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舍主人：虚构的西方古代“文明史”与真实的西方现时疫情事

　　在阅读诸玄识先生所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西元2017年10月出版)一书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多次闪回几十年前中学课堂上历史课的场景：

　　一位两鬓斑白、微微驼背、朴实认真的老教师，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一字一字地念出“汉-谟-拉-比-法典”，并讲解这部由“中东地区的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法律汇编”，是“最具代表性的楔形文字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极为重大的文明史意义”，等等。

　　这位一辈子抱着教书育人的信念、呕心沥血的历史课老教师，如果还在世，如果知道自己灌输给学生们的诸如“汉谟拉比法典”之类“世界历史知识”，竟然是几百年前某些西方人，为给西方短暂的“文明史”找个长远的源头、以掩盖西方“文明”是抄袭(剽窃，复制)自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而虚构、伪造出来的，他的内心会是怎样的懊恼和愧疚呢?

　　这位历史课老教师，只是欧洲人伪造“西方文明史”的行径的牺牲品之一。《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这本书，无情地揭开了“西方古典文明历史”这个“皇帝的新衣”，令人信服地推翻了现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西方文明”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直至“现代民主科学”的“发展过程”话本套路，指出欧洲在近代以前(西元1500年之前)一直处于蒙昧野蛮的原始社会，“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纯属子虚乌有，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标榜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中华文明成果大量传入欧洲所引发的启蒙运动，现在的“西方文明”起始于西元16世纪，是从中华文明这个母文明上分出的子文明。

　　这种对于中、西文明的论断，真是振聋发聩。正如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清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

　　【“说‘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中国学界已有很多人觉得受不了。这下说整个西方文明都是抄搬‘拷贝’中华文明，那是要让他们彻底地‘毁三观’啊!”】

　　但是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它不能照顾某些“一片冰心在西方”的可怜虫的“感情”。

　　按照现在流行的所谓“世界历史”话本，西方人自己把近代(西元1500年)以前直至西元5世纪的欧洲历史称为“中世纪”，承认它是文明停滞的“黑暗时期”，再在它之前安上一个“繁荣”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然后说通过西元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获得了“再生”与“复兴”，从而造就了五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大发展，云云。

　　看来，西方的那些伪造历史的人们，实在很难把欧洲从西元1500年之后开始的文明进化，与相距较近的“中世纪”联系起来，但伪造一些诸如“古希腊、古罗马”之类的前“文明史”，却是比较容易的。而实际上，不仅“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停滞不前、宗教迷信掌控一切的原始蛮荒社会状态，“古希腊、古罗马”的时代更是无文字、频战乱的史前氏族部落社会。这样的欧洲完全没有“人的智慧”，不可能产生“人的文明”和“人的历史”。如果没有中华文明成果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商贸和蒙元征战的逐渐西传，并以文明之光照亮欧洲，西方将只能永远沉在黑暗的深渊里，走向它们自己所谓的“末日”。

　　不幸的是，西方抄袭(剽窃)了中华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文明成果，却没有学到中华文明最关键的和谐文化、和合智慧，导致它自近代(西元1500年)以来的文明进化严重畸形，在进行“工业革命”、促使科技、经济、社会形态大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殖民扩张，灭绝土著，劫掠世界，摧残地球。这样的西方“文明”只是“武化”，而没有“文化”(文明);凭恃的只是“有组织的暴力”，而没有具备“人的智慧”;它注定不能持久，其一时的“主导地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昙花一现。

　　如此西方“文明”发展五百年来到如今，其对人类社会曾有过的某些正面作用几乎丧失殆尽，负面作用则越来越大。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国际性事件，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从去年开始的、由西方黑暗邪恶势力制造的“新冠病毒”攻击，在武汉首先被揭露出来后，我国秉持优秀中华文明传统，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力抗击疫情，尽可能地挽救生命;控制疫情后，又无私地为其它国家提供抗疫的人力、物力和经验的帮助。中华民族，又一次为世界作出了文明的表率。

　　相比之下，西方那些“发达民主”国家，起初对我国的疫情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遭到病毒反噬后，它们的资本政权为维护资本集团和权贵势力的利益，或明或暗地实行草菅人命的“群体免疫”，牺牲贫穷阶级和年老体弱者的生命，同时互相争夺、劫掠防疫物资，社会组织和运作混乱不堪，造成了实质上的杀人惨祸。西方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低劣表现并不令人吃惊，这只是西方靠抄袭(剽窃)中华文明成果所实现的文明进化，具有先天性的不足、造成畸形病态的社会形态，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比如，许多西方国家(包括欧洲人后裔霸占建立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罔顾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新冠病毒”主要通过人际交往传播的警告，坚持不禁止人员外出，不隔离，不戴口罩，理由是它们“珍视自由的权利”，或者是“经济下滑饿死的人将比病毒杀死的人还多”。这些荒诞无稽的“理由”的背后，其实就深藏着它们在长期的原始蛮荒状态中形成的只顾个人不管整体、只顾少数不管全局的原始人基因。

　　还有，疫情发生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从“疫情将让中国崩溃”、“中国的隔离措施是专制”、“病毒来源于中国”、“中国隐瞒疫情”、“中国防疫物资不合格”等方面，进行花样百出的捏造，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它们的祖先历史上曾针对中华文明的优越而捏造“西方文明史”，几十年来它们也曾经并正在针对苏联的功绩而捏造“二战”历史，现在索性在疫情中针对中国的成功而捏造现实，这完全符合它们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文明历史”，与它们在“人的道德、人的智慧”方面进化不足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与虚构的西方古代“文明史”开始大白于天下一样，我相信，真实的西方现时“抗疫”事也是它们的谎言、捏造、攻击所掩盖不了的。

　　近来美国发生的警察当街虐杀黑人的惨案，是西方国家种族压迫的野蛮“文明”的一次极端暴露，由此引发的“抗疫示威”浪潮，反映了西方“文明”去蛮进化的紧迫性。

　　由此，我们应该想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体两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让中华文明以“人的道德、人的智慧”所引领的“人的历史”重回文明正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让进化不足者逐步领悟和具备“人的道德、人的智慧”，从而走上“人的历史”之路。

　　这是中华的历史使命，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