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三）

“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北京市郊十三区深沟村农民召开斗争恶霸大会。1950年3月发　齐观山　摄

第一节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 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

　　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第二节 确定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

　　一九五0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第三节 合理安排国家财政收支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0年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

第四节 合理调整工商业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

　　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一九五0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一九五0年六月，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 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

第五节 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及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一九五0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及发表。

　　电报中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 “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

　　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他说，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

　　经毛泽东修改、提交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是这么一句话。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

　　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给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这样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一些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被革除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空前地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第六节 在全国大规模兴修水利

　　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

　　从七月到八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第二个批语写于八月五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一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五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一九五0年十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二十七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他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二十八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徐州，他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三十日，往开封，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他还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

　　水利，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又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部分 对原文的评论

　　本章指出，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岂止一个土地改革法决策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是采取这种民主讨论的模式。只是在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以后，他为了让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多主持日常工作，就有意地少参加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但凡是毛泽东提出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有的人在讨论某个问题时，有不同意见，自己又不公开提出，或者提出以后只占少数。有些人就以此为借口，攻击毛泽东不遵守民主集中制。

　　阅读本章建议结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下列文章：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绥远[1]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2]他们九月十九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3]。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4]，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5]任主任，乌兰夫[6]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八十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7]任副司令员，薄一波[8]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9]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10]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二十二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一万二千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一万二千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二百万人民，十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三百万党员、四百万军队、四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11]。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12]。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注 释：

　　[1] 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一九五四年撤销。

　　[2] 董其武（一八九九～一九八九），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派代表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率军政各界和蒙、汉各族代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3]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4] 伊克昭盟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或间接领导。绥远和平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与西北局商定，划归华北的绥远省领导。

　　[5]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6] 乌兰夫（一九○六～一九八八），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7] 姚喆（一九○六～一九七九），湖南邵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8]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9] 奎璧（一九○三～一九八六），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0] 傅作义提出的四个原则是：一、坚持团结；二、肃清特务；三、纪律要整顿；四、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一、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二、恢复交通；三、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改造。

　　[11] 叶公好龙，出自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这里是用以比喻口头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又害怕搞统一战线。

　　[12] 大禹、伯鲧，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部落首领。鲧为禹之父。他们先后奉尧、舜之命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的方法未能治平水患，禹改用疏通江河、兴修沟渠的办法治理洪水获得成功。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军委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竟全功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零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贫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百分之四十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伙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

　　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起草的文稿。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例如他说:“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在提到中国时，他说: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九国公约[1]之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我们说的艾奇逊的最无耻的谣言还不是上面这些，而是他在中苏关系上所造的谣言。

　　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2]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一九四八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似乎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一九四九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腐朽透顶、矛盾百出的帝国主义制度，是表现得这样的有趣在艾奇逊低能演说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五○年一月十四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据塔斯社一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称:“前美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他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府，都是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

　　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注 释：

　　[1] 九国公约，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

　　[2] 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通知。

　　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1]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注 释：

　　[2] 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零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不要四面出击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 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四亿七千五百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一九五零年八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我全体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为此，特规定下列各项：

　　（一）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一九五一年一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二）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百分之十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但某些起义部队在一九五一年内其文化教育时间应酌量咸少，而增加政治教育时间。全军连队教育的时间分配，如因情况变化而需要改变时，当以命令改变之。

　　（三）各部队应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而以在职教育为重点，举办下列各种文化学校：

　　（１）在职的半日文化学校，由团以上各级普遍举办。这种半日学校，应按情况设立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等班级。

　　在工作繁重、入学干部众多的机关部队，分为上午与下午两部上课。

　　（２）为离职干部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暂由军及省军区以上各级举办。速成中学可分为普通初级中学与完全中学两种。一级军区可举办离职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　

　　（３）连队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基本上完备的初小教育与高小教育。

　　（４）各军政大学，在一年或一年半内，以文化教育为主。

　　部队其他学校，除军委规定或批准者外，暂时不办，或改组为文化学校。

　　（四）一切在职干部与战士，凡需要学习与补习文化者，不论职别，均应无例外地依照文化课程的考试甄别，参加在职文化教育的适当班次，并认真地进行学习。

　　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一部分优秀的青年战士，也可选调入学。

　　（五）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

　　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

　　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一切文化学校均应建立正规与合理的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及发文凭等项制度，制定各种必需的条例及规则，确立学生的自觉纪律，规定教员的责任。

　　各种文化学校的教育，以上课为主要方法，同时重视自修与辅导等活动，以利切实与迅速地进行教育与学习。

　　（六）各级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领导人员和教员，由各一级军区统一调配。首先应从各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调用教员。不足之数，由一级军区筹划，从军政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各地普通的大学、中学编余人员及失业知识分子中抽调或招聘之。干部学校的教员应力求优良称职。

　　（七）军队文化教育所必需的经费，应由一级军区政治部造出预算，经上级批准，由各级供给部门负责及时供应。

　　（八）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为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得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设立包括司、政、后勤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学校负责人在内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教育工作的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及学校负责人领导进行之。

　　（九）全军文化教育工作的管理机关为军委总政治部。

　　全军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案及其他必须统一处理的重大事项，军委总政治部必须按时予以解决。

　　（十）今年尚有五个月，凡没有担负作战任务及巨大工程任务的部队，除进行整风、生产、整编复员、军事训练及政治训练等项工作外，应对调动、招聘和训练教员，调收学生，筹办校舍、课本及其他教育用具等事，完成准备工作，务期明年一月能一律开学。同时，可立即开始进行重点试办，取得经验。

　　主 席

　 毛泽东

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

(一九五一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给江西、湖南省委的指示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给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及福建省委、西南局、西北局的指示。

　　一月二十六日中南局转来杜润生[1]同志一月十九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广东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以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觉吃力，但现在这样去做还不算迟，还应该这样去做。　　注 释：

　　[1] 杜润生，一九一三年生，山西太谷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年8月20日初稿

　　2013年3月1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