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议论切面：可代替性与否和对人还是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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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在我看来有两个议论切面：「可代替性与否」和「对人还是对物」。

　　景区里的滑竿这种服务项目，我个人是绝对绝对不会坐的，除非我或我同行的人当中有人害了腿疾。

　　那么，这其实就牵扯出我以及很多人“心里无法接受”的理由：服务的“可替代性”。

　　当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去做但却要别人替你做时，这种服务提供，在我看来就带有了一定的人格矮化。

　　比如，我每次吃海底捞的时候是比较抗拒服务生给我倒酸梅汤的，特别是那种一路小跑、生怕没把我伺候好的时候……

　　但是，我不可能拒绝厨师给我烧菜，正如我不可能拒绝理发师给我理发。

　　因为“烧菜”、“理发”这些都是我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在我眼里，这些算是个“特殊工种”吧，我必须请求专业人士；但是“倒一杯酸梅汤”，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这种事还要人伺候，心里必然过不去。

　　滑竿也是同理，我有腿有脚身体健康，是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去的，没必要让人抬轿；若我有腿疾，那是另一个情况。

　　自古以来，皇帝、王侯、富人、地主，要人沐浴更衣、煽风焚香、夹菜喂饭——正是通过这些自己能做而不做之事，体现阶级凌驾。

　　除了「可代替性与否」，还有一种场景议论，就是「对人还是对物」。

　　比如，把脱下来鞋送去洗鞋店里洗，我可以接受；但要我坐在躺椅上、伸出脚来让人弓着腰给我擦鞋，我接受不了……

　　道德感并不是圣母心，是一种天然的尊人和自尊。尤其是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洗礼的中国人，道德感更是一种可贵的情怀宝藏。

　　对这种道德感施以抨击，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回想1953年底，毛主席曾到杭州巡视，那是建国后主席第一次到杭州，前后住了两个多月。

　　初到杭州，驻地附近有一座小山叫丁家山，主席乘兴爬到了山顶。

　　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告诉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坚持爬山。如果天气好、起得早，就爬一座大山；如果起得迟就爬一座小山；如果下雨了也照爬不误，风雨无阻，下雨了就带上雨伞，防止路滑，拿上拐棍。

　　当时的毛主席已年过六旬，工作人员怕他吃不消，要扶着他，但他坚决不同意，有自己的办法：找一根竹竿当手杖。

　　主席幽默地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有了手杖，爬山就省了很多力气。

　　当时有同志怕主席太累，提议让他坐滑竿——主席当时就生气了，宣布了一条规矩：“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爬山是为了征服自然，是为了强健自己的体魄，让人抬着走，还有什么意思？”

　　在共产党人眼中，滑竿是阶级压迫的体现，是旧社会地主老财的作风。

　　对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就很喜欢坐滑竿……

　　当然了，岁月流逝、风向无标，到价值观衍变又衍变的今天，似乎很多旁门话术都有了道理，比如最广泛的“你不让他们伺候你，这些滑竿大爷们吃啥呀？拿啥养家糊口呀？”

　　乍一听或许有理儿，但仔细一琢磨还是不对味——为什么这些老大爷都这个年纪了，还要靠抬轿来赚钱糊口呢？

　　或者说：难道真的有人喜欢给人抬轿吗？给人抬轿难道是一种享受吗？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老者去抬、甚至要用「掩盖这项服务明晃晃的身位凌驾」来“打消游客顾虑”以期为自己谋一份工钱呢？

　　这才是深层次的议题。

　　当然了，最后还是得多说一句：道德感是用来律己和渡人的，而不是用来束人和彰己的。所以在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强行去要求和规束他人同样有失伦范，真理存心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