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家乡是韶山，是长沙，是湖南，是中国，是不是？

　　李克勤(jixuie)题记：在韶山毛主席像前，经常有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举行集体活动，向毛主席汇报思想，这个时候广播喇叭里会想起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乐曲。这首乐曲，是我们最熟悉也是最喜欢了乐曲，在毛主席家乡听这首曲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确，这里是正宗的毛主席家乡，不过今天也许我们需要发散思维，也就是扩展毛主席的家乡范围，他的家乡也是长沙，是湖南，是中国，正如《东方红》里的说法“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多次来到这里，每次到这里都十分激动，因为......

　　01

　　《东方红》经李焕之改编：民歌成为合唱与管弦乐曲

　　1940年代初，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在采风过程中听到了《东方红》的前身《移民歌》，以公木为核心的创作团队根据曲调将其浓缩成三段，并改名为《东方红》。

　　《东方红》歌词的第一位创作者李有源

　　《东方红》(陕北民歌)一般注明李有源、公木词，李涣之编曲，是当年陕甘宁边区新民歌的代表作。这首最早在陕北传唱的歌曲以朴实的语言，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深情，歌词简单朴实，情感大方真实，旋律易记易唱，因此传唱甚广。

　　这首民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电视剧《毛岸英》里面，岸英经常唱这首民歌)。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

　　《移民歌》既叙事又抒情，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悦心情。

　　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群众欢迎。

　　《移民歌》，第一段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奠定了后来《东方红》的基道器变通之根基。

　　1945年10月24日，包括公木在内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按照我军传统习惯，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修改，由公木执笔负责记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后几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

　　歌词第一段保留《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二、三、四段歌词是新填上去的。第四段主要是唱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段只在沈阳一带传唱过。

　　创作者凑成四段后，由作曲家刘炽在《骑白马》的曲调的基础上，略有加工，仍不失为陕北民歌。当晚就登台演唱，连公木这样的一些平时根本就不会唱歌的同志也跟着上台充数，摆摆阵势。晚会演出时，报幕词就是《东方红》——“陕北民歌”，当时是1945年11月初，《东方红》这首歌名就在沈阳诞生了。

　　不久，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番号取消，这第四段歌词也就没有人再唱了。但《东方红》这首歌曲，神奇般传遍大江南北。

　　这里要特别强调《东方红》词曲的抒情意蕴，那恐怕是亿万人民喜欢唱的首要缘由。其中道器变通之根之基之变，不是偶发的，因而《东方红》的传唱具有普通群众自发推而行之谓之通的意味。

　　全国解放后，先后有多位作曲家将其改编为合唱曲，现在通行的合唱曲《东方红》是由著名作曲家李涣之编写的。

　　原来在1950年代初，李焕之将《东方红》改编为混声合唱歌曲，并进行管弦乐创作，为歌曲进一步增添了宏大、豪迈的精神力量。经李焕之改编，《东方红》从一首民歌小调变成了恢弘雄伟的颂歌，响彻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后来很多外国朋友也会唱这首歌曲。

　　请注意：《东方红》歌曲的传唱，这属于毛泽东文化里的现象，《东方红》会永远传唱下去，正如毛主席永远活着，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一样。

　　02

　　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到过韶山的外国领导人

　　到过韶山的外国领导人不少，像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儿子，还有老挝领导人等，这里说一下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

　　2009年11月，卡翁达当时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前来接受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他还被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授予“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之一。

　　正是此行，卡翁达实现了去韶山的夙愿。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他看到了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书房会见他的照片，他在那里伫立良久。参观人群里有人认出了卡翁达，他便兴致勃勃发表了即席演讲，还请现场观众跟他一起高呼“One China，one Chairman Mao”。

　　这句话让人想起卡翁达在赞比亚独立时刻喊出的那句最著名的口号——“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他当年以一边挥舞白手帕、一边高呼此口号的形象而举世闻名。

　　穷帮穷，更多是道层面的心意，当然在物质上的帮助不算多不可能很大。但是，穷也兼济天下，那是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唯有毛主席才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经过抗日战争，毛主席国际斗争实践经验迅速上升到理论高度。

　　1946年8月6日毛主席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明确提出“中间地带”概念，这是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道器变通之基：

　　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毛主席对国际事务的斗争经验进一步丰富，他的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抗美援朝，是一个想法，是一个说法，在转化为一个做法的过程中，毛主席无疑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一致性的中国领导人，独一无二的。

　　这个决策难，不是毛主席本人想法上有什么动摇，而是说服别人难，达成共识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对外援建工作，都会遇到类似抗美援朝决策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力从短期内看似承受不起，但长远就不一样。

　　谁有这个魄力拍板?

　　唯有毛主席。

　　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还有假吗?

　　坦赞铁路在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应该是可以看清楚其战略影响力的。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当年这个理论在联合国上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后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很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过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因为反面教员、反面教材有时候比正面教育更有效地是人们认清了事实真相。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来到韶山，当我们在毛泽东文化语境里，我们会有怎样的感悟呢?

　　是不是该认真用唯物史观加以总结呢?

　　器层面的物质缺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问题?

　　道层面的精神缺乏又是一个怎样的问题?

　　究竟是精神问题，还是物质问题更麻烦?

　　从抗美援朝到援建坦赞铁路，这里面有多少经验需要从道层面加以领悟，从器层面加以概括?

　　毛主席独有的远见卓识来自老人家对历史地理的深刻了解，来自老人家对唯物史观的深刻领悟，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领悟。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毛主席对历史地理的感悟和了解，是从韶山起步的。

　　中国版图的东西南北中的地理方位，先天八卦图，对于毛主席来说是十分熟悉的。

　　毛主席以身作则，对中国的历史地理，对世界的历史地理，有着非凡的认识与理解。根据我的研究，这恐怕与他小时候在家乡韶山就深受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古代文化熏陶有关，与他后来在岳麓书院的刻苦钻研有关。那个时候，他那么年轻就研究了包括《易经》在内的古代典籍，的确是十分神奇的。

　　我们小时候，相应毛主席的号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今我们需要更多去感悟毛主席之道。

　　毛主席来自人民，同时他又是一位在道器结合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领袖，这里的人民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坦赞人民、非洲人民、世界人民。

　　毛主席能够指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建设实践，是不是独特的道器变通呢?这与物质上的穷或者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3

　　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李克勤(jixuie)后记：从小我就跟着大人坚持每天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个保留节目，一个是早上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一个是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这两个节目以《东方红》为开始曲，以《国际歌》结束，两首曲子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可以说，在毛泽东文化氛围里，全国人民自觉地关心国家大事，同时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民解放军军乐带给我们的优美旋律，还有那充满阳刚之气的雄壮乐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也是毛主席直接关怀下组建并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或者说解放军的一切包括军乐团在内，都是沐浴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成长起来走向成熟的。毛主席精通历史，精通音律，老人家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不仅能征善战，所向披靡，而且在文化上独树一帜，毛泽东文化首先是在人民军队里得到整体性展现的，这本身也是毛泽东文化的一大特色。毛主席在解放以后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其文化内涵是极其深厚的。我们有必要更多了解解放军军乐团的有关情况，通过军乐团这个看得见还听得见的道器变通之器，深悟毛主席之道。如果在毛主席家乡听这首由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那就更令人激动。

　　毛主席的家乡是湖南湘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山村，这里群山怀抱，风景秀丽。位于韶山西南的韶峰是南岳衡山72峰中的第71峰，海拔518.9米， 比第72峰的长沙岳麓山云麓峰高出200多米。相传虞舜南巡经过此峰，演奏韶乐，因而得名。

　　韶乐在中华文明史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韶乐，史称舜乐，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宫廷音乐，起源于5000多年前，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

　　韶乐在《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古乐篇》、《汉书·礼乐志》、《史记·孝文帝本纪》等古代典籍里都有记载。

　　毛主席从小不能不受到韶乐文化的熏陶，老人家成为革命领袖以后，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道器变通。

　　在毛主席旧居(我们习惯这样称呼)墙上挂着这幅照片，那是1959年毛主席回家乡的留影。

　　还是在上小学时，《语文》课里就学过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当时不一定完全懂其中的含义，但的的确确有感觉，老师讲解“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举霸主鞭”这一句，我至今还有印象。

　　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红旗卷起农奴戟”

　　2021年我到过岳麓书院，考察过船山先生和毛主席当年工作过的地方。

　　睹物思情，由器而道，由道而器，并不是什么都想得通的，那么这就留下了很多问题，很多悬念，促使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毛主席不在了，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文化还在，从道层面讲，那是我们继续道器变通的精神武器——道器变通之根;从器层面讲，那是我们道器变通之基，这样的研究是有根基的，并且是牢靠的，由此展开道器变通之变，带来道器变通之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也是顺理成章的道器变通。

　　亿万群众如此热爱毛主席，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理解的情感。暂时理解不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要吃大亏的。

　　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毛主席的想法暂时不被多数人理解，结果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想法是对的。

　　毛泽东文化，因毛主席而显现，不因主席离去而消失:这有什么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