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开：土改，这粒“时代之沙”绝不会被软埋

　　土改的全称是土地改革，这个看似颇具历史感的词汇，其实仍在使用并实际进行着，只是改革的指向有了变化，比如农村土地确权。

　　若作为一个狭义词汇，则是专指1947年～1953年分阶段进行的土地改革，著名女作家丁玲于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最早期反映土改的文学作品。

　　近期，出版于2016年的一部反映土改的小说，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的一场坊间大对怼，而重现于人们的视线之中，并因作者太过“我只按我自己心里的内容去写”，以及太过专注“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却忽略了审视土改这粒“时代之沙”是怎样炼成的，便必然有了以未盖棺定论之意予以软埋之嫌，进而再次引发争议。

　　那么，土改——这粒“时代之沙”到底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到底落在谁的头上?在纵观历史之后，答案可能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自古有之的土地改革

　　仍需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起，其描写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情况，可是，本文开篇却说土改的时段是1947年～1953年，为何会出现时间差?

　　其实，确立“1947年”这个时间点，是因为那年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但此前在解放区已在实施相关工作。事实上，对于土改的时段划分，乃至某个时段是否适用这个词汇等，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看法及争论，但本文不会掰扯学术名词的框定范围与细节，而是要纵向扫描历史中的土地问题，包括广义的硬性土地革命与柔性土地改革，以便以大视角审视狭义的土改。

　　如此一来，就会扯得有点远，以至穿越到中国有了明确史载的时候，呵呵。

　　商朝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而且不允许买卖，即井田制，到了春秋时期，实际已经蜕变为贵族公有制。这与与迷信无关的“封建”有一定关系，说白了，就是把“中国”之外的土地，分封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嗣去建“国”，并因世袭制而对“国”有土地拥有继承权，但若谋反或赶上削藩，土地便会被收回去或再封出去，也就形成了土地流转。

　　最早有意识成体系进行的土地改革，当属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作为重要举措之一的“废井田”，直接导致了实际上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虽然商鞅后来被贵族们施以车裂，但以田宅“奖军功”这一条肯定是收不回去了，否则就没人愿意替你打仗了。

　　此后，土地私有制便与揭竿而起的战争、改朝换代的土地流转紧密联系在一起，其间一直存在姓公还是姓私的争执，但逐渐达成一个似是而非的共识，即：土地可以私有制，附着物如住宅建筑等也可以私有制，但天下公有于天子，并对土地上的农作物拥有绝对支配权，包括强制性地征税、征粮、征购、征用等，只是比重有别而已。

　　在此基础上，大致会出现两种具有关联性的情况：

　　其一，当上述比重被天子以“公”有为由，过于强制性地倾斜于己，包括基于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大兴土木等需要，加之实力阶层从中巧取豪夺，进而令农民乃至部分地主承受不起时，便是又一轮的揭竿而起与改朝换代。

　　其二，若因政治、军事、经济或自然灾害等，导致土地无序流转，其过程必然是一方在贪婪地巧取豪夺，另一方则悲愤地忍气吞声，由此便会埋下社会矛盾的伏笔;若进一步无序到农作物的支配权，随着土地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进而影响到多数人的生存权时，便是又一轮的揭竿而起与改朝换代。

　　世界之大，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中国并非特例，只是自秦朝以来集权制下的农业社会特征太过突出，因此，集中体现于农作物支配权的土地之争，便在史记中尤为明显。

　　进一步而言，中国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自商鞅以来，试图予以解决乃至力图彻底解决的大有人在，若笔者继续翻故纸堆，即便写成一本书也讲不完。

　　闲言少叙，快进到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在“一切土地和财富均属皇上帝所有”的基础上，确立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原则。至于洪秀全执行的效果如何?仅凭其农民起义的性质，以及政权维系了短短十余年的结果，便可知广大农民没有切身感受到实际好处，显然是“均属皇上帝所有”在比重中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任何事物不论如何被标榜，必须要通过实践看实际效果，否则，只能是一张被画得很美丽的大饼。

　　仍闲言少叙，快进到本文真正要讲的首位主角，即曾受太平天国影响并自诩“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

　　小节关键词：天子、实力阶层、农作物支配权、土地流转、农民。

　　二、孙中山至死未竟的理想

　　孙中山曾一度被强调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如今的标准定位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等。

　　孙中山针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确立了两大原则：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先说后者，明显是对资本妥协下的权宜之计，因为很难对“节制”予以量化，也就没有了可操作性，这意味着支撑民生主义的两条腿，先天性地就残了一条。

　　再说前者，直接涉及土地与农民问题，早在1905年同盟会宣言之前，孙中山便提了出来，至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细化为“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这可谓是直插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佃户，看似既有了明确目标，又具有可操作性，但实质呢?

　　首先，将“平均地权”蜕化为默认地主权利的“耕者有其田”，这意味着支撑民生主义的另一条腿，又被国民党自残了。

　　其次，出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当给以土地”的土地来自哪里?

　　按照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设想，便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说白了，就是向地主赎买土地。

　　可是，当时国民党虽然号称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但实际是相对于北洋政府的广州南方政府，即便这个“南方”也仅是实控着两广，以及视军阀的态度而暂控的闽滇部分地区，尤其国民党手中没有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5月)，也没有钱，正急盼着苏联援助能够到位，以便压服身边的军阀，进而向北洋政府开战，拿什么向地主赎买土地?又怎么落实耕者有其田?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留待后文的国共对比部分再讲。只说孙中山在第二年即1925年，留下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他便撒手人寰，甚至未能亲见北伐成功，更未亲见 “耕者有其田”得以落实。

　　1928年二次北伐成功了，看似中国得以统一，但对于蒋介石的执政理念，至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作霖等不认同，随即爆发了1929年蒋桂战争及粤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等。后者虽用“中原”命名，但几乎波及全国，各方动用兵力在110万以上。

　　再看局部的四川省，自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至1933年刘湘在“二刘之争”中胜出，刘文辉败走西康，二十年间，该省内发生大大小小400余次战争。刘文辉为了维持军力割据一方，竟然将西康省的税款预收到1997年;更甚的是川军第23军军长刘存厚，将川陕边区的税款预收到2050年。

　　当年的战争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本无法避免，可是，农民该怎么活?即便耕者有其田得以落实，但面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包括实力阶层从中巧取豪夺，农民又能怎么活?

　　小节关键词：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军阀战争、苛捐杂税、农民。

　　三、农民与民间实力阶层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对“民”有着极其高度的重视，若凝结成一句话便是：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

　　进而，以“食”为中心，便衍生出两个关键性问题：必须保证有吃的;必须保证有人并有条件种吃的。再进而，国家的首要重任必然地落在农民头上，反之，统治者有责任也必须保护农民的权益，否则，陈胜、吴广们就会揭竿而起。

　　正是因为不断的抗争包括改朝换代，统治者逐渐形成一套管理体系与模式，其中必然包括对农民的妥协，但从历次改朝换代的造反者或革命者的角度来看，那些妥协具有一定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在官方建立的管理体系之外并之下，还有一套历史自然形成的自助式管理体系，即氏族家长制，其相对于国家法律，所执行的是宗法附加礼教。

　　这就又要穿越到商朝了，其管理体系的核心是前文提及的“封建”，但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分封制管理模式，自西汉尤其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便被文官制所取代，不过，以血缘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并未消亡。

　　众所周知，以氏族聚居为主要形式的村庄，一直是国家行政管理下的最小基本单位，其上是乡，再其上是早在春秋时期确立的县，至清末民初，虽然历经郡县制、州郡制、道路制、行省制等变革，但国家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一直是县，也就是行政体制到七品芝麻官为止。

　　至于县以下的行政管理职能，自秦汉时期就下放给了民间，即在设立乡、里、亭的基础上，给予体制外的相关人员一定职权及职称，但必须接受七品芝麻官的管理。

　　比如在《西门豹治邺》中，被西门豹下令投入河中的“三老”，其相当于乡长兼宣传科长、教委主任，从“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来看，可见欺上瞒下的职权之大，以及巧立名目的贪获之多。

　　另外，还有相当于乡镇法庭庭长兼税务所长的“啬夫”，以及相当于派出所所长的“游徼”等。

　　在不同朝代，上述人员的遴选标准不同，但基本是出自宗族长老、乡绅士子，以及告老还乡或长期赋闲的官吏，乃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等。他们一方面可以施用民间宗法，另一方面也可以执行国家法律，在明朝初期，甚至有权扭送地方长官至京城上告，可见实权与实力之强。

　　事实上，民间实力阶层的实力并非全是天子赋予，主要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之上，包括出相拜将的氏族子弟，附含泛血缘关系的横向歃血结拜、纵向师生结社等，均可归结或体现于族权，乃至上可抗衡皇权，下可压制民权与民生。

　　不可否认，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也可依托血缘关系制衡民间实力阶层。尤其近在咫尺的聚居形式，一旦有人反抗，往往是防不胜防的血光之灾，因此，民间实力阶层要比天子及流官(七品芝麻官以上有一定任期并异地任职)更加谨慎，并会对农民做出更大妥协，包括出面出资举办或设立义捐、义学、义田、义仓、义冢等，在农忙时节也会善待长工、短工，等等诸如此类的善举。

　　反之，民间实力阶层一旦感到近在咫尺的威胁，便会采取比官方更加严厉的应对手段，包括以氏族宗法为由，或借国家法律之手，乃至勾连帮会匪盗，予以斩草除根以免后患。从近代某些将领的早期经历中，也能看到无法在家乡存身的背景。

　　进一步而言，在社会稳定时期，民间实力阶层也会义字当先，但在社会出现动荡，包括上文提及的军阀混战，便多是乘人之危敛财，以及痛下杀手除患。

　　由此，便直接涉及一个站位问题，即不同的站位角度，势必就会看到不同的呈现，也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归结起来就是立场问题。

　　若抛开任何立场，仅从历史角度俯瞰鸦片战争以来，尤其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将平均地权纳入三民主义——势必就会得出唯一的结论，即土地革命势在必行!

　　小节关键词：血缘关系、民间实力阶层、氏族宗法、农民。

　　四、土地革命时期的国共之别

　　按照史学家的划分，1927年8月～1937年7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土地革命时期。

　　先说此前，并引出本文的第二位主角。

　　从1920年出现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正式建党，再到1927年“三大起义”后建军，其间经历过组织领导学运、工运、农运、兵运。

　　仅从主要工作内容而言，毛泽东早期专注于学运与工运，在1924年～1925年因病回家乡休养期间，他启动了当地的农运。据其对美国记者斯诺讲：“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者的程度。”

　　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国共第一合作下的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多年后，他关于这篇文章对美国记者斯诺讲：

　　【“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陈独秀反对我这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

　　1926年5月～9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此前的主要负责人是彭湃。

　　插入一段：前文曾讲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耕者有其田”原则，落实方式是向地主赎买土地。不过，在国共合作的情形之下，国民党左派也有倾向于激进方式，只说1924年底，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赴粤西广宁开展农运，遭到地主武装的暴力反抗，接报的廖仲恺亲拟大元帅令(孙中山已启程北上)，调派以黄埔生为主的铁甲车队前去支援。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由此正式介入并领导农运工作，后赴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9月，领导发动秋收起义，进而将中国历史带入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打土豪、分田地，但任何新生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土地革命的过程也一样。

　　若从外在形式来看，是从打土豪、筹款子过渡到打土豪、分田地;

　　若从落实方针原则而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于1928年12月颁布了首部成文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条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又于 1929年4月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则修正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此后，根据具体情况及形势，对相关细则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打土豪、分田地始终未变，以至成为最具标志性且最响亮的口号。

　　若从口号看国共宗旨之别，在第一合作发起的北伐期间，喊出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及“打倒土豪劣绅”等。

　　只说土豪劣绅，便属于前文提及的民间实力阶层，其由两个名词组成，若分别细化来看，土豪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即地主中的恶劣者，或称恶劣的地主;劣绅便是恶劣的乡绅。

　　实事求是地讲，国民党虽然有各种实用主义的妥协，但打倒列强、军阀、土豪、劣绅的根本目标没有变过，包括进行土地改革，并曾屡次进行硬性或柔性的尝试，但直至败退台湾后，才认真学习中共落实土改。可是，为什么?

　　回到土地革命乃至大革命时期，中共是将“打倒土豪”下沉至地主，部分阶段至富农，在井冈山早期是“没收一切土地”。在此基础之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共产党是“分田地”，国民党是“先买后分”，而且仅分给无地的佃户;最本质的症结在于——国民党代表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请注意，这并非仅是从政治学角度而言。

　　那么，就从蒋氏父子的阶段性经历来看。

　　1927年，蒋介石之所以发动“四·一二事变”，并带动“马日事变”等，进而导致国共分裂及宁汉分裂，主因之一便是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农运与土改，直接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根基，而反弹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蒋介石为了筹办北伐军费，以及避免与外国列强发生军事冲突，当时正在暗中串通江浙财阀，后者必然会讨价还价反施压力。

　　其二，国民党的中高层文职官员，尤其军队的中级以上军官，多数家庭比较盈实，乃至就是地主、买办、资本家，或其本人在为官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盈实家产。

　　进一步而言，国民党自己培养的军事人才，主要出自1924年开办的黄埔军校，在北伐期间，黄埔生多数处于连排级，少数达到营团级，当时影响力其实很小。此外，北伐初期的8个军，仅有第1军是由5个黄埔教导团改编而成，其他均是延续于军阀部队，比如第2军为湘军，第3军为滇军，第4军为粤军，第5军干脆就是杂牌，军长李福林出自绿林……在北伐的过程中，又陆续收编诸多地方军阀。

　　显然，随着北伐军北上而开展的农运及工运，必然会触及上述人员的利益，可能是其本人，也可能是血缘或泛血缘的关系人，也就必然会予以反弹，何况其中一些人掌握着军权。

　　事实上，当时中共方面与国民党相仿，多数干部的家庭比较盈实，毕竟闹革命也需要一定成本。请记住这一点，后文会重点讲到。

　　继续说蒋介石，而且快进到1932年，他准备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其手下将领薛岳指出，除了采取军事行动，还应像中共那样搞土地改革。不过，按照国民党的方针原则只能向地主赎买，结果到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那里就给否决了，仍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接下来，就该说到小蒋蒋经国了。他在1939年～1944年主导了“赣南新政”，凭借着12年的留苏经历，也算是搞得有声有色，政绩之一便是“扶植自耕农，着手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

　　若深入剖析的话，蒋经国主政的赣南实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所辖11个县原本均属中央苏区，在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定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其中，军事方面呈现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仅瑞金县的人口几乎锐减一半;至于政治方面，则是基于陈诚提出的“仰以共产党搞的一切办法制服共产党”。

　　也就是说，蒋经国搞的“赣南新政”，本质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权宜之计，加之其太子身份要钱要物要人方便，以及依据国民党颁布的《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附乱人员处理办法》等，便可以在土地改革方面有一定操作空间，因此，在局部地区取得一些成绩是顺理成章。

　　但是，这毕竟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权宜之计，所以，国民党并没有大范围推行“赣南新政”。不仅如此，蒋经国在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并亲自打老虎时，结果是被反弹得灰头土脸，只得辞职了事。

　　究其根本原因，便是上文所讲“国民党代表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相比而言，中共的土地政策虽然屡经调整，比如前文所述的土地革命早期，《井冈山土地法》至《兴国土地法》的变化;比如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未进行土改的地区侧重于减租减息……但是，基于土地为农民争取最大权益的主线始终未变。

　　即便如此，包括1946年已在解放区推行土改，又于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但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现实状况仍是7%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而占农业人口57%的贫农，人均土地只有地主的1/40。

　　总之，作为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既定方针，土改在全国范围推行便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就于1950年6月30日颁布了。

　　重复一遍，土改是历史的必然!

　　以至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于1949年开始正式推行土改(此前屡经尝试，包括“赣南新政”)，并经历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三个阶段。

　　台湾的土改之所以相对柔和一些，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其一，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在1924年召开一大时，便定下“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原则，而在1948年签订《中美经济协助协定》时，将美国对华援助资金总额的10%，作为专款拨付给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以推动农村与农业发展，原本计划施用于全国，后来集中于台湾一省，显然就相对容易许多。

　　其二，中共解放大陆地区的过程，等于是替国民党清理了大部利益集团，至于败退到台湾的那些人，势必不敢再表现得吃相太难看了，何况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势必会痛下杀手，只说迄今仍被台湾民间痛斥为白色恐怖的戒严令，在蒋介石死后十二载的1987年，才由其子蒋经国宣布解除。

　　也就是说，蒋介石延及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所有政策，均是在强制力的拱卫之下，即便如此，其土改的难度也远远低于大陆地区，也就没有可比性。

　　何况前文曾述，无疾而终的“赣南新政”，以及全面挫败的币制改革、打老虎等，也表明蒋氏父子最多只有治理一省的能力，而且是在被倒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之下，加之有美援支撑，否则，不可能推行土改，仅凭那些利益集团的贪婪吃相，即便推行也不可能成功，而不成功便意味着战乱不止——中国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纵观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予以解决。

　　如果看历史仅看到这一层面，显然还不够深入与透彻，只因为——

　　五、土改不仅止于广大农民

　　土改对于广大农民的意义就不再赘述了，于此，仅从反射至中共本身而言，至少确立了延续至今的三大铁律：

　　其一，必须下沉至田间地头

　　“土改工作队”看似已成历史词汇，但工作模式及作风保留了下来，及至如今的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这不仅成为检验相关工作是否到位的标准，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铁律。

　　其二，绝不容民间实力阶层

　　前文曾讲：民间实力阶层的实力并非全是天子赋予，主要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之上，包括出相拜将的氏族子弟，附含泛血缘关系的横向歃血结拜、纵向师生结社等，均可归结或体现于族权，乃至上可抗衡皇权，下可压制民权与民生。

　　毋庸置疑，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就是败于此。事实上，目前的台湾政坛仍受困于这一历史顽疾，包括不论信仰如何，必须要走拜庙这一过场;不论民间疾苦如何，下基层必须要过里长这一关，并视其态度决定是否止步。

　　反观大陆的土改，所有事情都摆在明面上，不仅被面对面地一次次声讨与复核，更被尺子一寸寸丈量与确权，进而，广大农民被激发出来的参与积极性势不可挡，以至冲破了积累数千年并令皇权生畏的氏族壁垒，而下沉至田间地头的工作队模式，也在时刻防止民间实力阶层死灰复燃，以免这一历史顽疾为祸乡里。

　　其三，绝不容染指土地及农民利益

　　前文曾讲：当时中共方面与国民党相仿，多数干部的家庭比较盈实，毕竟闹革命也需要一定成本。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成本是指经费，由此可延展至氏族的支持。仅说毛泽东曾遭军阀通缉抓捕，在家乡人的帮助下得以逃脱;他还曾将妻儿安置在家乡，以至因闹革命先后失去6位直系亲属，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有诸多人情要还。

　　当然，毛泽东所代表的是经过各种考验的早期革命者，他们的思想境界不会被所谓人情左右。

　　那就从另一个角度看，解放前夕的1948年，任弼时鉴于实际情况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将有4万名干部缺口。此后，先后成立了旨在培养新干部的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以及以华北、华东、西北、中原、江西、湖南、湖北等命名的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等。

　　以上仅是定向招收并异地任职的新干部，更多的则是在本地入职，另有旧政权的沿用人员，以及起义投诚的军职人员等。由此，可见培养改造工作之重之难。

　　回到并集中于土改，这项工作的强势推进与落实，无疑是最大且最触及灵魂的现实教育，即：参加革命工作就别想发财，也别想徇私情，更别想由此介入并主导民间实力阶层。进一步而言，土改，这粒“时代之沙”落在了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头上。

　　不可否认，类似“建国第一贪”刘青山、张子善的人物仍然存在，包括有关土地的贪腐或侵占个案，比如巧舌如簧、理直气壮地“占用8亩荒地私建别墅”等，不过，土改、工作队与广大农民共同炼成的那粒“沙”，始终悬在时代的上空，必将落在任何一名觑视土地及农民利益的贪心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