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文化作积累——辞书编纂的艰辛和愉悦

（一）

  学习任何一门知识，特别是学习语言，都离不开相应的工具书，也就是相关学科的词典。因为词典是将某特定领域的知识汇集，用条目形式编纂成册供人学习查阅的工具。一个国家的词典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要编出一本高水平的词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专家学者长时间地辛勤工作。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要惩罚犯了罪的人，不一定要关到监狱里，让他去编词典使之受到更多的折磨和痛苦。这自然有些夸张，但也的确说明了编词典的艰辛。1980年，吕叔湘先生作过题为《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的著名讲话。其中，吕先生主要是以英国《牛津词典》编纂的艰苦过程与我国的相关情况，来展现词典编纂的艰难。《牛津词典》的前两任主编去世后，到第三任主编才出版了全书，从1857年开始到1928年全书出齐，经历了70多年。

  我国是世界上编纂词典很早的国家，现存著名词典《尔雅》产生于西汉，比西方人认为最早的词典《荷马史诗》的“难字表”早了200多年。两千多年来，我国产生过各种各样有名的辞书（包含字典、词典以及百科类等工具书），近几十年更是出版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迈入辞书大国的行列，改变了我们“大国家、小字典”的形象。但是，我国至今还不是辞书强国，因为，现在海外有超过2500万人学中文，但使用中国人编的中文学习词典的人很少，而我们学习外语差不多都使用从国外引进的学习词典。学习语言的词典，我国引进的版权很多，而输出的版权很有限。这说明我们编的中文学习词典还没有被国际广泛认可，仍需辞书人不断努力。

（二）

  编词典的艰难首先在于它叫“典”，就是典范，供人学习的标准，自然就与一般的书籍不同。词典内容不仅涉及的知识面极广，同时要正确无误，即使经过艰苦努力，也不一定能达到尽善尽美。这也是词典要不断修订和完善的原因。

  其次，它的艰难度还在于语言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它要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以满足人们交际的新要求。词语是语言中变动最快的部分，要准确认识并掌握词语（包括词义和用法）的发展变化是不容易的。如果编词典的人不能随着语言的发展与时俱进，也就不可能编出高质量的词典。所以，词典要适合社会的需要，就要吸收新的义项、新的用法等新成分，同时还要把一些被社会淘汰的义项和用法剔除出去。这样的词典才能反映时代的面貌和特色。

  再次，人对语言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语言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要想准确地把握和认识它，必须要深入研究，一步步认识语言的体系以及它的内部结构。编词典除了要继承已有的成果，还要及时吸收新的学术成果，使词典更加符合实际语言的状况。

（三）

  编词典的难点，除上述各种情况外，更难的还在于它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20世纪90年代，我们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吕叔湘先生就明确提出要有创新精神。他说：“要编一部新的词典，就要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词典的鲜明特色。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东拼西凑去搞一本词典，就毫无用处，只能是‘劳民伤财’。但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又谈何容易！”（《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序）

  当年，吕先生要我们邀请专家研究论证，新编的词典有什么创新超越前人的地方。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有几个方面应该可以有所创新。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语文规范标准，这是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语委成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许嘉璐先生兼任编委会领导小组组长），就是要落实中央关于语文规范化的指示。群众执行规范不是靠文件条文，而主要依据规范性的词典，所以语委决定由吕叔湘先生组织指导编一本全面贯彻国家规范标准的词典，吕先生最后定名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可能有人认为贯彻规范很容易，算不得什么创新。殊不知要真正全面落实规范并非易事。比如给“哟”注音，不同词典注得就不一样。如注为“yō”，虽然方音有这么读的，但普通话的音系中没有这样的音。我们决定按普通话读音注音。调查后确知北京话中“哟”重读“yāo”,一般读“yōu”。只有这样注音才符合规范标准。

  二是在容易产生不合规范的字形、读音、词义和语用等方面加以“提示”。如针对一般人常把“连”和“联”混用的现象，提示“连”表示连续不断，如“连续剧”；“联”表示事物合成一个整体，如“联欢会”。这种言简意赅的提示，很受读者欢迎，规范的效果也很好。但开始时也受到一些非议，认为词典中搞“提示”有点不伦不类。

  三是词的义项按词义引申发展脉络排列，使读者明白词义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词义。这是王力先生提出的主张，但因难度大一直没有人去实践。

  四是标注词性。20世纪50年代，汉语学术界就轰轰烈烈地讨论过汉语的词类问题，大家感觉已经把问题讨论清楚了，但直到我们编规范词典时，也没有一本词典对所收的词全面标注过词性。吕先生听了我们标词性的想法和做法后，加以鼓励。他说：“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序）当时有两位研究语法的著名学者，提醒我们前人都未能做的，你们全面标词性是去闯地雷阵。

  词典中标词性难在哪里？主要因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同一个词可以兼几个类，词的转类使用很灵活、很普遍，不能孤立笼统地标词性。黎锦熙先生早年指出，汉语词类只能“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也就是说，汉语的词类只能在语用中才能分辨，离开了句子就不好分辨。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词在不同语用的句子中可以显现出不同词性，这也构成了这个词一些不同的义项，如果按义项标注词性，就可以顺利地解决词性标注的问题。这让我们终于实现了全面标注词性的愿望。

（四）

  最近读到《现代汉语大词典》江蓝生主编的文章，她说到经过16年艰苦工作，获得成果时的喜悦心情，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们从1992年开始编写到2004年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愉悦的心情充满整个编写组。不同种类的优秀词典，它们填补了辞书中的空白，为祖国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为人们学习语文，提高文化素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自然，它对弘扬传播祖国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增添了力量；同时也给外国人学汉语提供了得力的工具，使汉语快步走向世界。当这些成果受到读者欢迎，社会肯定的时候，编词典人所受到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心情的愉悦难以言说。

  （作者：李行健，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语文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