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王中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全球格局：WTO的视野
世界工厂：“半边缘地区”
中国：贸易伙伴分类
经济系统：自主性还是依附性？

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露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强过一阵的经济震荡，一个个曾傲视全球的银行亏损、被接管甚至关张，一个个曾被人羡慕的国家陷入破产边缘，在全球经济风声鹤唳之际，《南方周末》2009年2月18日发表长篇报道《跨国血拼：中国人不像有经济危机？》，描述了“许多有钱中国人”“出国血拼”的潮流，他们的队伍“像春运”，他们在欧洲大街上“像蝗虫”，他们抢购奢侈品像“抢白菜”，甚至有看房团要启程前往美国考察，准备“抄底”，以至于西方人议论，“中国人不像有经济危机”，“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这不免让人联想起80年代日本人“买下美国”的壮举。而历史告诉我们，此后等待日本的是“失去的十年”。
简单的联想不足以得出清晰的判断，让我们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实际地位开始观察。

全球格局：WTO的视野

　　过去三十年，经济理论界里，“全球化”无疑是最强势的声音。而今这“全球化”到底“化”到了什么程度？中国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让我们先看看“全球化”的“领导机构”WTO组织提供的数据。
WTO组织将全球分为7个大的贸易区：北美、欧洲、亚洲、中东、独联体、中南非、非洲，给出了2006年区域间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据此，笔者绘出了图一。图中的联线宽度与双向出口之和成正比。

图一：各大区间的双边贸易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7_e/its07_world_trade_dev_e.htm
图一显示：世界贸易主要是在亚洲、北美和欧洲之间进行，而两条最粗的连线都出自亚洲，这三个区域的经济高度相关。独联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中东的主要贸易伙伴顺次为亚洲、欧洲、北美；中南美的主要贸易伙伴顺次为：北美、欧洲、亚洲。至于其他的双边贸易则微乎其微。
认清这个系统的性质还需关注财富的净流向。图二的箭头代表区域间的净出口，同样，箭头的宽度与净出口量成正比。

图二：各大区间净出口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7_e/its07_world_trade_dev_e.htm
数据显示，区域间净出口最大的是亚洲向北美，其次是亚洲向欧洲。图中的主要箭头提示我们：亚洲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它的产品主要供养北美、欧洲。而中东则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能源供应者。

世界工厂：“半边缘地区”

　　这一格局让人想起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沃勒斯坦的眼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域上存在核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的等级结构。
构成核心的是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国家，它们的特征是高技术、高垄断、高利润、高工资。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只有（也只能有）少量国家处于核心区；
边缘区生产活动的特点是低科技、低垄断、低利润、低工资，输出的是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沃勒斯坦把它称作“边缘类生产活动”；
图二提示我们，亚洲主要扮演着“半边缘区”的角色：从边缘区进口初级产品，为核心区生产成品。所谓核心区，主要是美国，图二显示，对所有其它区域，北美都是净入口，是全球唯一的财富净流入的地区。事实上，进入80年代后，美国就是持续的外贸逆差（见图三）。而来自亚洲的净进口占到了绝对多数。

图三：美国的国际贸易平衡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与之相反，中国90年代后进入了持续的外贸顺差（见图四）。那我们有哪些主要贸易伙伴？相互间是什么关系？

图四：中国的国际贸易平衡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伙伴分类

　　图五为中国大陆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进出口总额。数据显示：美国、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德国构成了“第二梯队”，其他国家和地区则远小于此。

图五：中国大陆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六为与中国大陆贸易最不平衡的国家和地区。顺差最大的顺次为：中国香港、美国、荷兰、英国、阿联酋、西班牙、墨西哥、土耳其、巴拿马、比利时。其中香港和美国的顺差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逆差最大的顺次为：中国台湾、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联邦、泰国、沙特阿拉伯、安哥拉、阿曼、菲律宾。

图六：中国大陆外贸顺、逆差各自最大的前10位贸易伙伴

（单位：万美元）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和香港，与之相比，其它贸易伙伴低很多。如果按美国的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中国统计数据高出一倍以上。曹乾、何建敏在《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额究竟有多大 1993--2002年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 2004年第 8期）中分析了这种差异，：
“1993--2002年间，香港将美国转出口中国的金额平均为 53亿美元/年，占美国对中国出口额比重为39.3％，香港将中国商品转出口美国的金额平均为303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比重的90％以上；”
据此认为香港转口贸易是两国政府统计数据差异的根本。他们扣除重复统计与转口增值（转口成本与利润）后，计算出调整后的中美间贸易顺逆差数据，比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高出30%以上。已有许多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商品在产业链的上定价被压得极低，在这样的贸易条件下，中国对美贸易还出现了如此巨大的顺差，可见，中国向美国的财富净流出达到了何等规模。
至于主要的贸易逆差伙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一方面，他们靠超市和专卖店占领了中国大陆大量的零售市场和时尚品市场；一方面他们在中国拥有大量企业，中间产品高价输入，而产成品低价输出，这是跨国企业降低账面利润，逃避所在地税收的惯常操作。
另一类贸易逆差伙伴，则主要是向中国输出能源与原材料，中国将其加工成产品，再输出到核心区国家。

经济系统：自主性还是依附性？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巨额外贸顺差举世瞩目，不时有各国政客拿它说事。这外贸顺差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中国外贸顺差完全是加工贸易造成的，扣除加工贸易后，中国的正常贸易其实基本是逆差。海外资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离岸”加工厂，这是中国外贸顺差的根源。
不同类型企业占中国出口的份额，印证了这一格局。海关将出口企业分为外资、国有和其他三类。海关总局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5年7月开始，数据显示：外资企业控制了我国50%以上的出口份额（见图八）。

“两头在外”——把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形象表述，但它忽略了核心技术、品牌、营销网络与控制权，这些产业链中最关键的要素其实也统统“在外”。
外资不但控制了我国的出口环节，也相当程度地控制了我国的生产环节。《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按行业分‘三资’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前者可大体代表整个工业的状况，而后者可大体代表外资企业。
两张表的指标体系相同，包括：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资产总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固定资产原价、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本年应缴增值税、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可据此计算“三资企业”在上述每个指标中所占份额，如果以这些份额的平均值作为“三资企业”占某行业的份额，数据显示，2006年三资企业在被视为高科技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业中占到了70%以上的份额；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中所占份额超过50%；外资所占比重超过30%的行业共计16个（见表一）。

　　由此可清晰地看明白，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中国所处的位置：给国际资本打工。这种地位使中国经济难于自主，在“全球化”的大系统中，中国经济是一个偏斜的子系统，它需要另一些反向偏斜的子系统来“互补”，否则，整个全球经济大系统就无法运转。

从中美“互补”到“Chimerica”

商品与货币
劳力成本
资源
环境
社会安定
债务：显性与隐性
“Chimerica”？

前面描述了在“全球化”体系内，中国这个子系统的功能：大量生产、大量出口。为了整个体系的运转，必然有另一些子系统的功能与之“互补”。美国就是其中的典范。所谓“互补”意味着将一方的状态翻过来，就是另一方的状态。

商品与货币

　　在市场经济中，伴随商品流动的，是货币的反向流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日渐增大的外贸顺差，和日益膨胀的外汇储备----美国印刷的绿色bill（见图一）。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据报道，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10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10月中国增持美国国债659亿美元 刷新年内纪录》2008年12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6,529亿美元占到当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额（18,796亿美元）的35%，占到美国国债总量的21.44%。根据此文提供的数据，美国的主要债权国见图二，中国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由此，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货币/产品互补：中国生产产品，美国消费；中国赚得美元，回头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的年利率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目前已接近于零（见图三）。

数据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上述报道称：“10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较9月大幅增加659亿美元。”而10月份的外贸顺差为352.4亿美元，将外贸顺差全部用于增持美国国债尚不够。无怪乎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贾兰尼(Brahma Chellaney)称：“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已经形成“放债者与欠债者的关系”。（《印度以矛盾心情迎接“奥巴马时代”》2009-01-22联合早报）　　既给美国造东西，又给美国发钱，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与“发达的”美国之间的“互补关系”。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层。中国生产的商品之所以能大量流出，源于价格优势。而价格优势则源于低廉的劳力成本、资源消耗和几乎无需成本的环境破坏。在这些层面，我们能看到更丰富的“互补”。

劳力成本

　　关于劳力成本，正如“国际大循环”战略倡导者王建指出，中国劳工极低工资的状态已经维持了二十年：
“……我们国家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说20年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工的民工，一个月挣四五百块钱，20年后也还是挣这个钱。为什么20年过去了，工资几乎就不变？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呈现两极趋势：一方面高级人才的市场价格与国际接轨，不断往上涨；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长期被稳稳地压低。一般的小国，没有这么大的腹地空间，没有这么大的后备劳动力资源，这就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长期有竞争力。产品价格低、质量又好，所以越来越迎合发达国家的水平。”（《中日贸易摩擦的背后——访著名学者、国际大循环经济战略问题专家王建》2001年06月22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署网站（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提供的数据，2007年美国每周平均工资为695美元，相当于月薪20,850元人民币。而《中国统计年鉴2007》显示：中国年平均工资才21,001元人民币，即美国人工作一个月挣中国人一年的工钱。
这种差距的一个原因是就业结构。直到2006年，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毛毅/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仍占就业岗位的67.3%（见图四）。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年鉴》

与之相反，美国就业岗位中这类比重小得多，高收入职位的比重远高于中国（见表一）。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分到了苦力环节，而美国人占据着老板和管理环节。这是中美“互补”的另一个方面。

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

资源

　　进入本世纪后，与加工贸易急速增长同步，中国能耗急速增加。相反，美国能耗增速远低于中国。据《国际能源年鉴2006》，中美两国能耗趋势如图五。如果维持这样的趋势，中国能耗将很快超过美国。

对比中国的能耗与加工贸易（见图六），两者均于90年代后开始高速增长，表明中国耗能主要是在为别人生产。而美国耗能主要是自己享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然而，中国是个资源紧缺的国家，这样的生产定位，导致自己的资源快速消耗。中国的能源以煤炭为主，进入20世纪后，大型矿难接踵而至，安监局疲于奔命，这暗示我们，安全易采的煤矿已经采尽，我们只能用矿工的性命来维持这台经济机器的运转。
于是，中国耗尽自己的资源，为美国生产廉价产品，而美国却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中国说三道四。这是又一个层次的“互补”。

环境

　　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部分来自几乎不受制约的环境破坏。关于环境破坏的报道早已充斥了媒体。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环境破环已经不是一个个的孤立事件，而在威胁着大片区域的持续生存。环渤海地区就是一个典型。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的能源基地、化工基地和钢铁基地。这些行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基座，为其提供动力与原材料。扮演这样的角色，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渤海正在走向死亡。
历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数据告诉我们，从启动《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2001年起，到2007年，渤海污染水域面积呈指数增长，短短六个年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47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6.58倍，轻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26倍。尤其是从2006年到2007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1.21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2.07倍（见图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更有相关海洋专家出语惊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污染，那么10年后，渤海将变成“死”海；既使现在开始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仅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来恢复清洁，也需要至少200年。
整个渤海不过9万平方公里，图七显出的污染指数增长态势提示我们，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基于这些数据，简单地用logistic函数外推，得出的结果见图八。

图八告诉我们，如果维持目前的趋势，到2013年，轻度及以上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17年，中度及以上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22年，严重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28年，整个渤海将变为一腔臭水。渤海沦为死海，指日可待。
在飞机上俯瞰美国，最让人羡慕的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在美国行走，随处可见图九这样清新、幽静、美丽的环境。

即使处于内华达酷热荒漠中的拉斯维加斯，也能不惜工本地营造、维护人工生态美景（见图十）。

 

于是我们看到又一个层面的“互补”：被精心保护的美国环境与日渐破败的中国环境。

社会安定

　　消费多生产少的美国不得不靠超额发行钞票来应付，以至于它的货币发行量增速远远超过了其GDP的增速。这造成了潜在的通胀压力。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而流入美国政府的货币，保证了美国的低通胀和社会稳定。
为此付出代价的是中国的社会稳定。农村最有活力的成员成了外资的打工仔，为美国人创造财富。被死死压低的劳力成本使他们不可能转换为城市人口，当数千万农民工退出劳动年龄后，他们能上哪里？
被接纳为城市市民？这意味着必须弥补以前为廉价出口而克扣的劳动成本。谁来支付？当年的资本家？他们恐怕早已荣归故里，不见踪影，即使找到，也于法无据。现在的资本家？他们已经对日渐提升的劳力成本感到压力和强烈的不满，正在动员学界大造舆论。偷驴的无恙，拔橛的赔钱，资本家们傻吗？
另一条出路是让他们回农村。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只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二三十年来，大量社会资源被吸引到沿海打工城市，广大内陆农村日益凋敝。这次华北大旱暴露出了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的问题，它们大多数是80年代之前修建的。而目前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机制，根本不可能引导资源投向这个方面。被赶回凋敝的农村，对这数千万在城市里为资本利润、为美国人耗尽青春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会作何反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们的子女又会做出什么反应？
于是美国的社会安定与中国社会积累的巨大应力，成为鲜明的“互补”

债务：显性与隐性

　　大手大脚的美国人欠下了巨额的显性债务。据媒体报道：
“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然而，上述农民工问题表明，无论是接纳他们进入城市，还是把他们赶回农村，政府都不得不为维持社会安定支付巨大的成本——这其实是过去二三十年间政府积累的巨额隐性债务。
这样的对比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反过来就是美国，两者嵌合起来正好“互补”。

“Chimerica”？

　　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金钱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中国人获得增长，美国人得到低通胀和低利率。
对此《现代快报》于2008年11月21日以《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为题发文，自豪地宣称：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更何况在当今世界同心协力抗击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也有着更多的含义。”
说白了，Chimerica就是东家与长工间的“互补”----长工干活，东家得收成，穷鬼长工一分一厘地攒钱，因为这是血汗换来的；而败家子东家花天酒地，因为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今东家搞得要破产了，于是盯上了穷鬼长工的荷包，叫他“负责任”，还说这是长工的根本利益所在：否则，东家破产了，你上哪里去打工？
　于是长工成了英雄，所谓“负责任”就是“英雄救美”。
就算我们愿意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为了保全打工者的地位，去救东家，问题在于，“英雄救美”能否成功？这要看美国经济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从基钦周期到朱格拉周期

脉搏：GDP的年增长率
“反周期”政策：效果与作用
货币压力：消费品还是资产
同步强化：贪婪与恐惧
未走完的朱格拉周期

前面描述了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互补。目前希望中国“英雄救美”的言论充斥的海外媒体，国内也不乏跃跃欲试者。为了“救美”我们至少要知道“美人”疾在何处，腠理？肌肤？肠胃？骨髓？
美国是当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是令许多国家的精英群体神往的国度。“寡人何疾？”伤风感冒而已，那怎么就成了这次全球经济地震的震中？
让我们从号脉开始。

脉搏：GDP的年增长率

　　图一为战后美国真实GDP的年增长率数据，图中蓝色粗线为增长率波动的平衡位置，蓝色细线则刻画了增长率的波动范围。
数据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SelectTable.asp?Selected=N

观察图一，可以发现，80年代之前，美国明显存在四年一循环的所谓基钦周期。基钦周期又称为存货周期，其内在机制学界已有共识：追逐利润的投资冲动导致产能高速增长，而追逐利润又导致工资的增长远低于产能的增长，于是社会供给能力逐渐超过社会购买力，导致销售不畅、存货积累、利润率下降，最终引发萧条，大量厂商收缩乃至破产，靠销毁多余的产能来恢复供需平衡。
基钦周期使美国的经济大起大落，不但毁灭了大量的财富，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对付它，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反周期”政策，其关键在于，当经济出现收缩时，向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资金。这一政策能有效地“熨平”经济波动，图一显示，美国经济的波动幅度持续收缩。更值得注意的是进入80年代后，基钦周期已经不明显了，显眼的是两轮大约10年的朱格拉周期：（1982年3季度—1991年1季度；1991年1季度—2001年4季度）。

“反周期”政策：效果与作用

　　“反周期”政策由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组成。从财政角度看，它导致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张（见图二）。数据显示，在70年代之前，除个别年份，美国财政大体保持盈余，而进入70年代后，反了过来，除个别年份，美国财政大体保持赤字。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其实真实的情况远比图二显示的严重。观察美国的财政收支表，发现其中包括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社会保险的收入不是各种税收，它是社会委托政府代管的资金，属于社会成员，最终要还给公民；而税收则无须归还，任由政府使用，只要能通过议会审批。如果扣除这一项，美国政府货币收支平衡如图三，自60年代起就进入了持续的赤字。而今美国政府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正是这数十年赤字财政的必然结果。

“反周期政策”的另一支柱是货币政策，面对需求不足时降低利率、增发货币以刺激消费。长期超额发行货币，必然导致社会上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日渐失衡。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找到的美国货币发行量数据可追溯到1959年一季度，以此为基年，设广义货币M2和以不变价格计的GDP均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长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长到26.58（见图四）。这意味着，与1959年一季度相比，单位GDP对应的货币增加为5.42倍。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几十年来几经变动，目前被比较广泛认同的是“盯住通胀”的政策：货币发行量以设定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为唯一控制目标，不考虑其他政策目标。逻辑上，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将使货币发行量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 同步。这意味着，货币随着物价逐年贬值，而只要物价指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这样通过货币的缓慢贬值，就可以做到“这里的赖账静悄悄”。
图五为货币存量与当年价计算的GDP比较（均取基期为1）。数据显示，在1988年以前，货币存量与当年价计算的GDP走势大体同步，此后货币存量的走势甚至慢于当年价计算的GDP。这表明，美联储事实上执行了“盯住通胀”的政策，1988年后美联储执行了更紧的货币政策。可见保持“强势美元”是美国的真实意图。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持续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和来自亚洲极其低廉的产品。即使如此，自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的日用品价格还是显出不祥的走势（图六）。如果没有大量廉价进口商品从中国等“半边缘地区”国家源源输入，没有这些国家不断地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情况可能更险恶。

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cats/prices/price_indexes.html

这正是伯南克始终关注通胀风险的大背景，他当然清楚美国滥发了多少货币。直到2007年2月，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已经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还一如既往地关注通胀压力。直到8月7日，美联储的声明仍强调，“关注的重点仍是通胀压力能否像预期那样得到缓解”。

货币压力：消费品还是资产

　　然而，危机的核心却不在日用品价格，60年代以来，日用品价格不过涨了几倍，而美国三大股指上涨则超过了一、两个数量级！（见图七）。

取自：http://finance.cn.yahoo.com/q/bc?t=my&s=%5EGSPC&l=off&z=l&q=l&c=&c=%5EGSPC&c=%5EIXIC&c=%5EDJI

为何有如此明显的差异？由于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持续地转化为潜在资本，导致追逐商品的货币与追逐利润的货币失衡。统计上广义货币M2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是M1(现钞、信用卡及活期存款),它主要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M2中其他部分是各种存款，它们追逐的是利润，图八表明，在美国广义货币M2中，M1的份额持续下降，证明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于追逐利润的货币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于是货币压力主要不是聚焦于日用品上，而是聚焦于有可能赚得利润的“资产”上。注意到图四显示的广义货币M2相对于真实GDP的超速增长，可知有何等巨额的货币在追逐盈利机会，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暴涨。
事实上消费品价格指数只反映了货币压力的一小部分，货币压力主要压在资产上。“盯住通胀”政策的成功，使各国央行忽视了货币压力的主体，而这方面积累的压力最终爆发，导致了这次全球性的危机。

同步强化：贪婪与恐惧

　　比较图一与图七，可以发现，从1991年1季度—2001年4季度的GDP波动与从1991年—2002年的股市波动在时间上大体吻合；2001年4季度至今尚未走完的GDP波动与从2002年至今尚未走完的股市波动在时间上大体吻合。这暗示我们，造成美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已经不再是前述基钦周期的机制，而是朱格拉周期----熊彼特认为它是投资机会波动的结果。
如果说，80年代之前，美国的资本主要靠实体经济获得利润，所以表现出明显的基钦周期；那此后朱格拉周期明显，则提示我们：美国的资本主要靠投资机会波动获利。
对投资机会波动，熊彼得用“创新”来解释，这里的“创新”包括两个方向：技术性的和组织与制度性的。前者如网络，后者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金融衍生工具。其实，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货币大量集中于逐利之徒手中，导致经济运行阻滞。
对此技术创新几乎无能为力，“网络”、“纳米”、“新能源”之类的案例表明，它能造成少数企业一时的高利润，从宏观看，逐利资金的聚集反而被加强了，根本不可能遏制整个社会资本利润率下降的大趋势（见图九）。奇怪的是，这种思路目前依然是学界主流，技术创新依然被视为发展战略的要点。这种思路的实质是：用经济制度之外的因素，来解释（甚至试图解开）货币循环的死结。
至于衍生工具一类的“金融创新”，其目的就是规避监管。而金融监管的核心功能，正在于小心翼翼地防止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被戳穿。
观察资本市场的波动，不难看到两种心理状态的较量：贪婪与恐惧。
当贪婪占上风时，实体经济中比例极小的部分也可以被炒成“新经济”，当年的“网络”、“纳米”、“新能源”就是实例。它们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却在资本市场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似乎经济规律不再起作用，“创新”可以大幅提高资本盈利的可能性，而亏本的风险则被多数人抛到脑后，此时即为牛市。
然而，事实证明所谓“创新”并不能让经济规律失效，高速膨胀的资本从相对萎缩的购买力中赚得的真实利润，只能越来越薄，风险逐渐出现在一个个明星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恐惧逐渐占了上风，这时人们争相祭起“现金为王”的信条，以求自保，导致整个社会流动性枯竭，实体经济因而遭受无妄之灾，此时即为熊市。
从美国经验看，摆脱熊市，历来都依靠政府“救市”。救市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唤起信心，以驱逐恐惧。实现这一点，唯有大量发放货币，让贪婪的逐利资金拥有者逐渐看到“以钱生钱”的前景，直至这个群体的心态转向，重新树立信心，使贪婪再度成为主导心态。而这时贪婪拥有的本钱已大大扩张----所谓“救市”资金加入了逐利资金的行列。人们不妨去查查2002年美国股市崩溃时，媒体的报道、专家的分析和美国当局的举措，与今天看到的何其相似。
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既有正常的“经营”导致的社会资金向少数人集中，又有大规模救市资金的加入，致使贪婪控制的金钱急速膨胀。而另一方面，逐利资金的急速膨胀导致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相对萎缩，其结果是平均利润率下降。图九为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1981年前，利率的大趋势是上升，显示政府受到的要主要压力是抵抗通胀。此后，利率的大趋势是下降，显示了资本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目前利率已经接近零（最低的2008年12月30日达到0.32%）。接近零利率表明了逐利资金高速扩张，导致僧多粥少。这种状态使巨额逐利资金的拥有者随时可能陷入亏本的恐惧之中。

数据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于是我们看到，贪婪和恐惧同时被强化，贪婪的强化源于政府资金的注入；恐惧的强化源于利润率的下降，亏本的风险增大。虚拟经济系统陷入恶性循环：政府注入资金救市→信心恢复→投资扩张→利润下降→信心崩溃→下一轮救市。于是每一轮救市都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种子。实体经济则被迫跟着震荡。
于是社会经济分为两个子系统：其一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赖以为生的实体经济；其二是极少数巨额逐利资金拥有者控制的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已沦为虚拟经济的附庸、道具和傀儡。
未走完的朱格拉周期

　　回到图一，值得注意的是，自2001年4季度开始的最近一轮周期，到2008年4季度刚7年，距走完朱格拉周期还有3年，GDP增长率已经降到通道下沿之下。如果按现有的趋势走满朱格拉周期，意味着可能远远偏离现有的波动通道，这让人想起资本市场的三角形整理，向下突破。其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这一轮朱格拉周期提前结束，GDP增长率回到通道之内，这意味着资本市场震荡频率提高。我们不妨看看，按现有的机制运行，前景如何？图十与图一相同，只是给通道的边缘和中轴加上了趋势线（虚线），看看这样的运行机制会走向何方？结果令人震惊：在2023年之前，通道会关闭。这是否在暗示我们，在本世纪前四分之一内，经济运行机制不得不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现行机制很快就运行不下去了。

当前，资金利润率被压倒零的附近，这意味着社会进入了“民少相公多”的时代，这里的“民”是社会公众的购买力，而“相公”则是逐利资金。于是我们看到，主流经济的病因在其根本运行机制--利润极大化。所谓“反周期”政策在“熨平”基钦周期的同时使朱格拉周期凸显；使货币发行量远远超出了社会真实财富，而社会货币存量中，追逐利润的货币又远超出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这使巨额的逐利货币成为饥渴而焦躁的“笼中虎”。
这样的大背景，使得“虚拟经济”成为必然，逐利资金的拥有者们在这里对赌，他们的核心目标已经不是瓜分实体经济祭献的利润----相对于他们的胃口，这已经微不足道了，所谓公司分红，已经不被资本市场视为主要收入来源，而被视为炒作题材。逐利资金的拥有者们在“虚拟经济”中相互搏杀，对当事人而言，成王败寇，性命攸关，自然无所不用其极，直至将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这条船搞翻。
病症如此，诚如扁鹊所言：
“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矣。”
这样的“美人”又是那个“英雄”救得了的？
事至于此，前景如何？

盲人瞎马、夜半深池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
关于改革金融体系
敢问路在何方？

前文探讨了美国经济的症结，质疑了“英雄救美”的可能性。当前各国政府普遍靠“注资”来拯救经济，而社会上则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与改革金融体系。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

　　“美人”沦落如斯，80年代是个关键，这是美国“不战而胜”的年代，中国转向，苏联解体。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WTO组织，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美国站到了比当年罗马帝国更显赫的位置上。
而今，物极必反，亢龙有悔，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弥漫着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奥巴马竞选团队张贴的传单呼吁：“购买美国货，支持奥巴马”。现在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法案赫然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打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枪。
贸易保护主义能带领美国走出困境吗？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当初美国为何高举“自由贸易”、“全球化”大旗的。
在80年代之前，美国最严重的经济矛盾是需求不足：货币被持续地转化为资本，致使购买力越来越无法满足资本的胃口，推动出口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为此，整个西方学术界大力推销“比较优势”理论。
80年代起，原“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列强面前，逐渐展现为“未开垦的处女地”，为消化其过剩的产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年轻人可能不清楚，40岁以上的人应该记得那个时代“洋货”之风靡。
随着“接轨”的深入，西方列强的资本家们发现，这里的劳工成本与本国相比微不足道，这里的环境没有本国那样严格的法律保护，在这里生产无需将资源运回本国，只需运回成品。将生产环节放到这里，搞“离岸生产”，完全符合关于产业布局的区位优势理论。
与之呼应，198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他主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这个战略的基点在于“劳力资源”。通过“国际大循环”将劳力资源转到国外去。换而言之，在这个战略中，国民不过是“资源”，与货币、矿产、土地之类属同一范畴，根本不是“发展”的主体。反正有“大量的后备劳动力资源”，所以低工资可以压到20年之久，而且还可以再压它20年。对此，龙永图先生说得非常明白：
“我们在整个国际的分工链当中，搞点加工贸易、搞点制造业，辛辛苦苦成千上万的劳工拿一点血汗钱，有什么的？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我们也想占在产业链的高端，但是没有这个本事，还是老老实实低下头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再为老外打工十年二十年。”（《龙永图：必须老老实实再发展十至二十年加工业》2005年01月21日 新浪财经）
对国际资本拥有的、嗷嗷待哺的逐利资金而言，这是何其称心。如果这里的政府能够搞好“投资环境”，少收点税费，办事更有效率，让劳工更听话，交通、通讯、能源等公共设施更完善，那就更好了。于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被推销到这里，细看它列举的“竞争力”要素，其实就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条件。这为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提供了详尽的指南：你满足这些条件，我就将“离岸”生产基地放在你这里，否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待价而沽的国际资本成功地让各地方政府陷入“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中，许多地方设立了“市创环境监督领导组”之类的机构，在“创造投资环境”的旗号下发生了许多贱卖公共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强制拆迁、压制劳工的事件。
可见80年代是个值得注意的分水岭。此后的巨额利润导致了美国三大股指的暴涨，而逐利资金的膨胀又导致了80年代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
本系列第一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中描述的“世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形成的。理解这样的体系，必须明白一个要点：真正获得利润的销售系统，是国际资本绝不能放手的。所以国际贸易大部控制在它们手中。而各国间的贸易“自由”主要是它们的自由。
这样的体系中，获利最大的是国际资本，而发达国家的社会公众则被迫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竞争，因而其社会公众中有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每到美国大选年，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技术标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就会成为争夺选票的重要议题。而今美国陷入经济困境，这类议题自然大大发酵，奥巴马趁势入主白宫。
然而试图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挽救危局，势必危及这个国际资本赖以生存的“世界体系”。这正是主流学术界对“贸易保护主义”忧心忡忡的根源。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扩散，“世界体系”难免解体，西方列强将回到卓别林时代，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类似的背景下发生的。
有人以为，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然而如果经济危机持续拖延，国家矛盾、阶级矛盾将同步激化，各种极端思潮将左右社会。别忘了，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一旦出现类似局面，在狂躁的社会思潮面前，谁能保证各国政客的理性？

关于改革金融体系

　　此轮全球经济地震源于金融系统，许多人将注意力放到了金融体系的改革上。
其实，早在上一轮金融危机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就提出过改革方案，希望“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出现金融危机而且更加能够在金融危机出现时控制住这种危机的体系”。“鲁宾方案”要点如下：
设法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和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设法减少过度投资，设法减少工业国银行和投资者在经济景气时对风险注意不够而提供过度信贷；
财务更加公开，透明度更大；
私营部门在应付危机方面适当地分担一些任务；
出现危机的国家要对那些最贫困的人给予更大的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提供更好的信息，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建立使放贷人和投资者更多地承担其后果的有效机制。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基点是要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看齐，而美国的金融系统则应帮助逐利资金拥有者规避风险。这本质上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扩张与改良。
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的金融风暴居然爆发于美国，且殃及全球，这证实了“鲁宾方案”的无效。鲁宾于1999年加入花旗集团，任董事与资深顾问。他承认，没有预见到此次信贷危机和市况的恶化,这导致花旗集团的股价在过去两年间蒸发了约88%。鲁宾被迫于2009年 1月向花旗集团辞去顾问之职。
美国经济学家库珀 (R.Cooper) 曾主张：
“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在数年内，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10年前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
库珀看到了“全球化”与多种货币并存的矛盾，试图建立单一的全球货币，并要保障美国在其中的主导权。其实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具有这一功能。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元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固定汇率意味着各国货币不过是同一货币的不同图案。拥有大量黄金的美国成了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
2008年10月，英国首相布朗13日提出，应该重新审视二战后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中汲取经验帮助设计新的规则。应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尽快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他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应对21世纪的全球化金融挑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则称，全球可能需要回归至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重返纪律”。（《欧洲呼吁建设“布雷顿森林体系2.0”》2008-10-16上海证券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金本位：可以用钞票按固定的比价兑换黄金。另一个类似的方法是由其他资产来扮演黄金的角色，最受关注的就是石油。
伊朗、俄罗斯等一些石油出口国提出过“石油欧元”、“石油亚元”的主张，试图建立一种以石油为后盾的货币。早在2005年12月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 首席经济师鲁彬(Jeff Rubin)就表示，加元正成为真正的石油货币。（《帝银指加元成为石油货币》2005-12-21星岛日报加东版）。美国借口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攻打伊拉克，宋鸿兵对此的解读是：因为萨达姆试图推动石油货币，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这类主张有个隐含的假设：危机是因为缺乏监管、不守纪律导致的。需要使货币当局受到“硬约束”。
其实，无论用黄金还是石油，都无法保障其存量与社会货币需求量同步增长。一个纯粹理想化的方法是：由一个绝对中立、科学、负责任的世界央行，根据全面而真实的统计数据，定期（逐年、季甚至月）计算全球真实财富拥有量，以此作为全球单一货币发行的“硬约束”。
且不说这一构想是否可操作，如果能实现这一构想，其结局是注定的：全球陷入经济衰退！
为什么？根源在利润极大化。在主流经济体系中，货币持续地转化为逐利资金，导致社会有效需求日渐滞后于产能，只有超额发行货币才可能弥补这一缺口，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监管”与“纪律”，在主流经济体系中，货币膨胀注定要超出真实财富的增长，这其实已是大多数经济学者的共识。给货币发行套上“硬约束”，结果是勒死主流经济体系这匹野马。
问题在于，在持续的超额货币发行过程中，逐利资金成了货币的最终密藏窖。它们不是像明朝时流入中国的白银一样，静静地呆在“窖”里，而是作为资本满世界追逐利润，因为利润是主流经济体系运转的原动力。于是人们看到，持续的超额货币发行在“熨平”基钦周期的同时，凸显出了朱格拉周期，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全球危机。

敢问路在何方？

　　由此我们可得出几个基本判断：
1、目前各国政府以注资为核心的“救市”方略扬汤止沸、饮鸩止渴。能否达成目标不得而知，即使实现了经济“复苏”，不过是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种子。因为高速积累起来的巨额逐利资金是危机的元凶，只要这个机制持续存在，危机只会一次比一次凶险。
2、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机制中，除了注资，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方略。
3、在各国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几乎无法阻止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其后果则是“世界体系”解体，高度对外依赖的经济体势将受到致命的冲击，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转型。
4、当今主流文明的回旋余地已经不多，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出路，世界将陷入萧条、动荡、暴力的陷阱中。
这一切源于主流经济体系的内在机制：
追逐货币利润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动力，它必然造成社会上的货币囤积为追逐利润的资本，而使奉献利润的货币相对不足。逻辑上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发货币以弥补利润来源的不足。
然而这一原动力具有指数增长机制：追逐利润的资本越多，它渴求的利润也越多，否则，资金利润率就会下降。这迫使当局超额发放的货币亦呈指数增长态势，导致社会实际财富与货币间严重失衡。
而货币存量中，集中在少数“成功者”手中、试图“以钱生钱”的部分远高于多数社会成员手中试图购买商品的部分。于是商品价格指数的上涨远低于资产价格指数的上涨。
巨量的逐利资金在追逐日渐相对萎缩的利润来源，必然导致逐利资金内部的搏杀，所谓“虚拟经济”本质上就是这种搏杀的战场。对这种搏杀技巧的研究汗牛充栋，因为这是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它能吸引一流的研究人才投入其中。金融创新的原动力即在于此—为搏杀中的微观主体提供手段。
而对整个社会前景的宏观研究，不但得不到高额回报，反而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学术研究”被逐利资金支配，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短视，导致一流人才闯下塌天大祸。至今，主流学术界、策论界、政界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那些早已被事实证明无效的方向上，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古语：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