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视角

 

 

　　自治的宗族产官学一体化与豪强 “宗法人”与“江湖人” 皇权与豪强凤凰涅磐

 

　　中国传统社会中，众多王朝暂短的寿命、无数豪强惨烈的下场，驱使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思考为政之道，探索长治久安之策。«诗经•小雅»中有许多诗篇描写了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处境，他们的感受是“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诗经•小雅•蓼莪»)劳动者生不如死的处境，导致危机四伏的局面“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诗经•大雅•桑柔»)他们视精英集团为“硕鼠”，发出了“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尚书·汤誓》)的殊死宣言，所以老子总结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教训

　　社会动乱的的惨烈场景，最易于描述为“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站在精英集团的立场，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是避免出现清晰的阶级认同。所以需要形成其他的社会认同，以压抑甚至替代阶级认同。

　　对我们远古时代的精英集团而言，大家族既是他们发迹的基础，也是他们可用的现成组织资源。只要把持住大家族的控制权，自己的私利就自然落实了。历史告诉我们，由此发育出的宗族和宗族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华大地的社会演化。观察传统的中华社会，可发现一个鲜明的特征：在下层，社会的基层单元是宗族；在上层，由皇帝统御的郡县制官僚体系控制整个社会。两者的交界面则是“县”。

　　对官僚体系而言，县是最基层的政治单位。据统计，汉代设县1587个，唐代设县1573个，宋代设县1135个，明代设县1385个，清代设县1300个，(见 郑刚 «徽州文化宗法制度特点及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借鉴作用» 2010徽学大会交流论文)如此漫长的时间内，县的设置显得变化甚小。而且，官僚体制原则上到县为止，不再向下延伸。朱元璋就多次下令,禁止官员擅自下乡，甚至将下乡扰民的官员，逮捕处斩，还要株连九族。而县以下的社会主要由宗族管理，形成某种“自治”。

 

　　自治的宗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国民绝大多数在农村聚族而居，呈面状分布。而县城以上的居民点，所占人口比重甚小。于是农村人口的安定决定了国家的安定。而农村人口，在常态下主要由所在宗族管理。宗族的治理就成了社会安定的关键。宗族治理的经验教训积淀在家规、祖训、族规、家训等中，从现存文献看，先秦时期的《易经·家人》。《礼记•内则》可能是最早的这类文献。到两汉时代出现了一大批这类文献，如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书》、刘向的《戒子益恩书》、蔡邕的《女训》、匡衡的《论正家疏》、马援«诫侄书»、诸葛亮《诫外甥书》等等。此后这类文献汗牛充栋，但它们传递的精神却高度一致。

　　明末清初的朱伯庐，江苏昆山人，明代生员，清初居乡教授学生，终身不仕。他写的《治家格言》，言简意赅，清晰明了，是我们了解宗族治理经验的好材料，全文仅五百多字，不妨照录于下(其中的分段系笔者擅为，仅为引述方便，望伯庐先生见谅)：

　　1、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毋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

　　2、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钰;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3、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4、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

　　5、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6、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赀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7、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持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愬?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

　　8、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心，报在妻女!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9、家门和顺，虽饔餐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10、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11、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治家格言”显然是谋求家族长盛不衰的经验。揣摩这些经验，可领悟的原则包括“勤俭”和“内敛”。前三段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其中的“瓦缶胜金钰”、“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尤其包含着血的教训。生活上追求奢华，势必要聚敛财富，导致侵夺他人的生存空间，成为仇恨的目标，也成为暴乱中洗劫的对象。

　　第四段讲上祭祖宗、下教子孙，这是一个宗族延绵不绝的关键，每一个长盛不衰的宗族，对此都极为重视。而教子孙在于“读经”，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儿童的社会化，使之能适应其成年后的社会环境。

　　其后的5、6、7、8四段，讲处世经验。要求为人敦厚，在家族内部，要力求和谐公平，不能重财轻德;对外要怜贫惜老，不能谄富骄贫，不能拨弄是非，不能自我张扬。

　　9、10两段重点是家族与国家的关系：要依法纳税，方可自得其乐;读书不止为科第，而在效法圣贤;一旦为官，则需“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而总的价值取向，则是“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最后一段指出：这只是做人的最低要求：“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显然，这样的治家之道，对社会治理而言，追求的是“息争”、“息讼”、减缓两极分化。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夫)权、族权(家长权)为纲，形成基层的社会组织，凡宗族成员，均在这个组织的包容、照顾、监管之下，自然形成对宗族的认同。虽然宗族内事实上存在财产与权力上极大的差距，且等级森严，但上述宗族治理原则，强化血缘关系，淡化客观存在的阶级分化。这在宗祠集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托山程氏宗祠记》称：

　　“子孙千亿，其初兄弟也，又其初一人也，犹水之千溪万壑而源同，木之千枝万叶而根同”“值岁时吉凶大事，不论贵贱贫富，集众子孙，广备牲礼，得以展其孝敬。”

　　同一宗族的人们，全体支丁都以祖宗子孙身份参加活动，人们间看到的是叔侄、兄弟关系。“富者与贫者、贵者与贱者、恩者与仇者、强者与弱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欢聚一堂，同饮共餐，共同享受祖宗的德泽”(«徽州宗法制度的历史意义»歙县论坛 http://www.shexian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04)

　　其实，宗族内真实的人际关系，决非仅是血缘关系。南宋孝宗时衢州袁氏的《袁氏世范》就专门讲了处理与佃户关系的原则----“厚朋之”：

　　“国家以农为重，盖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朋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无愧怍矣。”

　　“厚朋之”就是以亲朋关系处理租佃关系，所以规定了一连串的“不可”，以限制对佃户的剥夺欺诈。然而这掩饰不了阶级剥削的实质：“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

　　可以想见，凡违反此类原则的宗族，阶级矛盾势将显化，所谓血缘之情，势将薄如纸。宗族将在内斗中衰败;凡认真实施此类原则的宗族，更可能控制其内部矛盾，族内相对平和，其外部形象相对谦和，其寿命很可能长于前者。而前者的衰败，势将为其腾出生存空间，前者的成员，于衰败后很可能投靠后者，成为其佃户、徙附、庄客之类。

　　浙江浦江感德乡仁义里的“义门郑氏”，是成功宗族的一个典型。自南宋初年同族人共爨[cuàn烧火做饭]，历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达350年，最多的时候，有3000人。俨然“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族人不敢私藏一文钱，一尺帛。吃穿用度均由族里统一安排，每个族人则依分工各尽其职。子弟则从5岁开始学礼，参加朔望的祠祀，8岁进家塾读书，12岁出就外傅，可以读到21岁，如果取得功名，有权继续学习，否则就从事理家的活动。

　　《郑氏规范》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者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从宋到元，郑氏有多人为官，在明代为官多达47人，官位最高的是礼部尚书。而郑氏子孙没有一个因贪污被罢官。

　　几百口人的大家庭，要维持其生活秩序，要维护其家族的常盛不衰，必然要制订严密的规章制度，既要管理人忠于职守，发展家业，又要族人遵守纪律，安于本分，郑氏家规共计168条，可见为此需要防范的地方之多。

　　对这个宗族，宋史有《郑绮传》记载，元史有《郑文嗣传》记载，明史有《郑濂传》记载。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之称。建文帝朱允炆给郑家题写“孝义家”匾，明宪宗时重新表彰郑氏为孝义之门。可见官方对宗族的推重。其中的因由很明白：宗族关系社会基层，社会基层安定了，整个社会就不会有大的风浪了。

　　郑氏并非大宗族的孤例，史书上类似的记载甚多。《魏书》卷58载弘农杨氏的杨播、杨椿家就是“男女百口，缌服同爨”、“不易居，不易财”;《魏书•李几传》载博陵安平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北史卷八五王闾传»载北海王闾：“数世同居，有百口。”《颜氏家训•序致第一》中，颜之推自述说“家徒离散，百口索然”，可见颜氏宗族曾是百口之族。«魏书卷四二薛辩传»载河北有“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凭险，……侵暴乡闾”。«北史卷三三李灵传»载“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可见甚至出现过集数千家，占地数十里的巨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功的宗族都是当时的豪强。这引发我们思考宗族与豪强的关系。

 

　　产官学一体化与豪强

　　一个宗族能做到郑氏这样，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是不行的。郑氏田产甚多，专用作祭祀经费的田地就有150亩，用作婚嫁经费的田地多达1500亩，总计田产不知有多少，由上两项可知一定是很多的。田租是郑氏经济的主要来源。此外，郑氏还有商店、林木、畜牧等收入。郑氏家族凭藉这些收益，得以实现共爨生活，衣食住行，丧葬嫁娶，办教育，待宾客，助邻里，一切经费均出于此。(«郑氏规范»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325899.htm)

　　可见郑氏在聚集生产资料（主要是田产）方面相当成功，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庄园。基于这样的经济基础，郑氏可以为其幼童提供就学条件，使之成为当时的知识阶级成员，基于此，才能经科举之途，产生数十位官员。可见郑氏宗族是个“产、官、学”一体化的集团。

　　浙江的郑氏走的是“耕读传家”之路，而宗族势力发达的安徽，许多宗族走的是“儒商”之路，形成了著名的徽商。《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只能靠宗族精神凝聚起来，在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明清时期，徽商达到鼎盛，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盛况，其财力左右国家经济命脉达三百余年之久。顾炎武在《歙县风土论》中曾这样描述当时徽州的社会：“商贾既多，士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靠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而徽商“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同样形成了“产、官、学”一体化的格局。

　　由此看到，健康的宗族，有较大概率走上扩张之途，其主要方式就是族产的扩张。随着族产的扩张，其子孙就学的条件改善，因而在科举之途成功的概率增大，族中官宦增多；优厚的族产还有助于族人经商，族人中的官、商又极大地促进了族产的扩张，由此这个家族走上正反馈的膨胀之途。

　　这样的态势导致中国的官、商、学精英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理论上似乎独立的政界、学界、商界、地主阶级，在现实中界限模糊,姜锡东就指出：

　　“宋代的地主阶级，……若按政治身份可分为官僚地主、庶民地主两个阶层。两宋时期(960—1279)，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官僚地主。这是因为，在宋代的各种土地所有制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

　　“宋代地主制经济的核心问题，便是官僚地主及其经营活动。” (姜锡东《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官僚地主，以今度之，就是其家族有人当官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者。

　　宋人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王曾瑜将这一阶层称为“以科举入仕为核心的新的官僚地主阶层”。(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张邦炜则“将士大夫阶层与官僚地主阶层作为近义词”(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可见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势：士大夫—反映这个群体在政界、知识界的地位;儒商—反映这个群体在商、学两界的地位;耕读传家—反映这个群体在学界、生产界的地位;官僚地主—反映这个群体在政、财两界的地位。精英集团以宗族为基础对社会资源的一家通吃，是理解中国社会史的关键。这个精英集团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与一身，既热衷于各级领导岗位，又不厌其高地寻觅各种学历，还擅长聚敛生产资料，红道（权）、黄道（钱）、黑道（文）通吃。

　　“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集团，其最重要的特色是“官”，有没有官方背景，对宗族的盛衰影响极大。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官”--“达官大人之势”。后两位则是“产”---“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至于“学”，这里没提到，但掌握知识资源是当官发财的重要条件。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精英集团将自己提升为统治阶级的手段之一，就是垄断知识资源。先周时期，“学在官府”是法定制度，官府之外，没有就学的可能。

　　孔老夫子最为人称道的，是开创了民间教育。然而，这个“民间”是非常狭小的，直到解放前，受教育者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仍微乎其微，国人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小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高中毕业就是“大知识分子”，而大学毕业则是人们仰望的对象。毛泽东曾在«寻乌调查»中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

　　小学毕业的名头就可以印在名片上向祖宗炫耀，既可见国民受教育范围之狭窄，又可见受教育对宗族兴盛之重要。

　　由此可见，“产、官、学”一体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个特征与宗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实现了产官学一体化的宗族，有更强大的优势聚敛生产资料，从而发展成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一类重要角色：豪强。而豪强最显著的社会功能就是兼并土地，而土地是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一些众所周知的个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产官学一体化的结构。

　　秦国的吕不韦，他本是河南禹州的大商人，后来成了秦的相国，还广聚门人，让他们写了一本书，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称为《吕氏春秋》，开了当今靠权力、财富出书的先河。既可称之为学术带头人，又可称之为学阀，全看你对他的好恶。

　　晋朝的陶潜，人们视其为学者，而且在当时是“非主流”的。然而他同时还是一位官员：彭泽令，也拥有多余的土地，才可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如果他指望这几亩薄田糊口，恐怕就无法如此潇洒了。

　　贪官和坤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士”。嘉庆4年(1799年)，抄家时发现，他有田产80万亩(薛福成：《庸盫笔记》卷3)。即便在电视剧中被描写为叫花子出身的清官李卫，在原籍安徽砀山也有田4万多亩(《清乾隆实录》卷738，乾隆30年6月庚戌)。

　　可见“产官学”一体化是我们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从这个视角看，社会鲜明地分化为两个集团：“赢家通吃”的精英集团与无权、无产、无知的平民集团。身处官场而一文不名的人和家产殷实而与官场无涉的人，在统计学意义上，应是很少的，不足以成为观察、分析社会性质的重点。

　　整个精英集团在全社会人口中比重如何?明宪宗时全国官员占人口的比例仅为0.13%。明清两代，会试取士名额每次一般在三四百人左右，大约二三十名考生录取一个，由此，参与考试的不超过1.2万人。可见这个精英群体在全社会人口中比例之小。

　　上述吕不韦、陶潜二人均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学术资源，绝非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当然二人拥有的资源有天壤之别，但这只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两极分化”。而我们的经史子集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正是这精英集团内部“茶壶里的风波”。

　　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流转始，强宗大族兼并土地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汉书·食货志》）。

　　秦汉时期，货币经济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师氏、任氏、无盐氏、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等经商致富的大家族。司马迁显然认同汉初的“无为而治”，认同放任商品经济自由发展之策，他以赞赏的态度描述这些大家族的致富之道，同时也发现了商品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化：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在司马迁看来，这符合普世价值----“物之理也”。敏锐的司马迁进而看到了，兼并背后的机制：“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少数宗族的聚敛成功，以多数宗族的衰败、瓦解为代价。但他没看到，这一机制的持续运行，势必导致爆炸性的社会局面。这种危险导致了汉昭帝时盐铁会议中，大夫与贤良文学间激烈的论战。

　　到了班固的«汉书•货殖传» ，例举的豪强除源自«史记•货殖列传»者外，新加了“自元、成讫王莽”以来的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等实例。

　　但身处东汉的班固，私修国史，不能不思考西汉覆灭的教训。这使他不像司马迁那样对商品经济抱有美好的幻想，相反，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泛滥，源于“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即精英集团中，各级成员僭越礼法，肆意挥霍，导致全社会弃本逐末。结果“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此风一成，“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于是精英集团“以财力相君”，凭借财力而进行统治。导致剧烈的两极分化“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含菽饮水。”基于这样的立场，司马迁以赞赏的文笔描述的种种致富之道，在班固看来，“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先秦时期曾有“本末之争”，西汉偏向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大规模土地兼并，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先是引发中央官僚势力与地方豪强势力间，在盐铁会议上激烈的争论，进而引发王莽改制。其措施的第一条就是试图抑制兼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同时禁止人口买卖。由于兼并势力的最大动力源是商业，“以末致富，用本守之”，所以第二条措施则是以国家垄断限制私商的逐利空间。论者往往聚焦于王莽政策之失，其实社会演化到那个地步，豪强与广大劳动者之间已无调和余地，用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已不存在帕累托改革的空间，用民间调侃的语言：“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结果王莽的改革触发了绿林、赤眉狂潮，一个为国人自豪的王朝就此覆灭。

　　此后，土地兼并之风一再肆虐，各王朝为了安定社会一再改革田制，以图让编户齐民们各有一小块耕地，免于流亡城市甚至啸聚山林。从王莽效仿井田制的王田制，到曹魏的屯田制，到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到北魏“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种种努力，可谓尽心竭力。其核心目标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买卖，以保障大多数人口拥有最起码的生产资料。

　　这本质上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之间的斗争。前者着眼于社会的安定，着眼于韩德强所谓的“可持续剥削”;后者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前者虽然位高权重，却敌不过后者的人多势众。到中唐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弛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行杨炎的两税法，均田制正式消亡。“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政府不再限制兼并者，也不再管贫弱者有无生产资料，只管收税。与之相应，文献中带有贬义的“豪民”、“兼并之徒”等称谓被中性的“田主”替代，恰如今天“资本家”被改称为“企业家”乃至“改革家”。而中央政府对土地兼并的抵制，此后被彻底放弃。

　　历史自此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中央政府放弃了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上的“国有”观念，承认豪强们的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允许土地买卖。当“王土”变为“田主”们的私产后，“率土之滨”的“王臣”们也就只能成为“田主”们的雇佣劳动者(“徙附”、“部曲”、“佃户”之类)。这一变化意义之巨大，史学家们认为，它“如不亚于、也是仅次于春秋战国之际”(葛金芳《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不抑兼并”是有宋一代最醒目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宋与西汉类似。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集团，在此环境下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积累”，有那种力量能够遏制他们?

　　姜锡东在《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一文中列举了大量案例，如：

　　在四川嘉州，明肃太后的姻亲王蒙正，侵占近百家民田，被害者上告“更数狱，无敢直其事。”这硬茬子根子直到中央，那个地方官敢碰?

　　副总理(参知政事)吕惠卿的舅舅，在当地纪委干部(监司)王庭老等人的庇护下“招弄权势，不复可数，至夺盐亭户百姓之地以为田。”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吕温卿、吕和卿都当了官，他们在润州居丧期间，命令知县为其买地，知县只好从下属那里贷款，再强买民田。

　　副总理(参知政事)章惇用他儿子的名义，以威逼手段，贱买别人不愿出卖的田产。

　　“六贼”之一的朱勔：“田产跨连郡县，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守令为用，莫敢谁何”(胡舜陟《再劾朱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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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兼并土地的案例，在宋代典籍中俯拾皆是。参与其事的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从民政到军政、从行政到纪检，概莫能外。连号称清高的隐士们都卷了进来。种放以隐逸成名，靠走“终南捷径”当上了工部侍郎。皇帝对他“禄赐既优”，在京城赐予宅第。他却倚势强买，“于长安广置良田”，连其门人族属也“依倚恣横”----谁说文化人就一定理让谦退?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当今的文豪们声称“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这倚仗权势的大规模兼并浪潮势不可挡，早在宋太宗时期，“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兼并已经造成许多人空有一身力气，却无田可耕的局面。

　　神宗熙宁年间，四川地方官吕陶，曾在奏折里描述他了解的土地占有情况：“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溥天之下”作为“王臣”的自耕农只剩20-30%，其余的劳力都成了官僚地主的打工仔。

　　山阴知县陈舜俞的观察更悲观：“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陈舜俞《都官集》)。只有10%的劳力还是“王臣”，90%的劳力都被官僚地主敛去。

　　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

　　更为险恶的是，倚官仗势的兼并者们，有充分的能力获取“政策优惠”，逃避税赋与劳役。对此感受最深的是中央政府，是皇帝。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才四年，就发现了“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隐漏不供”，现任文武官员及州县权势人物，控制大量生产资料，却逃避国家税赋。

　　第二任皇帝太宗感叹：“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帐，此甚弊事。”兼并之家、豪猾之吏结成一体，一面侵吞社会生产资料，一面逃税漏税。

　　第三任皇帝真宗说：“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生产资料集中在“豪富形势者”手中，而国家税赋却压在贫弱者身上。

　　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当时的财政说明书《治平会计录》载：“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已经有70%的生产资料，政府无法收税!当年工程师出身的总理朱镕基发问：“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岂不闻古已有之?

　　当初，太祖赵匡胤为了政治的稳定，设计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大量冗官。据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估计，当时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

　　于是，这个政府只能靠30%土地的收益养活超过实际需要300%的官员群体。而朝廷的薪俸又特别优厚，政府总理级的官员（宰相、枢密使），其薪俸总额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为明代同等职务的5倍以上，相当于当时一万亩土地的产出。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统治着社会，而官僚机器的成员却倚权仗势侵夺社会资产。这一方面使陷于绝望之地的社会成员越积越多，一方面令官僚机器的税源日渐干涸，一方面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成员只消耗资源而不履行职能。于是被统治者的反抗冲动日积月累，而官僚机器安抚或镇压的能力日益消亡。

　　前曾述及，强化宗族认同的意义在于淡化阶级认同。现在我们看到，宗族竞争导致强宗大族集“产、官、学”资源于一体，成为社会的上层精英集团。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其代价则是众多弱宗小族的衰败、瓦解。强宗大族内部成员，生活在等级森严但基本生存有保障的环境下，由此形成了他们的价值倾向和行为准则，成为“宗法人”；而众多弱宗小族的衰败、瓦解，势必抛出大量成员，其中一些成为强宗大族的“佃户”、“部曲”、“徙附”。但强宗大族的经济决策势必顾及“经济合理性”，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全部吸纳被抛出的社会成员，这些在宗族制度下无处容身者，就成了异于“宗法人”的“江湖人”（王学泰语）。

 

　　“宗法人”与“江湖人”

　　宗族竞争的逻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伴随强宗巨族上升的，是弱宗小族的衰微乃至瓦解。这一态势在春秋战国就已显然。晋大夫叔向(氏羊舌，名肸(xī))与齐大夫晏婴交流本国贵族的情况时说：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左传》昭公三年)。

　　一大批原来的贵族已经降为“皂隶”，叔向自己的宗族中，十一族只剩下自己的羊舌氏一族。可见竞争之惨烈。

　　宗族竞争中的失败者，如果另有土地可辟，他们将如诗经所言“适彼乐土”，寻找自己新的生存空间，重建宗法组织。这样的事件既可能随时、小规模、零散发生，也曾大规模出现。近、现代宗族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江南，其宗族先祖，就是当年南渡的失败官僚宗族。

　　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写道：“江南朝士，因晋中兴而渡江，本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西晋王朝的崩溃，迫使原朝中大佬，逃到江南。这些原来在宗族竞争中的优胜者，因朝局巨变不得不另寻出路，虽然仍可“资俸禄而食”，颜之推则看到了他们难以为继的前程，这就是他写作《颜氏家训》的时代背景。

　　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响应黄巢起义的光、寿二州五千农民起义军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北宋亡国，金人入侵中原，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造就了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支系：客家人。集团迁徙和聚族而居，所处之地在皇权统治的边缘地带、丘陵及崇山峻岭之中，使客家人高度依赖宗族组织管理社会。至今客家人的宗族组织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宗族组织的异地重建，需要一些基本的前提，如本族人口可以聚族而居。这就需要起码规模的相邻耕地。到明末清初，人口繁衍已超出了客家人所居山地的承载力。导致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人口大量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史称“西进运动”。这次迁徙中，不少人被迫迁向不宜人居，而只应作为“生态保护区”的深山老林，成为所谓“棚民”。

　　本来，明代末年，政府封禁了许多山区，包括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山区及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的广信山区、铜塘山、武夷山、怀玉山等都“禁流民不得入”。可见数百年前先辈们对生态保护就有了深切的体认。

　　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五年(1740)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或招佃共垦”。次年总督张广泗也上书说，应劝谕农民尽力去开山垦土。乾隆七年正式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

　　封禁深山老林的政策至此废止，而代之以永远免税的鼓励垦殖政策。政策开禁，掀起了流民入山谋生的狂潮。研究棚民问题的赵冈这样描述这一移民潮：

　　“湖广填四川，川人又赴陕;福建人奔江西，江西人又奔安徽、江浙、湖南，而湖南及四川人会跑到湖北垦山。到后来甚至不限于客民，本地人也入山垦殖，他们的动机与目标只有一个：不论远近，只要有无主深山老林可垦耕，有利可图，他们就去。”(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严如煜，以陕西洵阳县知县起家，累官至陕西按察使，从嘉庆初年起参与镇压三省交界地区的反抗活动先后达20余年。作为当时、当事之人，他笔下的移民潮则是：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移民们不走大路、不住旅店、夜宿祠堂、庙宇、岩洞，甚至露宿森林。取石支锅，拾柴作饭。到达目的地后，租地开垦、借粮做种，所籍避风雨者，茅棚而已，故有“棚民”之称。可见其生存之艰辛。

　　对山地大规模的开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恶果。当时人们对此有极为真切的体认，赵冈在《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中罗列了大量这样的记载与分析，限于篇幅，仅举其二、三：

　　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太平山、大源洞、果子洞诸乡，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乾隆武宁县志》卷十)。

　　----开垦仅十余年，即导致“沃土无存”、“山形骨立”，山地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波靡遗，卑下之乡汛滥成灾，为患殊不细(《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五)。

　　---山地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卑下之乡汛滥成灾”。

　　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沙泥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浅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田亩，或坍或压(《同治攸县志》卷五十四)。

　　----山地开垦破坏了平地原有的灌溉系统和田亩。这致使“棚民”与原住民矛盾尖锐，生态系统失稳带来了社会系统的动荡。

　　嘉庆十二年(1807年)徽州府休宁县程姓宗族派人进京告御状，称“本县以棚匪众多，驱逐为难。数载以来，骚扰不安”，指控棚民“筑深壕坚垒、缮甲治兵将谋反”。嘉庆帝遂旨令安徽巡抚初彭龄派员查勘。地方官查勘结果：“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冲突起因在程姓宗族“族内贫乏不能自存之人，因此盗召租佃。该族长每有明知故纵于先，直待已租之后，始纷纷控理，并有串通族支公同得银。而事后以一二人出名，呈请驱逐，希图白得价银，情同局骗。”(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道光《徽州府志》卷4《营建制·水利》)

　　这一事件显示出本地宗族成员(宗法人)与棚民间的矛盾。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棚民们已无法重建宗族组织，生存已经是他们面对的唯一课题。

　　严如煜在《棚民叹》一诗中，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棚民们艰辛、悲惨而无望的处境。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他写道：

　　“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连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骗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也。”(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这个群体挣扎于生存边缘，宗族、礼教已无立锥之地，人们“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人们不得不寻找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社会关系，在古典说中多有表现，人们称之为“江湖”。研究文学史与文化史的王学泰先生，提出了“宗法人”与“江湖人”这一组对立概念。棚民的这种生存形态，在严如煜看来，是“致乱”之由。所以他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一再提出对棚民的防范警告，倡言“稽防”对策。

　　王学泰将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人称为“脱序人”。明清的“棚民”现象，显然是一次“脱序人”暴增的事件。其实这类现象早在宋代就出现过。

　　中国历史上，人口上限大约是一亿，每当人口达到甚至仅是接近这一上限时，总会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大规模杀伤人口。宋代人口突破这一上限，加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使豪强们得以肆意兼并土地，导致“脱序人”激增。宋以前，城市的规制为“里坊制”，店铺均在里坊之内，街道两侧只有各里坊的院墙。里坊夜间关门，外来游民难于容身。宋以后，里坊制渐为街巷制取代，与今日城市格局无异。城镇容纳游民能力增强。“脱序人”大量拥入城市，形成庞大的游民群体，推动了工商业畸形繁荣。

　　这些“脱序人”的生存环境，迥异于“宗法人”，既没有可依赖的“组织”，也没有需遵从的权威，全靠自己在茫茫人海中挣扎谋生。王学泰将他们的特征归结为：1、反社会性;2、主动进击精神;3、帮派性;4、脱离文明。主要基于古典小说和唱词的描述，王学泰勾勒出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团伙图景。(见 王学泰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在王学泰看来，这个群体是即“江湖人”的主体，他们都是比较成熟、经过一番闯荡的游民。从王学泰的描述中，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江湖人的厌恶。然而如果你我因某种机缘沦入游民的处境，又能有何选择？估计如果不是冻死、饿死、病死、被打死，十之八九会成为“江湖人”，如果听到文人雅士基于“道德”与“文明”，对江湖人的指指点点，你我又会做何反应？恐怕轻则白他一眼，重则饱以老拳。

　　将“江湖人”与“宗法人”对比，可发现两者正好互补。“宗法人”主要生存在宗法结构之内，无需面对茫茫的陌生人世界，无需与官方打交道;而“江湖人”只能自己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靠油滑与暴力才能生存下来。

　　“宗法人”再穷也有一些生产资料可用(未必属于自己，但可籍此谋得养家糊口之资)，“江湖人”多无生产资料，需比“宗法人”更灵活、更顽强、更有技艺、更不择手段，才能活下来。王学泰引述了江湖艺人自述词《西江月》的上半阕：“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方丈风涛不怕。”江湖艺人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能谋生，“处处无家处处家”，依赖的是其说书技能。在江湖上没点真本事，很难混下去。

　　“宗法人”受到礼教的严格约束，其思维空间被大大压缩;而礼教对“江湖人”不起作用，思想解放，胆大妄为是“江湖人”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如果“江湖人”也“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动”，只有饿死拉到。

　　受到礼教严格约束的“宗法人”，更可能渴望挣脱宗族的约束，对此，巴金的«家»、«春»、«秋»有生动的描述，虽然付诸行动者少之又少。而作为脱序者的“江湖人”则更希望“找到组织”，«水浒传»主要就是描述108个江湖人在梁山“找到组织”的故事。

　　⋯⋯

　　类似的对比还可以罗列下去，总而言之，“宗法人”与“江湖人”正好互补，一方翻过来就是另一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上从来都有这两类人，两者的此消彼长与社会形态的演变密切相关。正史忽视“江湖人”的存在，以为只需关注宗法人就可以治国，王学泰的贡献在于指出了“江湖人”的存在，但却倾向于从正统道德的角度声讨“江湖人”。

　　倒是清末民初苏北的张相文，写了《帝贼谱》一文，视“帝”、“雄”(指割据时间比较长的“群雄割据”之“雄”)、“贼”为同类，从历代史书搜集到700余人，起自秦末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终于民国初期的白狼。张相文认同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说这些起事之人“皆一时之英雄”，虽然有胜有败，但这只是“大才大器”与“小才小器”之分，但即使“小才小器”也胜于“无才无器”者。

　　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第一代皇帝，除少数与前代王朝同姓(如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者外，大体有两个来源：

　　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时的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

　　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

　　这些帝业开创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教育少、缺乏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是文盲。但是，他们不学有术、谙熟谋略，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此，我们看到“江湖人”在中国社会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为改朝换代提供帝业开创者。可见我们不能基于个人好恶评价“江湖人”，有宗族就有宗族间的竞争，竞争的胜者，成为“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集团，而负者则宗族衰败瓦解，其成员有相当部分由“脱序者”而“游民”而“江湖人”。数千年的文明史，各宗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不知在“宗法人”、“江湖人”状态下翻了多少跟斗，以至于“宗法人”性格、“江湖人”性格已构成国人文化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不同处境，决定何者呈显性状态，一旦处境变换，隐性的一面立即转化为显性。

　　由此提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宗法人”色彩与“江湖人”色彩的相对演化。“宗法人”色彩浓，大体为治世，社会矛盾相对可控。但治世中各宗族间竞争愈演愈烈，强宗大族的成功以弱宗小族的衰败为代价，当社会演化为“盛世”时，由强宗大族演化来的豪强接近“赢家通吃”，其结果是“江湖人”越来越多，社会开始步入“乱世”。从“盛世”走向“乱世”之际，官场、学界、商界、文艺界无不显现出浓厚的“江湖”色彩，以至于有“人生何处不江湖”之说。而“乱世”之中，社会成员分化为无共同利益、无共同价值标准、无对话基础的两大群体，唯一可行的政治语言是暴力。或豪强镇压江湖人，或江湖人消灭豪强。等动乱落定，新王朝“再从头收拾旧山河”，展开新的“治世”。

　　中国人能否走出这轮回?当年黄炎培提出过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此题尚未找到答案。答案何在?

　　其一，不能指望“江湖人”提供答案，他们的行为与思想，受制于求生的严酷要求。不可能思考这个社会运行机制问题。无论他们的行为让文人雅士们多不满，须记取，这源自他们的生存条件，而他们的生存条件正是文人雅士们寄生于其上的豪强集团造就的。

　　其二，不能指望于天下大乱之时。此刻社会已无理智，一切成员别无选择，只能不择手段谋取生存。遑论思考此类问题?

　　观察历史，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往往是开国之君。一方面他们目睹前朝溃烂的惨剧，一方面以他们的地位，有条件，也有动机思考这个问题。但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到朱元璋，谁都没能找到长治久安之道，

 

　　皇权与豪强

　　前边，以“江湖人”与“宗法人”作为一组对立面，我们观察了中国传统社会。其实宗法制内部还有一组对立面：宗族与皇权。前已述及，两者的界面在县。宗族的本能追求是长存与发展;皇权的本能追求是长治久安。我们已经看到，众多宗族的追求导致豪强的壮大和“江湖人”的膨胀，现在让我们从皇权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传统社会。

　　从原始公社过渡到阶级社会，中间有一段不平等的氏族社会，氏族内部已有等级分化，氏族之间则有强弱、亲疏之分。史家称这个阶段为“天下万邦”。古人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对他们而言，“国”只是比“家”更大的社会单元，比“国”更大的则是“天下”，即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平天下”则是最高的政治抱负，谁实现了它，谁就是“天子”。«三字经»称“夏传子，家天下”，认为夏启是第一个实现了家天下的人。家天下其实就是最大的豪强宗族成为“天下共主”，经夏、商、周三代，这种统治结构进化为周公创制的“大宗法”制。

　　然而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证明对“平天下”而言，皇室的宗族也是靠不住的，尚需寻找直接对皇帝负责，忠实于皇帝的统治形式。争夺中央权力的霸主们，不得不寻找防止诸侯坐大，危及中央的方略。楚武王熊通首创了“郡县制”，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

　　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万世不竭，没想到二世而亡，此后朝代更迭如翻烙饼;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杰们，恐怕谁也没想到此后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民谚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秦政”从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真可谓“铁打的营盘”;而指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们，从秦始皇到溥仪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流水的兵”。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体却“既寿且昌”，一直繁衍到清帝“逊位”之后许多年，让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不得不为之大伤脑筋，写下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翻开二十四史，最触目的就是“头颅掷处血斑斑”。无论是皇嗣之争、皇帝与臣僚之争、党锢之争、宗派之争，几乎都是鲜血淋漓，根本看不到“君子之争”的痕迹，尽管我们号称“礼仪之邦”，尽管投入这争斗的精英集团成员据称是“学而优则仕”的。而这些争斗的标的，都是官僚政治体系的控制权。

　　这提示我们，对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而言，无论开拓发展还是安身立命，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官僚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所以，“政治挂帅”从来就是我们的精英集团的本能。

　　一位精英分子，哪怕他靠经商致富，也要去捐个“功名”，标榜自己是“儒商”，恰如今天，要去运动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身份，以至于商人在两会中的比重远大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官商勾结的胡雪岩，至今为许多人景仰。而他的败亡，不在于商业判断失误，而在于他依附的中央高干失势。

　　一位精英分子，如果以学名世，则要弄个翰林、主任、所长、院长、校长的头衔，那背后自然是行政级别。笔者曾遇到过一位体制外的学者，自号“野翰林”，形容词“野”固然带点狂狷气，而落到名词“翰林”，依然离不开官僚体系的“品秩”。

　　“政治挂帅”导致社会的各领域都成了官僚系统的附属品，都必须(也只想得到)用官僚系统的价值标准(品秩)来衡量。官僚系统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制衡它;其二，它可以不做任何本应做的工作，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质疑它。

　　于是官僚系统能否尽职、能否守制，就只能依赖内部的监督了。对内部监督感受最深的是皇帝。“宵旰图治”是古人对明君的典型描述，说皇帝天不亮就起身著衣，天昏黑了还没顾上吃饭。皇帝如此操劳，忙些个什么?两个字“吏治”。汉刘邦忙着“鸟尽弓藏”，宋赵匡胤忙着“杯酒释兵权”，明朱元璋忙着将贪官们“剥皮实草”，大清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创新和制度化的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了。

　　为什么皇帝总得如此操劳?为什么操劳的结果总不免王朝的覆灭?

　　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利自上而下委派，各级官僚只需也只能向委派他的那一级官僚负责，皇帝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源头，只有他对全局负责。各位官僚不过是皇帝的“臣工”，这江山是皇帝的，自己当官不过是谋一个职业(当然是比农夫、樵叟、贩夫、走卒优越得多的职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官的真正动力。虽说有内部监督系统，它的能量与官僚群体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宦海经验告诉官员们，从统计意义上看，违规成本相当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这点胆魄都没有，还当什么官?

　　其实，还真不需要太大的胆魄，“篡逆”之类事只是在特殊的机缘下，特殊的角色才会去想它。官僚们的胆魄主要是用在聚敛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置点田产以备退归林下后优游卒岁，也给后代留点基业，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既有这个愿望，又有不受社会制约的权力，正式的内部制度不过具文而已，潜规则给了他们充分的操作空间，简直是想不聚敛都不行(你装清廉，让同僚们何以自处?)。

　　看来整饬官风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大家都象海瑞那样不就好了?然而为“秦政”奠定理论基础的韩非，对这种理想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一个官员，如果无私无畏到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地步，上司又如何支使他？这种人对上司何益之有？必除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官僚政治真正需要的是贪财而怕死之徒，而非岳飞幻想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整饬官风是绝对需要的，但有一个“度”，一旦弄得满朝文武都是海刚峰、岳鹏举之辈，这皇帝怕也就当不下去了。当今就有学者深谙其道，如张维迎就指出：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见《语不惊人死不休 看看中国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 2005年11月21日 新周刊)

　　可见腐败是官僚政治的内在属性，不让他聚敛，谁还来当官?事实上“赐田”正是皇帝常用的激励机制，它同时是最有效的而合法的聚敛途径。到了今天，“赐田”就演化为“划拨”、“特批”、“政策倾斜”----用行政权力提供聚敛的途径，相关人员心领神会，得出了“绿灯一亮赶快走，遇见红灯绕道走”的经验。可见豪强的出现是皇权+官僚体制的必然结果。

　　然而皇权追求的是“长治久安”，而豪强的壮大明显威胁朝廷的税基与权威，威胁社会安定，因而皇权与豪强必然存在矛盾。史书上由此引发的争斗历历在册，无需赘述。在西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皇权的“大夫”和代表豪强的“贤良文学”就盐、铁、酒榷(专卖)和均输(政府干预市场平抑物价)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对实施盐、铁、酒榷和均输，“大夫”讲了各种理由，最核心的其实是对豪强的防范：

　　“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

　　吴王刘濞专山泽之饶，以成私威，最后发动吴楚七国之乱，严重威胁中央王权，几乎动摇国本。这个教训使朝廷牢记在心，警惕豪强之坐大，这才是经济管制的真正原因。

　　大夫进一步指出：

　　“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

　　由于“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故所谓经济自由其实只是豪强的自由，放任其“擅其用而专其利”，结果是“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可见早在西汉时代的“大夫”，就已经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势必造成财富集中，社会两极分化。

　　作为中央皇权的维护者，“大夫”进一步指出：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

　　可见稳定皇权才是盐铁官营的真正目的。注意，“大夫”作为豪强而例举的，首位是吴王刘濞，可见豪强本身与皇家亲贵、官僚体系密不可分。站在皇权的立场上，最大的危险是威胁皇位者--豪强;站在豪强的立场上，打天下、坐天下老子也有一份，凭什么你皇帝可以唯我独尊，却不让我也捞一块?

　　正是这样的矛盾，导致了底层百姓、豪强、皇帝奇特的三角关系。站在底层百姓的立场，直接损害百姓的，主要是豪强，虽然皇家也征税，但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况且兼并土地、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主要也是豪强。所以往往是百姓与皇权一同对付豪强。这种一致性通常表现为百姓的上访—即“告御状”，不少皇帝对此持容忍、欢迎态度，著名的武则天就制铜匦接收民间密函，以“招谏”、“伸冤”。对此官僚、豪强们当然极为反感，只要可能，就竭力“截访”，当皇权强势，无力阻止民间告状时，就只好夹着尾巴做官，一旦皇权衰落，就一定将这个时期描写为黑暗时期。

　　武则天就遭到了这样的待遇。虽然武氏一朝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终结了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提出“劝农桑，薄赋役”，并为此编撰《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在防务方面，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在边地设立军镇，将屯田推广到现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并以温和的民族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正史上武则天的形象却是残暴而刻薄的。

　　正是这样的利害结构，导致“经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思想长期而广泛地存在。

 

　　凤凰涅磐

　　至此，我们观察到，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为基层单元，成功的宗族发育出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集团—豪强，豪强中的最强者成为皇帝。而失败的宗族则向社会抛出“脱序者”，其中一部分成为成功宗族的佃户、部曲、长工、徙附而被宗族系统吸收，而不能被吸收的部分，则转化成游民，他们或者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劳力来源、民间艺人乃至黑社会成员，一部分则流入深山老林，试图找到未开垦的土地以重建自己的基业，当游民爆炸性膨胀时，势必有相当多的人口无法找到任何“合法”的出路，从而不得不啸聚山林以谋生存。

　　这几部分社会成员间存在相生相克的的关系：各宗族间势必为争夺生存资源发生竞争，皇权一方面靠大小豪强控制社会，一方面为长治久安又不得不抑制豪强;豪强的强势主要基于政治权利，而这来自王朝的官僚体系，因而他们通常是王朝的助手、鹰犬，但豪强们为争取发展，势必努力兼并，力求对产、官、学资源“赢家通吃”，这一则堵塞了弱势宗族的发展空间，甚至导致其衰败、瓦解，形成越来越多的“脱序人”，一则令皇权产生“太阿倒持”之感;而弱小宗族和“脱序人”则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无论豪强还是皇族，都靠他们的劳动养活，在他们的感受中，这都是“硕鼠”。由于在权力、财产、知识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他们的理性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时而投靠豪强以躲避徭役，时而指望王朝的清官“为民做主”，而历史的演化总是使他们的期望一步步破灭，导致“江湖人”越来越多，最后导致社会大动乱。

　　可见整个社会的各个系统，都源自宗族，社会的组织原则都与宗族“同构”。不能简单地说这个特征是好是坏。一方面宗族特征缓解、掩盖着赤裸裸的阶级对抗，推迟社会矛盾的爆发，使科学、技术、生产力有较长的稳定积累时期;一方面社会矛盾缓慢积累的过程，使王朝能积累起丰富的“维稳”经验，结果却同时积累起巨大的破坏性能量，最终导致巨大的动乱和大规模的人口杀伤;一方面宗法原则渗透到社会意识深处，为大动乱后的社会重建提供现成的模板，使社会秩序得以再次恢复;一方面在宗法原则指导下恢复的社会秩序，与老王朝的秩序相差无几，社会再次走向矛盾积累的过程。

　　于是人们看到中华社会一次次走上当时人类文明的高峰，又一次次毁于巨大的动乱，而巨大的社会灾难却从未消灭这个文明，它一次次凤凰涅磐，可是每次涅般重生的凤凰，还是原来那个老凤凰。这个特征被金观涛称之为“超稳定”，而它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迹，则是“轮回”概念深入人心。

　　数千年的轮回，既是惨痛的伤痕，又是丰富的经验，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与生命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珍视这些财富，深入研究这些经验，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才有可能让中华大地走出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