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打工春晚主持人崔永元 这里的歌每一句都是真话实话

摄影 白唐

　　崔永元调侃，主持这届打工春晚让他“损失惨重”。他坐在后台，穿着单薄的毛衣，怀里揣着个不够暖的暖水袋。

　　一个梳羊角辫的小女孩，幸运地被魔术师点到，上台写下新年愿望：一台平衡车。崔永元当即拍胸脯，说自掏腰包送给她。女孩没要，“应该送给更不富裕的孩子”。崔永元记下女孩的姓名和电话，承诺这笔款项将以他们俩的名义捐出去，并且，“你的名字在前”。　　朗诵《再见了，北京》的4个孩子中，有两个已经辍学。崔永元在台上没有追问，只是保证，他俩的读书问题，他要管到底。

　　六届打工春晚，崔永元主持了四届。和往年一样，他提前抵达，拒绝了大部分媒体的采访，拉着主持搭档——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开起小会，询问打工子弟的上学问题。在台上，他“怼”富士康，调侃“有导演的晚会还能演成这样”，鼓励大家“拍拍手身体就热了”。当晚8点，他还将赶往上海。

　　记者：你曾说打工春晚是你主持过的最简陋也是最亲切的晚会。如今你已经主持过四届，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崔永元：记者们老想挖掘“为什么”，显得我这个人多高尚似的。事实上是因为，主办者孙恒是我的好朋友，铁哥们。我从前是媒体工作者，肯定应该关心社会上弱势一些的人。

　　孙恒特别好的一点是，他在主动寻找公平。千万别觉得我好请，来找我做事的人特别多，很多都点头哈腰，但孙恒从不这样。我特别接受这种状态，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

　　记者：你觉得打工春晚好在哪里?

　　崔永元：我觉得就是一群正常的人在做正常的事。这里的每一首歌、每一句词都是真话、实话，特别接地气、说人话。

　　记者：“工友之家”可能将撤离皮村，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感觉留在城市日益艰难，你怎么看?

　　崔永元：我不喜欢这样。这群打工者他们不是自己扒火车偷着来的，是响应政策的号召来的。这个城市特别需要他们。我记得《北京晚报》那时候老登，一到过年，进城务工人员一走，油条都吃不上了。现在是不是基础设施齐全了，配套了，就把这些人赶走?这个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

　　当时是政策让他们来的，又出政策让他们走，这没问题，政策可以变化调整。但有几条要做到，第一是讲理，比如我要让孙恒走，我要说得他心服口服，他不离开北京都不行;第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妥善安置。这是政府的一部分职责。比如我们谈到的那些上学的孩子，他们有的要回家乡上学，有的就失学了，没人管了，这怎么可以呢?应该有一个方案解决问题，不能只看“上面”的眼神，草率行事。

　　记者：两个诗朗诵的孩子辍学，你心里会不会很不是滋味?

　　崔永元：习惯了，比这惨的消息我们也天天听到。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比如当时要拆皮村这所学校时，我们拼着命保护，也跟当地教委沟通，区里不能说不重视。但是当初，是政策让他们都背井离乡到北京来。就像踢一场足球，没有观众，连蒙带骗地把观众招来了，踢完了就不管观众了，这踢的肯定是臭球。

　　不过听了孩子们的朗诵，我特别难受。我们再见还行，要让孩子们留在这里。因为他们再回来的喜悦，替代不了走时的悲伤。　　

 

　　皮村离首都国际机场只有20分钟的车程。村里遍布低矮的厂房、密密匝匝的出租楼，有房出租的广告随处可见——根据2011年前后的统计，皮村的本地人口只有1500左右，但外来人口已近万，后者的数字还在呈几何倍数增长。

　　在不少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研究视野里，工友之家和皮村，成为相伴相生的概念。12年前就扎根皮村，打工春晚创办人、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现在的皮村，就像当年的唐家岭一样——后者曾是北京著名的流动人口聚集地，聚集大量逐梦讨生活的“蚁族”。

　　皮村的房租在过去数年间涨了一倍，似乎北京发展的大饼将要摊到皮村的门口。但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城边村，也被大量“清理”、“整改”。皮村关停了不少小厂，加上快过年了，如今走在冬日的皮村，不见往时的喧闹，狗吠多过人影。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去年10月开始，工友之家面临村里的“整改”，被断电两个多月，一度被告知年底前必须退租。几个工友之家的骨干证实了这一点，有人不愿再提，只形容过程“荒唐至极”。

　　1月3日，电力恢复。工友之家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向金盏乡政府表示感谢。打工春晚开始之前，孙恒和崔永元商量，“那件事”能不能别提了，因为皮村的领导也会来看今年这场春晚，要感谢他们。

　　如同主流春晚上亘古不变的《难忘今宵》，打工春晚的告别曲，仍然是孙恒创作的《劳动者赞歌》。“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孙恒如常带领大家打击节拍，情绪高昂，全场掀起大合唱。

　　伤感仅仅属于少数知情者。

　　知名传播学者卜卫关注过六届打工春晚。2006年新年，她第一次去皮村，2007年，就与20多个青年学者成立了一个课题组，专门做流动工人传播与文化研究。

　　她说，皮村的“新工人剧场”是流动工人自己动手盖的，虽然简陋，但有丰富的文化作品，有大量的工友参与演出;同时，还有关于工人文化的理论探讨和艺术节的文化实践，因此，“打工春晚”不是在这里偶然发生的事件，也不仅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狂欢，而是一个推动工人文化建设的过程。“‘打工春晚’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工人文化的主体性。无论是倡导劳动价值，表达思乡、思亲情谊，还是关注工人群体发展，总体上说，其核心价值观没有变化。研究中国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发展与大量人口流动密不可分——特别是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就不能不重视‘打工春晚’。”

　　当大量流动人口离开皮村的时候，工友之家也会离开。卜卫希望，他们带着打工春晚这个符号，或是逐渐传播开的工人文化走到更多的地方。

　　“这场春晚就像夜空里的一两颗星星或者一两盏灯，远远近近的人抬头就能看见，他们会知道，还有一群人也和他们一样。”陈年喜说。过完年，他将告别皮村。贵州一家旅游公司请他去做文案，开出让他能养活妻儿老小的薪水。

　　来自深圳的董军，6年前应约来打工春晚的舞台，在“篷子”里放声歌唱，从此每年都来。回到深圳，他在工余组建“重D音”乐队，去各个工地巡回演出，从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曾经我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只是劳动的形式不同。”

　　皮村的篷子对他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不知道，下一届打工春晚将去向何方。背好吉他，迈开脚步，他忍不住伸出手，抚摸院子里一根光秃秃的树枝。那是一株玉兰，春天还会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