137亿元分红。

　　而后来的结局都看到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扳动打着“福泽几十万员工与几十家下游企业”旗号的地产商。

　　6.

　　1988年，在真人的指引下，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压不下来的物价，已是弄得民不聊生。但真正被载入史册并影响至今的，则是另一重发明创造。

　　这一年的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认了关于真人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请求的决定。

　　但是在这个决定正式公布的前一个月，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真人亲自设计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这在当时，对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极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亿万中国人来说，既陌生好奇，又在西方劲风的吹拂中，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

　　可是三十多年之后，当今天的中国人为自己“房奴”的身份、为自己在大城市中蜗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恼，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产财阀大佬颐指气使的现状感到无语时，不知道还会否有人，能够想起1988。

　　1988的前一年，中国大陆正式进入了别墅时代——刘銮雄，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香港富商，北京当时赫赫有名的丽京别墅花园就是刘老板的手笔，也是他给丽京注册的“0001号”土地证编号。

　　约三十年后，中国大陆早已不需要香港资本，而我们大陆的「地产大炮」比起香港人，不知道要趾高气扬到哪里去了：

　　“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

　　“为人民服务是错的，为人服务才对。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行为。”

　　“和工资收入比，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

　　“许多人痛恨‘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bureaucrat’或‘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ed’们利用父母的职权‘走后门’，我确实也多次利用过父母的关系(主要是母亲的关系)办过许多事情，但我可以很坦然地将这些‘走后门’的事情写在书里，恰恰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我通过母亲为农科院安装啤酒罐而让小饭馆受益，但小饭馆并非我的个人财产，也不是我的公司的财产。”

　　“我拿着区政府的介绍信去找了妈妈，找了一商局的黄洪年叔叔，并通过他们的特批争取到了一些节日的供应商品和自行车、彩电等紧缺商品。”

　　“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权力。”

　　“我们将最初的可研报告改制成招商资料，开始通过各种关系与一些大公司、大企业联系，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由我们出地，对方出资，然后按面积分成。我负责从我方应得的面积中安排回迁事宜，或共同承担回迁面积，在剩余面积的分配中我方与对方按‘我小你大’的比例分配，以确保区政府应得的利益和投资方的利益。”

　　“经营国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交给私人去管理!华远最初也只是顶着个红帽子的牌子。所以后来我把下属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股份制，职工持股，合资，合作。我一直想坚持的就是市场化的企业制度，DXP时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要政企分开、dang zheng分开。如果没有这些，哪来的市场经济呢?”

　　“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刘xiao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说刘xiao光没有从我的手中为了个人拿过一分钱。最多会有一些政府对企业的‘摊派’行为……”

　　“做大做强国企，这是掠夺民财!”

　　“公有制企业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处。”

　　“你们不要以为高尔夫球场害了农民，高尔夫球场创造的就业收入和产值比农民种粮高得多。”

　　“为最富的人服务，为最特殊的需求服务，才能创造最好的高科技和更高端服务业。老说为刀耕火种的农民服务，能创造出什么高端服务业来?”

　　跋.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不过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 摘自大卫·哈维2017年演讲。

　　十年前，买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阶级;

　　十年后，租一间小屋，就足以消灭一个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