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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者何止陈戌源

作者：金靴文化发布时间：2023-02-17 07:38:11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文 / 欧洲金靴

　　简单写写吧，一些回忆和个人理念的坚持。

　　写到哪算哪。

　　2007年7月上旬，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率班子视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情况。

　　彼时，距离这位新书记履新沪上不过四个月，足见航运中心重要性。

　　作为万众瞩目的长三角重要海运物流“新码头”，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当时的规划是拥有780米黄浦江岸线，总建筑面积达到55万平米。

　　而在其众多投资方和建设方当中，最主要的企业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上海市国资委直属国企，简称上港集团，拥有航运中心一半的股权权益。

　　根据蓝图构想，航运中心建成后，将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连成一片，形成向西与外滩金融街区相接，向南与浦东小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隔江呼应的「金三角」格局，彻底打通上海、长三角作为全球顶级航运中心联通东北亚全海域海上作业的物流业态。

　　在视察的过程中，市委书记不断询问工期、投资回报、工人待遇，陪同的一位上港集团高管则全程详解，对答如流。

　　此时，距离这位同志正式成为上港集团党委书记还有四年，而距离他第一次走上滩头、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中光荣的上海码头工人，已经过去三十余年。

　　我是1973年从中学毕业，听着样板戏《海港》到上海港工作的。那时，做一名海港工人是很伟大很光荣的事，而我能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

　　他就是陈戌源。

　　当时陈戌源所在的是上海港最繁忙的15号码头，根据上港许多老人对他的回忆，“年轻人，勤快、开朗、干劲足”。

　　年轻时的陈戌源热爱文学，性格不算开朗，但口才和文笔极佳。

　　据工友回忆，他经常在工歇之余读报写诗，还曾以“荒原”为笔名在集团内部报刊《上海海港报》上发表过以青春、奋斗为主题的诗歌、散文，在集团内部文名颇佳。

　　于一线工作没几年，陈戌源拿起了笔杆子成了集团办公室专职秘书，后又凭借优异的做工经历和出色的文字能力，步入中年时被逐级调至上海港务局团委工作，逐步进入管理层。

　　这对于一个家室普通、并无背景的工人而言难能可贵。

　　1997年，陈戌源从上海海运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毕业，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这为他进一步谋划上海港的扩大建设奠定基础。

　　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集团在那个历史洪流激荡的关口一方面解决了冗员问题，又引进大量外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中，陈戌源面对旗下各船舶公司冗员、“一坑多人”、裙带编织等问题，承接上级指示、一口气裁撤了18000多名员工，但是在“完成指标”之后，又超标给予了这些工人家庭补助和福利，其中许多工人退休之后依然享受着上港集团的待遇。

　　那时，上海港一共有56000名员工，黄浦江沿线两桥之间港区的员工有18000人，因为结构调整，这些员工面临下岗。18000名员工的背后就是18000个家庭，每个家庭按3口人算，这次结构调整涉及50000多人。当时我在集团任主要领导，负责这块工作，对我来说，这是沉甸甸的责任。

　　记得那一年，十六铺码头300多个员工来到集团总部，向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面临转岗失业，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相当一部分人只有40岁左右，我们要再就业，为什么不能提供新岗位？”

　　说实话，这样的问题，不用他们张口，我都是能想到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上海港从此由黄浦江逐渐走向了长江、走向了海港。

　　如果说我作为国企干部，在一生中有什么亏欠的话，我至今仍觉对这18000多名员工深深亏欠。

　　最令我感慨的一点，就是这些员工大部分都是“老三届”，一辈子的青春献给了码头。这批人历经苦难，他们为整个上海港的结构调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今天，这18000名员工基本退休了，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所有下岗员工全部享受退休员工的退休工资、每年安排体检、每年发年终奖……我就是想尽量抚平他们受伤的心。

　　也是在那一阶段，陈戌源做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反对外企降低工人薪水，鼓励上港员工集体持股。

　　所谓的“外企”，其实主要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港商。

　　当时李嘉诚看中了陈戌源治下拔地而起的洋山港，但却又不愿意给上港工人对标欧美大型港口工人的高工资，这让陈戌源无法接受。

　　双方的谈判僵持不下，陈戌源没有因为当时迫切需要投资和技术就选择放弃员工的利益。最终，在考虑到公司的长远利益的情况下，李嘉诚方面妥协，同意了陈戌源的要求，双方也签订了合作条约。

　　洋山港可以说是陈戌源的“心头肉”，也是事实上他作为上港领导最重要的政绩。

　　依照我国当时的技术以及发展水平，修建深水港其实非常困难，且需要很大人力物力，而陈戌源在与集团专家和工人们反复商议决策后，毅然领着几千个工人风餐露宿、修桥铺路。

　　凭借着坚持不懈，在国内乃至亚洲范围内没有任何前例可参照的情况下，陈戌源和他的工人们靠着纯粹人工的动力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洋山深水港。

　　2005年，洋山港一期工程宣布完成，令上海港名声大噪、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口。自2010年开始，至2022年上海疫情之前，上海港的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期间从未旁落。

　　2011年，备受工人拥戴、被称为“洋山铁人”的陈戌源成为了上海港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这也是他仕途的巅峰。

　　2014年，根据国家国企改革的相关要求，上港集团内部开始酝酿管理层持股，并做了一份管理层持股的方案。

　　但是在会上讨论方案时，陈戌源提出：

　　管理层持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发动员工，让员工也全员持股。

　　这种与西方MBO背道而驰的改革意见在集团内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其阻力之巨，不亚于他决定投资足球时。

　　当时，所有的员工都是动用自己的储蓄，把“真金白银”拿出来。他们在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锁定期为三年，三年以后也许涨，也许跌。如果跌的话，那我们可能成为员工利益的罪人，这个风险很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上港的发展是每一个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只有管理层持股，必须要有员工持股。

　　上港集团有72%的员工参与了员工持股，他们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大家出钱买了公司的股票，每年享受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员工持股计划推行以后，整个集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过去员工不关心股票价格，现在每天都看，因为每一天的股票变动都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第二，现在每次职工代表大会，凡涉及集团重大事项，员工都积极发表意见，建言献策；第三，进一步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也正是因为“人人持股”的企业文化，自2012年开始投资足球、并在2013年前后正式收购徐根宝的东亚足球俱乐部之后，上港俱乐部一直保有“员工观赛助威”的传统。

　　尽管这在足球领域、特别是“看台纯粹性”的层面始终存在巨大争议，我个人也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希望每一笔投资惠及员工的思路，确实贯穿了陈戌源执政上港集团的政治生涯。

2013年12月，陈戌源获赠俱乐部“头号球迷奖”

　　足球虽然是一个体育事业，但是和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上港投入足球，既增加了社会知名度、美誉度，还能进一步提升整个集团的市场竞争力，提升股东价值，这本身就是发展。

　　直到昨天中纪委官方发布公告，许多上港的老员工都十分震惊，表示“不敢相信老陈会倒下…”

　　三年半前，2019年8月末，已63岁、临近退休年龄的陈戌源卸任上港集团一切领导职务，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成为了中国足球协会历史上第一位体育系统之外的「专职主席」。

　　坊间传闻，在改革风浪中走马上任的老陈头，是带有“尚方宝剑”的……

　　而后续三年多来的多项施政措施——去金元化、去归化化、去高薪化、中性名化——也表明陈戌源确实在对中国职业足球“动刀子”时握有一定实权。

　　只不过就今天的现实来看，这柄所谓的“尚方宝剑”实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把双刃剑，决定其刀刃向内还是向外的，或许不过是取决于陈戌源执政足协的成绩罢了。

　　应当看到，陈戌源在足协的三年执政完满地契合了中国的三年抗疫历程，这使他治下的各级别职业联赛、青训赛事与重中之重的国家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任务，始终在动态清零的大方针下“戴着镣铐跳舞”。

　　两年多前，2020赛季即史无前例的“疫情赛季”结束后，陈戌源曾如释重负：

　　中国足协应该尽全力去把联赛办好，让这次联赛能让老百姓看到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希望……这次考试必须合格。考试不合格，那证明中国足协无能。

　　早在2020年春天时，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的陈戌源第一次直接告诉了外界：今年的2020赛季，要搞赛会制。

　　所有人都知道赛会制对赞助商权益、球队球员生理心理考验（折磨）、球迷观赛限制和管理成本（时间、经济、人力）这些因素的损饬消耗有多大，但是对于管理者而言，当年度的一切工作考量都要让位于一个硬性指标：常态化防疫管控。

　　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协同苏州、大连两个赛区工作组，通过包下整座酒店和划定活动蓝区的方式，将中超锁死成了一个孤岛。

　　事实证明，对比彼时欧洲反复无常、原始毒株肆虐、直到2020赛季中国联赛结束都还在不断发酵的足坛新冠事故（苏亚雷斯、伊布、C罗、萨拉赫这样的巨星均无法幸免），中国联赛在顺应体制的大环境下，成为了那时世界足坛的“防疫标杆”，全程没有一位球员发生感染。

某种程度上，陈戌源在政策束缚下仍完整举办的中国职业联赛并非“孤岛”，而是沙漠中的绿洲。

　　逾两亿人民币的总成本，两大赛区共33784人次的核酸检测，最终决赛（广州恒大vs江苏苏宁）达到将近1万人的入场观众规模……

　　从防控疫情的管理和基本保证赛制公平的前提下，疫情之中，新一届足协班子配合着超过千人的赛区工作人员合力打造了一季特殊的中超联赛，并以此为龙头带动了中甲和中乙的顺利“复工”。

　　联赛开始之前，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确保、两个力求(力求整个赛事健康、有序，力求联赛公平、精彩，确保联赛中不发生一起疫情感染事件)，现在来看也总体达到了目标。

　　要我对联赛做一个概括性总结的话，有两句话，一是体现了在我国的防疫形势下，体育产业复工复产，足球作为标志性项目复工复产，顺利推进，对展现我们国家的大国形象，展现中国人民抗疫的信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作用；二是中国足球人没有辜负老百姓对中国足球的期待，大家从俱乐部也好、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包括社会各界，大家都为复赛倾注了很多精力，保证了整个联赛的顺当进行。

　　至于此后疫情进入奥密克戎时期但联赛依旧无法开放的困境，这显然不是陈戌源能够参与决定的层级，包括足球在内的各领域只能服从政策。

　　我一直说，足坛内最希望动态清零结束粗暴一刀切的人，不是球迷也不是俱乐部，而恰恰是足协与陈戌源本人。

　　观众迟迟不能入场为俱乐部贡献票房，赛程被不断压缩导致中超与亚冠撞车（亚冠参赛俱乐部只能派梯队出境、又导致惨案连连、中超亚冠名额缩减），这些难道可以说是顺陈戌源之愿吗？

　　同时，除了疫情困局，金元时期遗留的俱乐部财务爆炸风险也在威胁着联赛秩序。

　　特别是陈戌源2019年8月上任之时，适逢建国70周年大庆，在明里暗里“不允许有俱乐部中途解散”的维稳高压下，2019赛季开始对于过去多年金元浪花中吹起的欠薪高债泡沫，陈戌源也是手捧烫手山芋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