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比烂无底线的年代，无处安放的劳动尊严

　　五一前夕，轰动全球的富士康连跳事件五年之后，“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再度发布其第五份针对富士康的调研报告，直指富士康存在的四大问题：工资明升暗降、增长陷入停滞;超时加班严重、企业有意掩盖;管理严苛依旧、人性化只是口号;工会形同虚设，选举如同儿戏。

　　一如以往，争议总是不可避免的，善意的支持者不少，无端的谩骂也并不鲜见。在一个至少宣称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这样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只是无论善意的支持者们，还是各有其因的批评乃至谩骂者们，多数人应该都会认同并期待一个更加公平、生活都更加幸福的社会的出现(如若不是，便没有了任何对话的可能性)。当我们共同怀揣这样期待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坚守一些共同的理念：劳动者的福祉应不断提高;法律应该成为共同遵守的社会底线;社会要向前走就应该比好而非比烂;是中国的廉价劳动者顶起了大国崛起和资本的高投资回报率，而不是相反;等等。

　　只是在众多的批评乃至谩骂声中，我们发现这样的常识并未成为共识，在第126个国家劳动节之际，在关于富士康这一号称“中国模范工厂”第五份调研报告发布的时候，我们发现，劳动者的尊严仍然无处安放。

　　发展目的：资本利润与劳动者福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先富者”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富者”们也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足以果腹了。只是当“改革开放好”的标语未干之际，这一短暂的“共赢期”便悄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零和博弈的游戏时代。从日益沉重的农业税、到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下岗工人、到不断遭遇工资拖欠/工伤职业病/无合同无社保无保障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及至被釜底抽薪的失地农民，处于底层的工农群众几乎在每一次的“发展浪潮”中都成为代价的承受者和无辜的牺牲者。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所作出的牺牲，在客气者的口中被称为了“发展的必然代价”，在不客气者的口中成了“没素质的人就该如此”。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所谓那个短暂“共赢”的“黄金时期”其实不过是历史短视的盲目乐观而已，就如同一个饿久了的人吃到一块窝头都会倍感幸福一样，这样的幸福感来得快去的也快，因为“先富者”的逻辑注定了绝大部分所谓的“后富者”所能享用的永远都只会是残羹冷炙：改革开放意味着资本的复兴，而资本崛起所需要的正是大量廉价且驯服的劳动力以及同样大量而廉价的土地等资源供给——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两大核心要素。于是，国家富强梦在不经意间变成了资本逐利梦，劳动者的福祉也被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所取代。

　　于是我们看到了，当富士康四年间利润增长七成的时候，其工人的基本工资累计增长却仅一成，甚至无法赶上物价的增长。如此畸形的分配格局意味着，当“先富者”们一路狂奔的时候，“后富者”们连“渗透”下来的残羹冷炙都可能会少的可怜，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的狂奔以后者的止步不前为前提!　　只是这样的现实，仍然遮蔽在国家主义的宏大话语之下：资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工农群众的利益;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才是唯一值得关心的指标，至于劳动者的收入和福祉，那是后话：资本家先富了，国家富强了，劳动者自然也就幸福了。虽然发展的目的被宣称是为了百姓的幸福和社会的福祉，但很显然，这样的底线在一味为资本逐利性的辩驳面前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了。

　　法律：底线与上线 

　　很多人会欢呼一个法治社会的到来。当然，这样的欢呼是有条件的。虽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依然要受到利益立场的考量。

　　于是我们看到，“对富士康违法超时加班的批评”本身遭到了最激烈的批评：加班是工人希望的啊、加班是工人自愿的啊、加班增加了工人收入啊，等等。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的辩解毫无意义：如果不是工资太低，没有几个人会热爱上加班拼命地继续“拧螺丝”，把这种被迫说成自愿就如同劫匪为自己辩解“你是自愿掏钱给我的”一样霸道而无耻。更为重要的是，《劳动法》中关于最高加班时数的规定，被只字未提。

　　当然，所谓“工人自愿”再次成为借口。可借口背后被避而不谈的到底是什么呢?工人加班获得了加班费，企业从中获得了什么呢?当然是利益。很显然，是否加班的主动权掌握在企业手中，而企业既然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安排工人加班，那么加班行为对企业来说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加班自愿论”者将加班视为对工人的福利而对企业从中获利只字不提，违法在先却将法律视为“恶法”，无非是拒绝提高工人正常时间工资寻找借口。

　　不仅如此，在批评者眼中，法律显然已经不是底线了，而是“最高要求”，守法即是典范。于是我们看到，只要是按时发放了工资、签订了劳动合同、购买了社会保险、支付了加班费，这样的企业便可视之为“模范”了。将义务变为权利，将基本要求变成最高要求，这不是富士康值得骄傲和表扬之处，而是整个制造业乃至中国社会的耻辱!

　　很显然，富士康是所谓的守法“模范”，尤其是明显违法成风的中国制造业代工厂里;而越是如此，越应该反思的是为何守法变得稀缺，违法却蔚然成风。而在一个违法蔚然成风的社会里，法治社会显然只是笑谈。在这样的时候，批评者们所虑的不是如何推动法律的普遍落实，而是为违法者开脱，将底线欢呼为上线，这是“崛起”话语中最大的讽刺! 

　　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在发展主义的国家话语中，资本尤其是外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关键和救星。资本意味着遍地的工厂、高耸的楼房、飞奔的GDP、就业率、城市梦以及大国的辉煌，而作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很显然也应该感谢资本的力量，是他们养活了中国工人。

　　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资本获得了神话般的神圣地位。从税收优惠到土地供给、从劳动立法到纵容污染，中国几乎为资本扩张和利润积累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便利，并在富士康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尽管处于2010年跳楼事件的风口浪尖，但显然富士康并不是这一事件的输家——大规模内迁得到了包括河南、重庆、四川等内地政府关怀备至的欢迎，并促成了富士康最迅猛的扩张，用工规模短短两三年内便翻了一番达到130万人的规模，期间甚至有了招工不足公务员顶岗的情况出现。权力对资本的支持，无复如此!

　　从最早位于松岗只有800人生产连接器的小工厂，到如今位居世界500强第三十位的电子代工巨头，很显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了富士康的发展神话。而神话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显然就是大量、廉价且驯服的劳动力供给——这是劳动密集型代工厂唯一重要的生产要素。

　　很显然，资本寻找到了最适合其增殖的土壤，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宏观环境成就了富士康的辉煌和资本的盛宴。资本家从来都不是慈善家，资本唯一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舍此无他。因此，无论是内资集中的长三角还是外资云集的珠三角，资本的到来和发展既无意实现所谓的国家富强、更无意解决中国人的就业和提高人民的福祉。一如当年帝国主义的入侵，即便是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显然我们也不应因此就感谢这些入侵者——因为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当资本的收益率下降，其撤离和转移便成为必然，其逐利性也就暴露无遗!　　很显然，资本今日来到中国一如其曾经以更加血腥的方式来到中国一样，都不过是为了更高的利润而已!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养活了资本家，而不是相反。即便是想要为赤裸裸的阶级利益关系蒙上一层虚伪的温情面纱，应该感恩的也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虽然工人并不需要这种“猫哭耗子”的慈悲。

　　马云、王健林和李嘉诚在财富榜上的排名并不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进步，正如墨西哥电信大亨斯利姆世界首位的地位不能代表其同胞的幸福指数一样。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其最大多数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尊严程度，而非取决于位于金字塔尖的极少数精英的财富数量和资本的投资回报。

　　而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亦应该追求更好而非疯狂比烂。否则所击穿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尊严，还是一个社会的未来。一如对富士康的揭露和的批评的意义所在：劳动者的福祉、法律的底线和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这本是社会的底线所在，如今却无比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