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网络是一把实行大众民主和思想专制的双刃剑

　　看当年左翼运动如何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就会发现，当今网络完全是一把既能够实现大众民主又能够实现思想专制的双刃剑。

      一方面，当年国民党能够实行文化专制，就在于没有网络媒体，只有传统媒体报刊，只要把几个报刊管住，就能够成功封住人们的嘴巴。另一方面，当年左翼文化能够成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也是因为没有网络，舆论管理部门无法设置违禁词来自动封杀相关内容，所以中共机关刊物，只要用一个《少女怀春》的香艳封面，就能够轻易躲过审查，蒙混过关。如果放到当今网络社会，违禁内容要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设置几个违禁词，所要封杀的内容就一定能够滴水不漏地全部封住。

        就在此前不久，为了保护一位姓温的领导人，网络媒体把与“温”相同的所有谐音字，统统列入了违禁词，甚至连毛主席的著名诗词《送瘟神》都变成了违禁内容，在网上根本就查不到。直到十八大之后，毛主席的这首诗词才被解禁。当今社会最能体现汉语韵律之美的现代京剧《杜鹃山》，也因为有个叫温其九的反面人物而遭到封杀。封杀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把所有“温”的谐音字列入违禁词，网络就会自动进行封杀，根本无需人工干预。这就是网络双刃剑的消极一面。

        我们讲，21世纪大众民主将取代精英民主，大众政治将取代精英政治，就是网络这个新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如果能够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网络就会成为人民大众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工具，就会成为大众民主的物质基础；相反，如果继续实行精英政治制度，网络就会成为有效封堵人民大众嘴巴的武器，就会成为实行思想专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建立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因。

      21世纪与网络同样具有双刃剑作用的就是虚拟经济。一方面，虚拟经济提供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创造了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消除了国家之间、阶级之间、集团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边界，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习总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的先进性就在于此。可是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又是极少数精英肆意掠夺整个社会的有效工具，是极少数精英把整个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的金融手段，是让绝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两手空空的绝佳利器，只要不把精英集团和政府机构置于人民大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行大众民主制度，无论老百姓创造多少财富，最终都只能两手空空。

      中国房市和股市的空前掠夺，就证明了这一点。房市可以把一家三代人变成两手空空的现代奴隶，股市则可以完全合法地把老百姓的浮财掠夺得干干净净。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现代社会99%反对1%的斗争，就是在网络时代和虚拟经济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崭新形式。以往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变成了网络社会中99%的人民大众反对1%的精英的斗争。如同现代无产阶级的许多权利都是美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一样，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同样是美国人民大众概括出来的。

      就这一点而言，“中美国”的出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中美国”的转移支付功能把中国大部分财富转移到了美国，把美国变成了高工资低物价的国家，而把中国变成了低工资高物价的国家，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由于只有中国进行过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而又只有美国提出了大众政治时代的阶级斗争新形式，而这两个国家恰恰又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的两个国家，估计只有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与网络社会和虚拟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形成继农业社会的君主政治文明、工业社会宪政政治文明之后的信息社会的大众政治文明。这或许就是“中美国”的客观历史作用。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今中美两国确实站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前沿。只是中国站在政治文明前沿的是高层领导人，代表就是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和习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美国站在政治文明前沿的则是底层民众，代表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99%反对1%的斗争。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两位领导人，但是都不能否认，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信息社会最根本的历史潮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虚拟经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所以无论这两位领导人最终会处于什么历史位置，但是这两个口号，确实占据了当今政治文明的制高点。

      仅就这一点而言，中美两国的确是21世纪决定人类命运的两个国家。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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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红尘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生存和反抗策略

卢毅 　　破土工作室

　　【破土编者按】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民党编织的严密文网，中国的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利用一切办法，如通过形式的伪装和向中立甚至国民党报刊渗透，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正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文网下，左翼文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佳作，用一种更含蓄深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绪，也大大克服了早期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国民党的监控审查手段：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

　　就其重点审查对象而言，无疑是中共出版物。1929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便向中宣部汇报：“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言论荒谬，或诋毁党国，或诱惑青年。……推其结果，因销售愈多，而流毒亦愈深，无志之青年，每为诱惑，幼稚之工农，更易煽动，殊非党国之福。”而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也说：“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于是在这一个月内，南京政府连续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3项禁令，就如何查禁共产党书籍做出了具体安排。

　　这一时期，“宣传共产、危害民国”往往成为国民党查禁书刊的理由。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即以“捏词诬蔑中央，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民国”为由，严行查禁了天津书局出版的《暖流半月刊》。几天后，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疾风月刊》及《双十月刊》也因“言论悖谬，捏词诬蔑，抵毁中央，肆意鼓惑，居心叵测，若不严予查禁，为害非小”而遭禁。次日，中国济难会江苏全省总会所办的《战迹旬刊》亦被认为是“共党刊物”，并以“言论悖谬，宣传共产，意在煽惑人心，以图暴动”的理由将其查禁。12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的半月刊《无轨列车》、上海励群书社的《血潮》等又因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被禁。仅1928年7月至年底不到5个月时间里，被查禁的书刊就有40种之多。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

　　抗战前夕，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许多抗战意识浓厚的刊物也被禁售。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查禁的报刊就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这些被查扣的报刊书籍的罪名大多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另据学者统计，从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国民党共查禁书刊2千余种。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通过邮件检查制度来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1927年7月，国民党刚在南京立足，南京戒严司令部就成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并颁行《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对一切往来南京的邮件进行检查。此后，国民党又在全国各地遍设邮电检查所，秘密扣留、没收与销毁对其统治不利的报刊图书。1930年4月1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令“查毁共党假名刊物”，令“各省市党部并函国民政府转令各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以遏反动”。在1936年编制的《查禁社会科学676种书刊目录》中，“1929年至1931年的共367种，其中陆续通令‘各省市宣传部及各地邮政检查所查禁扣留’‘通令各地邮检所扣留焚毁’者达182种”。另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甚至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进行文化“围剿”。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便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而他们也恰恰是这么做的。1929年2月7日，上海法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原因是其印发“共产党的反动刊物”。9月，上海的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等也因发行或销售“共产党书籍”被查封。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又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左翼刊物被强行封闭。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还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公开扬言：“各种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必不宽贷”。次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又因销售左倾书籍被砸，并遭恐吓：“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处）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学，如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学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或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

　　至于人身安全，同样也受到极大威胁。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1933年4月，左翼作家洪灵菲又在北平惨遭杀害。5月，潘梓年和丁玲在上海租界内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拒绝被绑的应修人则被当场枪杀。不久后，左翼作家和文化人楼适夷、艾青、穆木天、许德珩、侯外庐等又相继被捕。1934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喉舌《汗血周刊》甚至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应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消灭一切普罗作品，制裁一般普罗作家，……抓住了只有杀，绝无自新之路”。果不其然，该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便因为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被特务公然枪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

左翼文化界巧妙的反抗：形式的伪装

　　历史地看来，国民党通过编织文网，虽然一时强化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暂时维持了专制秩序，但也由此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左翼文化人士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火车或轮船转运而不用邮寄，这样就可避开邮件检查。对此，国民党曾感叹：“现在所赖以取缔反动文艺书刊之唯一工具，则有各地之邮件检查所，但其所扣留者为数甚微，因真正之反动文艺书刊，大都从火车及轮船上转运，很少由邮局寄递也。”此外，左翼人士在出版环节也想方设法巧妙应对审查，如把马克思译成卡尔，列宁译成乌里扬诺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别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出版社也使用假名，如中共地下的华兴书店改称上海启阳书店或春阳书店。1936年，侯外庐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下册时，又使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

　　更有甚者是欢迎盗版。当时翻版盗印一度非常盛行，据华通书局的《中国新书月报》统计，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就有201种之多。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查禁的书籍，以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为最。为了便于进步书刊的传播，许多左翼作家对这种翻版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持一种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鲁迅即曾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起自己著作被翻印的情况：“《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南北集》翻本，……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的”。有的作家还干脆在书籍版权页印上“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字。

　　这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还针对审查采取了一种对策，即文章如果在刊物发表时被删削，就设法编辑出版，并恢复被删的文字，甚至在被删处加上标识，以提醒读者关注。1935年，鲁迅把上年发表的杂文编成《且介亭杂文》时，便在《附记》中说明：《门外文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在说什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一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病后杂谈之余》“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把国民党通令查禁149种书刊的目录全部抄录下来，曝光于世，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去寻找来看。

　　另一种办法是更名。左翼作家经常通过频繁更换笔名来避开审查，如瞿秋白在30年代使用了几十个笔名，茅盾也用十几个笔名在《文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33年至1934年，鲁迅亦更换60多个笔名，发表了200多篇杂文。他在1934年便说：“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左翼作家还故布迷阵。1928年，蒋光慈译完苏联小说《爱的分野》后，特别注明译于柏林。巴金在翻译《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时也用了化名，还说译于西贡，以致国民党检查官以为译者是个华侨，于是就通过了。

　　此外，左翼文化界还经常采用更改刊名的办法，使刊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左翼文艺刊物有五六十种，其中不少是同一刊物先后采用的不同刊名。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被禁后，立即改名为《时代文艺》；《时代文艺》被禁后，又改名为《海风周报》，两年换过5个刊名。又如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就改为《文化》出版；《文化》再被查禁，就改成《思想月刊》继续出。再如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于是改名《艺术新闻》，再次被迫停刊后又改名《文化新闻》。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也只出一期，从第2期起便改名为《文学导报》。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

　　在与国民党查禁机关周旋的各种办法中，最巧妙的是伪装本，也就是将出版物改头换面、冒牌发行，“采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此前在这一点上，中共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不顾秘密斗争的特点，在工作人员一再遭到缉捕，印刷所不断被破坏，不得不再三改版、压缩篇幅的情况下，仍盲目要求“扩大公开发行”，强调“发行革命报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有的报刊公开号召工人捐款购买飞机支援红军，甚至公开刊登“受红军各军请托招考各级指挥员”、“招聘服务红军医生”一类广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每期都在报头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字样，没有任何伪装，而且公开叫卖，还扬言：“本报之公开与广大的发行，必然可以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注定它“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枪口上，都是在他们巡捕，侦探，走狗的包围之中”。该报还曾自述：“本报出版的头一天，便抱了绝大的决心，就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如何摧残，本报仍然本着一贯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进攻，不使他有一天的间断。”但事实证明，这种蛮干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该报“迭遭摧残”。到1931年2月，《红旗日报》只能日出一小张，印1000多份。其印刷所被破坏达4次以上，工友被捕，印好的报纸也全部被没收，最后不得不被迫停刊。

　　在吸取了这些教训后，中共地下出版物普遍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如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删去书名“共产党”三字，改为《宣言》。1933年上海春江书局重印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也将书名改为《宣言》，译者改为仁子。此外，还有许多书刊尝试用一般的甚至庸俗的封面名称混过国民党审查。其封面与内容往往离题万里、毫不相干，有的看似风花雪月，有的采用时髦语言，有的充满宗教意味，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罗隆基当时就形容左翼书刊是“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

　　比如，在此期间，《布尔塞维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更是不断化名，先后伪托为《少女怀春》、《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金贵银贱之研究》、《虹》、《平民》、《经济月刊》等，甚至还曾冒充国民党中宣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为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称：“查该刊物内容，纯属共产党宣传文字，而封面及装订形式，则仿照本党中央月刊，惟无中国国民党字样，希图鱼目混珠，其用意至为狡险。”并进而指出：共党刊物“近日益无忌惮，且有假托本党刊物名义与式样，或用小说名称，印成封面，而内容纯系宣传共党谬论，企图掩饰，冀便流传”，必须严加查禁。至于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授书》，更是令审查机关十分苦恼，因为这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一本教科书名称，“教科书发行量大，又不能全部禁扣，‘检查老爷’沙里淘金，手忙脚乱，弄得满头油汗，还是无法可想。因此在这一名义掩盖下出版了一个较长的时间”。

“韧的战斗”：在危机中成长的左翼文学

　　尽管伪装本具有迷惑敌人的神奇功效，不过正如有论者所说，“党刊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读者是有组织的对象；党所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也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目的在于宣传革命，以分赠散发为主。文艺书刊就不同了，一般都由书店出版，出版者要核算成本，要设法赢利，读者的选购又必须出于自愿，倘使把一部小说改名《脑膜炎预防法》，爱好文艺的青年便不来‘光顾’了，结果将是不禁而自绝。因此伪装对于文艺书刊要困难些。”这说明伪装本亦有其局限性，因此寻找一种发行形式更合法、传播范围更广泛的宣传渠道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设法向一些持中间立场的报刊甚至国民党的官办报刊渗透，以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半地下宣传。为此，中共中央曾专门指示：“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易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

　　这一宣传策略在上海文艺界贯彻得尤其突出。如上海《民报》“影评”副刊，有一个时期的撰稿人主要就是左翼剧联的成员洪深、陈鲤庭、宋之的、郑君里等人，有些在其他报刊不能发表的文章都可在该刊刊出，以至于右翼分子曾经公开质问：“国民党拿了这么多的钱来办这一张报，原希望能对于党国发生一点效果，宣扬宣扬党的主义和精神的；谁知道现在竟反替反动的、要打倒国民党的敌人共产党去说话了！我不知《民报》的主持人，为什么竟昏聩到如此地步！”此外，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晨报》“每日电影”副刊，有段时间也是共产党员主编的。

　　在电影创作方面，瞿秋白亦指示夏衍等人去占领这块阵地。1933年，中共在电影界成立了第一个小组。在其领导下，电影界的共产党员及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开展活动。1932年至1937年，上海明星、天一、联华、艺华等四家最大的电影公司，从编导到录音各部门，都有中共党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他们实际控制了编导方面的领导权。仅1933年1月至10月，上海各制片公司就摄制了60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体现了救亡图存的诉求，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对此，夏衍后来曾总结：“在‘左联’前期，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孤军作战，损失很大，……现在，在‘左联’——也该说左翼的后期，我们已经逐渐团结和争取了中间力量，甚至能够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作战了”。

　　在文学界，左翼人士主要利用的是中间报刊。如许涤新和邓拓等人从1933年至1935年，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东方杂志》是旧中国资格最老的杂志，影响相当大；《新中华》的资格虽然不那末老，但销路也不坏。它们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登记的合法刊物。但它们是中间性质的刊物，与国民党的机关报有着区别。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合法刊物来发表我们的文章，可以把我们的政见传播到全国各省市去，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

　　此外，《申报》“自由谈”也是一个有较长历史、影响较大的副刊，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但进入30年代后，为顺应读者的阅读心理，决定进行改革，“务使本刊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面前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为此，《自由谈》曾约请了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一批左翼作家为其撰稿。而在鲁迅看来，“自己办不了报，一般报纸不可能干干净净，我们只利用它的一角，说自己的话”。他的《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一部分就是在《自由谈》发表的。1933年和1934年，《自由谈》共发表鲁迅的杂文150多篇。由于《申报》发行量大，鲁迅的文章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

　　革新后的《自由谈》，以“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主，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支持。编辑部“每天接到了许多来信”，对该刊的努力“赞许备至”，这使编者“又惭愧，又感激”，从而更坚定了新的办刊方针，采用了更多的左翼作家稿件。国民党刊物《社会新闻》便发现：“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于是，“《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其他作品，亦十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当时，甚至还有人将之视为“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的标志。

　　当然，这些中间报刊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很大压力。《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很快就被迫辞职，《自由谈》也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它又怕失去读者，仍然继续采用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件，只是要求其写得更隐晦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左翼作家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鲁迅即曾表示：“我们决不能因此搁笔，当然仍要写讽刺文章，仍要揭露黑暗，不过要注意到这种情况，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太刺眼”，“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了么”。于是，他就回避直接谈论政治，转而“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以此来针砭时弊，或是利用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通过谈风月来谈风云，反映些“时代的眉目”。

　　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的左翼作家也逐渐成长起来。客观来看，在左翼文化运动初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斗士们虽然凭借其高昂的斗志在文坛横冲直闯，掀起了一场场论争，但创作实绩和艺术性却不甚佳。早期左翼文学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直白的叙述代替了细腻的描写，口号呐喊代替了感情抒发，把诗歌当作政治传单，把小说当成动员讲话，而且题材狭窄，大多拘泥于“革命加恋爱”的套路，于是读起来难免苍白乏味，艺术水平不高。茅盾当时就坦言：“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朱光潜也评论：“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他们也只有理论而无作品”。

　　而正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文网下，左翼文人被迫淡化其原先浓烈的革命色彩，纷纷“转入新写实运动，其特征是客观地、带有分析性地描述生活和社会情况，很少作露骨的宣传，但明确地表示出需要革命”。这一时期，诸如丁玲、张天翼、萧红、萧军、巴金等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佳作，用一种更含蓄深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绪。对此，时人曾评价：“这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发展。作家在自由表现方面有所损失，但作品的谨严和不露痕迹的感染力这方面的技巧却有进步”。鲁迅也十分欣慰地说：“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

　　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注意保护自己、十分隐蔽的“韧的战斗”也令国民党审查机关颇为头疼。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虽然堪称严密，但在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的各种寻隙攻击下，最终还是被突破了。在1934年召开的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上，山东省党部便承认：“年来所谓左翼作家鼓吹普罗文艺炫惑青年学子，虽本党竭力防止仍未能完全绝迹。”到了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更是说：“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因此，“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受了左翼作家的支配。……不过十年功夫，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