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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澄：为了新中国建国与国庆的人们

作者：胡澄发布时间：2024-10-01 08:06:26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字体： 大 | 中 | 小

　　【庆祝新中国建国75周年】

　　现在有许多人和许多部门不愿意说“建国”两个字，其实我们新中国就是重新建国，我们要从法理上、政治上、历史上与旧中国做一切切割。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建国!建国!建国!

　　在新中国建国75周年到来之际，我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为配合我们东城区委宣传部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拍摄的专题片《迹足》节目，访问了一批我所联系的与新中国建立和国家庆典相关的人。其中有三位同志最具典型代表，他们是：

　　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的制作者，现年94岁的王永久老人;

　　我们东城区的前身东单区团委第一任书记，现年92岁的金鉴同志;

　　1999年在国庆五十周年国庆庆典气球方阵工程的参与者北京氧气厂老工人万国红同志。

　　这些建国和国庆历史大典的重要时刻的参与者，用他们的奋斗与炽热的情感，融进了新中国的历史当中。现将他们的事迹叙述下来，作为对新中国建国75周年生日的献礼。

　　一、第一枚国徽诞生在我们手里

　　2024年9月11日，是王永久老人的94岁生日，这一天，他又回到了他参与制作第一枚国徽的地方——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四条小学(原东城区汪家胡同慧照寺18号)。

　　这是我陪同王永久老人第二次回到这里了。第一次是在2009年建国60周年来临之际前夕，我从历史文献中查到第一枚国徽的制作诞生在我们东城区，就几经周折寻找，在北京市木材厂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参与还当时健在的参与这枚国徽的制作的老人王永久和张福龄，并把他们接回到了这第一枚国徽的制作诞生处。当时老人家刚年过80，我与时任党史办主任的王之鸿同志接待了两位老同志。可惜，当年同行的另一位参与制作国徽制作的老同志张福龄如今已经去世。

　　【2009年建国60周年前夕王永久(右)、张福龄(左)回到第一枚国徽制作地(胡澄摄影)】

　　当时二位老人就跟我们详细叙述了第一枚国徽制作的经过。他们说，在天安门上悬挂的共和国第一枚国徽是1950年8月在东城区汪家胡同慧照寺18号一家叫“大庭木工厂”(旧址现在是东四十四条小学)中制作而成的。他们在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后来在党和政府的培育下成长起来，担任了国营大厂的领导。张福龄退休前任北京市木材厂党委书记;王永久任家具分厂厂长。他们说，东城区是我们成长进步的起点。当年制作国徽的厂子叫“大庭木工厂”，老板叫黄香发。这个厂子是日本侵占北平时从大连一家叫"申成玉"的木工厂迁来的。日本时期的名号叫：“高岛屋木工厂”。日本人在这个厂子有投资，机器设备都从日本引进的，机械化程度很高，很先进。但从老板到工人都是从大连来的山东人。厂子占地是一个两进的大院落。王永久是建国后第一个进厂学徒的大师兄，张福龄稍晚一些，师父名叫韩仁成。

　　记得是1950年年初的一件事，真正让我感觉到了工人阶级真是翻身做主了。我们有个最小的师弟叫徐永才。当时他与老板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口角，老板为此要开除他。但是我们师兄弟们不干了，以大师兄为首的几个人与老板对立起来。因为我们都是从山东老解放区来的，从小参加儿童团受教育，王永久还当过龙口县大队的战士，知道随便开除工人是国家政策所不允许的。为这件事我们找到了三区政府，区政府就让区工会的干部来解决此事。区工会的干部非常热情，几次与老板和我们沟通协调，最终保住了小师弟，并且老板为我们每人做了一件制服，以为道歉。在这件事的激励下，我们在厂子里组建了全区第一家私营企业工会，归属三区建筑工会，我们都成为了第一批会员。那时候的干部可真好，勤勤恳恳地为工人服务。我们记得三区工会有一位瘦瘦高高的干部，对我们的事不厌其烦，对工人特别和气，真为我们撑腰说话，亲切感人，可惜忘了他的姓名。但是共产党干部勤勤恳恳的形象深入我们心中。后来区委还送我们上了五中文化夜校，由区里的团干部教文化扫盲。在学习程度提高后，又送我们上了干校、党校。我们从乡下的穷孩子，能进步成长为工业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全都是党和政府的培养，而这一切的起步都是在东城!借用时下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对党、对政府、对东城区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年轻时的王永久(王永久供稿)】

　　1952年4月份，我们俩一起被抽调到首都木材厂一分厂(在东城区大兴胡同，现为公安局东城分局)，成为国营工厂的一名正式工人。当时这个厂子属于“清管局”——敌伪资产清算管理局管理;后来归属于北京市建材局。而后北京几个木材厂调整合并，我们又到了位于南郊大红门的北京市木材厂担任了领导工作。

　　【1950年6月28日，毛主席主持审议通过国徽设计方案】

　　说到第一枚国徽的制作经过，他们回忆道：那是1950年的8月间，厂里接了一项加工活，刚开始我们还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由掌尺的韩仁成师傅对我们说：这项任务很重要，大家得抓紧时间干。于是他管挑料、画线，我们几个青年徒工负责锯板、刮料。料选配好了再精心制作。后来，从别的师傅那里听说了我们制作的是国徽。

　　国徽很大，直径有一丈二寸(3.4米)、厚度为一尺(0.333米)。我们选用的是上好的红松木材，把它加工成一寸(3.33厘米)厚的板材，然后再一层一层横竖交叉，用鱼皮膘粘接，用圆钉钉压在一起，据说，这样的加工工艺能保证其坚固耐用，不变型。我们根据图纸的要求，进行圆边、雕刻、上漆、吹金……，整个过程都是精益求精。为了保证质量，吹金的活还是外请了一位姓刘的师傅做的。

　　前后十几天的功夫，活都做完了。大家看着共和国第一枚国徽终于从我们的手中诞生了，那激动、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一天晚上，韩仁成师傅把包括我俩在内的七、八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告诉大家说，今天晚上要把国徽运送到天安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于是，在韩师傅的带领下，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做好装车、搬运的准备。等到要装车了，大家傻了眼，车间的门太小，硕大的国徽横竖搬不出去。我们三下五除二地拆除了车间的门框，国徽总算从屋里搬了出来。可厂子的二门还是过不去，出得了屋出不了院，这可怎么办?记不得是谁出了个主意：把国徽先搬到房上，然后再从房顶上翻过院墙，就这样，国徽被装上了车。那时，汽车还不多，我们运送国徽用的是人拉的排子车。国庆指挥部的同志专门来厂指挥搬运。大约到晚上10点多钟，马路上车稀人少了，一声令下，我们几个人有驾车的、有拉车的、有推车的，大家前后左右护卫着国徽，按照指定的路线，由故宫东门进入天安门。车子停好后，我们在国庆指挥部的同志和韩师傅的指挥下，喊着号子，肩搭人扛，一步一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又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国徽放到了天安门城楼的中央，即毛主席站立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后来请架子工挂上城楼。金光灿灿的国徽里有我们的一份辛劳，更有我们的光荣和自豪。

　　在2024年9月11日，正好是王永久老人94岁的生日，他又回到了参与制作第一枚国徽的地方，又正好临近新中国诞生75周年之际，其意义非凡。

　　原来摄制组计划在老人家里去拍摄，后来我想如果老人家身体健康，能把老人家接回来，在制作第一枚国徽的地方，与东四十四条小学的祖国花朵少年儿童们一起纪念这个伟大的有意义的历史不是更好吗?为此，我又就到老人家家里去探望。我看老人除了腿稍微有点儿不便之外，身体、精神一切都好。老人家听说这个提议之后非常高兴，说愿意再一次回到那里，因为那是他的人生重要的成长节点。

　　【笔者到王永久家中沟通接老人回东城事宜】

　　得到了老人的同意，我决定把这件事做下去。我又与老人的儿子取得了联系。不想老人的儿子一口回绝!我还以为他怕老人出意外不愿意让老人家出门儿，谁知他说，这两天是我们单位传达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活动，要开会贯彻，我虽然下个月就退休了，但是这是我在职时期的党内的最后的一次活动了，我要把这次活动参与完了，再考虑陪同老人家回东城。

　　后来我就跟老人的儿子商量，我说我与老人家关系好、感情深，可不可以由我陪同老人家回去，您参与您的党内活动。老人的儿子非常痛快地就答应了，表现了对我、对党史工作者和对东城区的重大信任和嘱托。

　　得到老人和他儿子的支持之后，我又考虑如何接老人家回东城呢?如果是雇一个车，那老人家这么大岁数，谁一同协助我呢?我就想到了我们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的副站长张继澄同志。当我跟他说要接一位94岁的老人来东城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他说：“接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家，如果路上出了什么问题，是谁负责?”后来我跟他说明，这是制造第一枚国徽的老人，而且是在我们东城区成长起来的，又为庆祝建国75周年，更可以让老人和孩子们见面交流。张继澄同志一听，便慨然应允，说道：“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我愿意跟你一起担当。”

　　9月11号，我和张继澄同志开车把老人家接回到了东四十四条小学。

　　【笔者搀扶老人来到东四十四条小学门口】

　　东四十四条小学的领导和老师们为这次活动也做了周到准备。老人到了的时候，学校的刘颖校长和老师同学们在校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给老人家定的生日鲜花也正好送到。

　　我扶着老人家手捧鲜花，慢慢地登上学校的台阶，老人家在同学们和校长老师的簇拥下来到了学校操场。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璀璨的祖国花朵，老人家激情万分，和同学们一起仰望着鲜艳的国旗慢慢升起。老人家对满场的孩子们说：“今天我在我生日的时候回到这里，与祖国的未来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的生日和纪念第一枚国徽的诞生历史，我非常激动。谢谢老师!谢谢同学!谢谢东城区!”

　　【王永久老人与东四十四条小学师生们一起升国旗(王丁龙摄影)】

　　老人家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参加完活动之后，又回到了少先队活动室与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老人家说：“我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工人和干部，我就认了一个理儿，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的新中国，是我们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受了一辈子新中国和毛主席的恩典，我们不能忘记老人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同学们能以宽阔而大方的心胸去迎接你们生活中的困难和前进中的阻碍。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同学们一定会尽快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老人家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正是在这里，他的生命得到了又一次的重生。同学们把自己制作的平安果献给了老人，作为对他的生日的庆祝。老人家手捧着鲜红光荣的礼物，非常激动。在学校的大厅中与刘颖校长同学们照相。校长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相送，真诚盼望老人常回来看看。

　　【王永久老人与东四十四条小学的校长刘颖和同学们合影(胡澄摄影)】

　　在送老人家回去的时候，我问老人家，现在您所在的北京木材厂怎么样了?老人家黯然说道：“那个厂子已经没有了，当初你见我的那个厂部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你们替我再去看看那个厂子吧!多么好的厂子!多么好的工人啊!”

　　我和张继澄同志把老人送回他家以后，我们又驱车来到了北京木材厂的旧地，但只见人去楼空，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就这样湮灭在了历史与现实当中。“落日无人松径冷，鬼火高低明灭”啊!正是这样的国有企业培养了像老人家这样优秀的工人阶级。当初，如果15年前这家国有企业就倒闭了的话，我就不可能找到老人家，老人家为共和国制造国徽的历史也就会随之湮灭。还有多少历史和人物会随着国有经济的湮灭而湮灭了呢?失去了国有经济，我们就会失去历史与现实!这是我们要深思之的!

　　二、“我是东单区的第一任团委书记”

　　说到与金鉴同志的交往，还要回溯到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时任我们东城区团委书记的肖华强同志委托我们党史办做一项青年团在东城域内发展成长的课题。我就想到金鉴同志是我们东城区前身东单区的第一任团委书记，后来又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就通过我的老领导，原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的谢荫明主任找到了找金鉴同志的联系方式。我们和金建同志联系以后，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交流。我们在金鉴同志提供的史料和指导下，顺利完成了东城域内青年团建设的课题。

　　金鉴同志今年已经92岁了，但身体非常健康。这一次，为了拍摄好这个专题片儿，我和我们办公室的同志又一次来到金鉴同志家里，向他请教建国前后的历史，并表达了东城区想请他拍摄专题片儿留下历史资料的请求。当初金鉴同志还是有所犹豫，后来经过我们做工作，他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金鉴同志接受我们的采访(景云摄影)】

　　原来金鉴同志还一直谦逊地说不想拍片，结果看到电视台的同志加好器材以后，他就郑重地换了一身好一点的衣服，坐到了镜头前，舒缓而清晰地回忆起他的革命历程。他说——

　　我建国以前就是民联的地下党，不是负责人，是在北平做这个地下工作。我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先在东直门小学，然后中学我在南五中。世纪花园那个市里高中，叫北京市高级工业学校。高级工业学校有本科，有预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高级工业学校的这个预科，一年级化工系。然后呢，这个预科办不下去了，因为这预科人少，一共有100来人。办不下去以后，就给我们转到五中。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转到五中，五中上完了以后，因为我净上北大民主广场参加活动，咱们那个五中的教务主任呢，是国民党分部的委员、国民党东城区分部委员，就是那时候一区吧。这个五中啊，国民党势力挺厉害的。正好呢，我住在那个北新桥草场胡同8号，我们这教务主任呢住在7号。也是在夏天快要升学毕业，就一块儿在乘凉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赶快转学吧。他那儿有黑名单，就是说在这五中，国民党三青团弄了一个黑名单，说我呢，是什么危险分子。就说你赶快转学，你这个在这儿不行。最后没办法，最后就选了汇文。汇文那时候地下党的力量比较强，后来我就参加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联盟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外围组织比较更宽松一点，可多多团结一些进步力量，然后成立了民联。我转到汇文以后，就参加了汇文的那个民联。

　　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四八年入党后我就是地下党支委。我刚一入党的时候，地下党支委就给我任命了一个汇文地下党的民主青年联盟支部书记。然后呢，四九年快要解放，护厂护校的时候，民主联盟有七八十人，党员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我是地下党支委，地下支委书记是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变得很快，有时候一个月就能变一个支部书记。解放以后呢，北京就要建团，各个学校都要建团。我不是民主青年联盟的这个支部书记嘛，那不就等于青年团前身，于是就把我调出来了。调出来管什么呢?管八大教会学校，八大教会学校是什么?育英、贝满，汇文、慕贞，崇实、崇慈，崇德、笃志，这是八大教会学校，这都是美国人搞的。美国人搞这个学校是基督教的统治啊!它比较宽松，社团特别多，就一个学校里这社团那社团。所以你利用这社团呐，可以搞好多活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团契。什么团契?就是基督教有一种团契，基督教的那个团体啊，叫团契，每一个团契就像一个社团一样。到这教会学校搞地下党呢，就是你可以利用团契这样一个名义，进行地下党的活动。因为团契是基督教，都是一批教徒，比如说，你拿着一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么一种地下党的书，外边儿加一个《圣经》书皮，拿着这个就等于外边儿你看他是进团契，到那儿去念经，实际在里面便于活动。所以后来呢，这里咱们进步力量不少。为什么清华跟这个燕京、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比较活跃呢?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追求就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然后进行进步活动。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学校还比较杂，国民党三青团、研究院同志会都在，学校的学员里面都有势力，这两种势力还在继续战斗。刚解放的时候那样，所以后来为什么五〇年咱们搞肃反，就因为这些人也很猖狂，所以四九年解放以后，五〇年就全社会都开展一个肃反运动，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

　　开国大典时候，我那时候在团市委还没有下去，团市委的干部全是工作人员，咱们团市委也是组织群众队伍。我们组织的有中小学生，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国民党留下的那些大企业职工，然后就是区里社会面上的群众。当时那个天安门还有红墙的嘛，前面不有两道红墙，这红墙内红墙外都是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我那时候在西边那个红墙外，我们组织那个群众队伍，那时候东城区的队伍基本都在那儿。东城区的就在那边中间。

　　我再谈谈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作风、青年精神状态方面的情况。

　　【金鉴同志当选为东单区团区委书记时在办公室留影(金鉴供稿)】

　　学校那个时候讲一些革命历史和马列主义的东西，本身都没有基础，所以那时候教师也缺乏，就从大学里面调入很多政治系的教员。那时候我在任团区委书记的时候，还兼着个山东中学的政治教师。教师讲什么?讲青年修养。青年修养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讲做人，怎么做人。你知道吗?这个工作是教给你做事，这个青年修养就是教你做人。那个时候的政治课，实际上叫修身课，就是修身。

　　所以呢，现在咱们讲这个自我革命啊，实际上那个时候自我革命比现在要认真得多。那时候每天都自我革命，现在是搞运动，搞这个那个教育。那个时候，时时刻刻都在自我革命。按照规定来讲，一个月一次组织生活，共青团什么的也有组织生活。

　　我就是感觉到，那时候同事之间都是比较实实在在的，和群众的那种感情啊，确实已经进入了骨髓。进入骨髓了，很多都不是什么历史主动性，本身他就是自觉的，就是这么自觉性。自我革命这思想，那个时候就是拿着共产党修养、自我革命这天天检查检查，不是检查个人主义就是检查这个组织生活，就是一个党校，就是党组织一个月过一次党的生活。那个生活会呀，就是一个党的自我革命的那么一个场所，就是敞开心扉互相批评，就是反思。每次的那个会上，没有什么歌功颂德，也没有自我炫耀。都是什么呢?都是检查自己的不足。而且那个标准特别的高，都是以一个标准，就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是普通的人。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时候都以这个为标准。那个时候就我们机关来讲，一到提拔的时候，组织找你一谈话，都是我可不行，你可别给我提，您提了以后我干不了，都这样。两三年也有一个提级嘛，但是那个提级都有比例的，有比例提15%、25%，这样的话，就必须得在这个这个干部群里头去评一下，评谁能纳入到25%，谁也不提自己是25%、15%之内的。最后领导只好排队，排队完了以后，领导就是跟他讲一讲，说你表现不错，这次就提你了。一跟他谈话，他就说您可别给我提，那谁谁谁也不错。互相都这样，那个时候的追求，那个时候的思想品德，确实是令人留恋。

　　那个时候真没有腐败分子。就是什么张子善、刘青山，那个时候也就抓住这么个典型，但是后来也没有多少。那时候当然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那个时候开组织生活会，都是互相不留情面，互相提意见，你对我有点什么看法，我对你产生一些隔阂也会有，但是很快就消除了。

　　【东单区团区委的干部们在一起(金鉴供稿)】

　　我们那时候没汽车，每天像我们这样的活动上班都是自行车，骑自行车这几天指不定跑几个学校。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周仁书记下单位也是自行车，后来给他们配了一个小吉普。

　　我们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周仁同志，他是老红军，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非观念很强，而且艰苦朴素。他对那个奢侈啊，这些东西是很反对的，就是嫉恶如仇啊!从这一方面来讲，那种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确实分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和他见过一面，那老同志啊，那时候80年代90年代，穿着补丁摞补丁啊。他儿子也特朴素，儿子说这是我爸穿的衣服，他穿的衣服给我了。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党风啊，党风正和党员的这个品质好，哪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套东西啊?那时候真没有。

　　三、“我为国庆放飞气球”

　　新中国50年大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庆典。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在活动的最后由首都的少年儿童组成一支大型的气球方阵在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4万个气球在天安门广场以斜坡状向天空升起，使活动达到最高潮。

　　我们通过努力，找到了当年参与国庆气球方阵的主持工作的万国红同志。万国红同志听说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热情。他说，我真愿意把我所经历的事情跟大家再讲一遍，让以后的国庆活动有所借鉴。那段经历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有成就感的亮点。

　　【新中国建国50周年大庆时，首都少年儿童在天安门前放飞了4万只气球(胡澄供稿)】

　　2024年9月的一个夏日，当万国红同志回到当初气球方阵的集结准备地东交民巷小学的时候，非常感慨。面对东交民巷小学的校门伫立良久，仰望着东交民巷小学的校匾陷入了沉思，仿佛又回到了25年前那紧张的日日夜夜。

　　【万国红同志在东交民巷小学校门前陷入了历史的沉思中(胡澄摄影)】

　　他回忆到——

　　气球方阵隶属第八指挥部，由市团委吕学武、孙先礼等同志策划组织，当时我是代表公司为此次活动提供气球升空的介质——氮气。当年约6月底，我光荣地接受了这次任务，任我公司与团市委的协调人，就是将团市委的工作精神及指示传达给公司领导协助领导搞好公司内工作人员这次活动能够圆满完成。

　　当时接受了这项任务，心理压力非常大，由于以前并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活动，心里没底。这时我就开始查阅一些资料如一只气球需要多少气，一瓶气能灌多少气球，通过学习逐渐地对这些有了心理准备。7月初各项准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这时每星期基本上有两天的下午到团市委开会、研究、讨论活动方案，会议一般持续到晚上7、8点钟，回到公司后再向领导汇报。当时的团市委全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在吕学武同志的领导下，废寝忘食，团结一心，各抒己见，一定要把这次活动圆满完成。我记得在当时关于气球方阵的人员已定，而每人拿多少个气球，使效果达到最好，大家对于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如果每个人拿得多了，气球之间产生摩擦，将造成气球的爆炸，而拿少了将达不到效果。这时我与团市委的同志们共同经过了多次实验，终于研究出最佳方案，每个人拿6个气球，一只手拿3个，一大两小，大约是一只彩色的，小的是两只彩色的;其中，每十个人中再加一只铝球起到点缀的作用。通过实验，指挥部的同志们很满意，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第八指挥部的领导提出，当天上午9点左右，我们气球方阵的二区和三区的地点上空，人员的分布是长安街沿线，分成四个区一区是南河沿，二区是正义路，三区是台基厂，四区是王府井。在当天上午6点钟集结，领取气球，等待检阅。这时有解放军空军的飞机编队经过，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如果当时气球把握不好飞到天上，将对这次活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时我们气球升空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让气球缓慢升起，但也不能停在半空不动，也不能很快地升上天空。所以我们又对气球的绳进行研究讨论，最后确定了挷的底部作一个绳套，套在学生的手腕上，待飞机飞过后再套在手指上，以确保飞机的安全。当时大家都非常担心……

　　这些细节都确定下来以后，就进入了实质性工作。当时的四个区共有四万只气球要充气，平均每个区要一万只，如此大的工作量完成，难度可想而知。当时已约7月底，离第一次彩排的时间已不多了，怎么办?我公司的领导在非常重视，经与化工集团协调，从化工学校调来三百名学生和我公司一百名职员经过二次短暂的培训，顺利地经过了第一次彩排。这时发现了很多问题，如充气的速度、时间的控制、方式及人员的配合，怎么样减少气球的损失量，都依次作了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

　　上述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每个区这么多人怎样才能顺利地拿到气球而不造成混乱耽误时间呢?三区台基厂当时由团市委的孙先礼同志负责，地点在东交民巷小学，学校有西门和北门两个门。当时我们商量，学生由西门进、北门出。我们在头天晚上10点钟工作人员已进入现场，在操场上已搭起棚子，计划将充好的气球升棚子顶部，待学生到后再发给他们。可是当晚下起雨了，使当时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这时孙先礼同志果断决定将充好的气球分散到各个教室，待学生们到达学校后，依次分发气球于北门外集结。我们用了学校共三层教室，而学生们都是小学生，如果组织不好将造成安全事故。在分发气球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担负起学生的安全保卫工作，每个楼、每个楼梯的拐角处，都有一名或二名工作人员负责学生的安全。当天凌晨，学生们在北门外全部安全集结，我们工作人员的充气球及保护学生安全的任务也顺利完成，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我们大家看到气球方阵在天安门广场气球升起、欢呼的少年儿童冲向天安门金水桥时，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事后听说，我们气球方阵的负责人吕学武同志看到当时气球升空的场景，双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次活动得到了东交民巷小学李江书记的热情而周到的安排，特意请了几位优秀的红领少先队员代表与万国红同志一起回忆当初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