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工程一览： 面对历史

——纪念新纪元五十周年

　　2014年1月2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路，郑州鞋业包装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横幅，成片跪倒在地，讨要工资。在劳务公司提供的工资表上一共有702名工人，涉及工人工资3000多万。2014年，仅中国各级法院审结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就达21.9万件。

　　五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章批判中共党内走资派领导人，盗用共产党的名义，站在资产阶级（党内权贵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打着红旗反红旗，主动去做资本主义走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在当今中国，文化大革命经过政治势力涂抹后，成为一段完全扭曲的历史记忆。青年人根本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那段亿万中国人经历的岁月，居然给人留下了荒诞离奇、莫名其妙的印象。就五一六通知而言，人们会发问：新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哪来的资产阶级?共产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穷人)工农利益吗?怎么会去维护资产阶级(富人)利益?文革似乎是领导人一句话，全国人民就跟着发疯。但历史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历史环境，来探究下文革起因。

　　文化的阶级属性

　　中国历来是阶级等级森严的国家，皇族、贵族/士族、庶族形成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两千年来改朝换代，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统治结构依然如此。贵族/士族做为中间阶层，拥有大量社会资源，是实际的权力执行者。任何政权要想稳定，都要收买拉拢这个阶层。

　　而文化知识，便是贵族/士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文化因此具有社会阶级属性。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贵族文化。从诗词歌赋到曲乐歌舞，都是为社会上层服务。一直到清代以前，中国文盲率长期在90%以上。农村文盲率在95%以上。平民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何谈文化？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有限，书籍数量极少，多数在贵族/士族阶级内部流转。平民要想读书，除了有钱，还要去拜师。拜师形成门生依附关系，可在选官时获得提携，进而在朝廷内巩固门阀利益。从先秦的世官制、两汉的察举制，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任职均以血统门第作为先决条件。贵族/士族通过控制文化，形成阶级门槛，进而控制官职。

　　到两晋时期，士族逐渐坐大，门阀政治达到顶峰，已经到了操纵皇权的程度。因此南北朝后，皇族对士族由拉拢转向打压。隋炀帝创立科举取士制度，以破除士族的门第承袭体制，使位于社会底层的庶族有了上升通道。隋朝皇室也因此遭到门阀大族反叛，迅即覆亡。唐初为巩固皇权，李世民通过修订《氏族志》，拉拢庶族地主，打压关陇士族。武周时期，武则天发展科举取士，任用寒门子弟。到唐末动乱时，门阀士族已被地主士绅阶级取代。

　　两宋时期，门阀士族衰亡，科举士族却蓬勃兴起。赵匡胤靠兵变起家，怕武将夺权，因此重用文官。地主阶级得以通过让子孙读书、科举、做官，做官后壮大家族，能让更多的子孙读书做官。一些小家族因此壮大成累世为官的科举世家。像王博文家族一门三代做枢密使，王田的九个儿子全部进士及第。同时期，随着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和科举业的兴盛，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得以提高。文官集团坐大使儒教兴盛一时。孔子后裔也被宋仁宗加封为衍圣公。崇文抑武，使武将集团受到压制。两宋灭亡，文官集团功不可没。明朝灭亡，同样是文官集团从中作祟。

　　每到改朝换代时，便可看出文官集团的投机性。古代识字率低，有名望的读书人就那一群，管谁来做皇帝，都要拉拢收买他们。有气节的文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文人不过是遵循读书、科举、做官的路径，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读书，最高理想不过是金榜题名、封侯拜相、封妻荫子。皇帝姓什么，与我何干?文人只要读书能中举，就能脱离庶民身份，不用纳粮服役，还有资格与官员称兄道弟，从此成为士绅阶层中的一员，俯瞰目不识丁的茫茫众生。因此文人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只有家族认同，没有国家认同。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写的《范进中举》，描述了范进中举后的狂态，事实上并未夸张。古时学童启蒙，要求熟记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依此作文。光是文章记忆量就在40万字以上，学上六七年左右参加童试。童试过关取得童生资格，才能考秀才。能获得童生资格，基本就是一个县里最有文化的百十人之一。然而童生在古代还算不上读书人，必须考上秀才才有功名，获得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获得公家按月发给米粮等特权。童生考秀才极难，三年一次府院试，每县只有几个名额。当年洪秀全14岁考中童生，然而到了31岁，连考四次都没考上秀才。明清两代，六七十岁的老童生大有人在。秀才考举人更是难上难。三年一次乡试，每省录取90人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全省高考前90名。考中举人基本就是本县头目人物了，跻身官僚候选梯队。

　　与科举精英文化不相称的，是中国古代高居不下的文盲率。由于读书不事生产，还要耗费大量金钱，只有地主、官僚、富商阶层的孩子，才有机会从小接受启蒙教育。农村小孩想读书，至少要家里薄有田产，或有宗族亲友接济。事实上，直到1949年，中国儿童的小学入学率，也仅有20%左右，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然而在文人的笔下，中国常常被美化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明礼仪之邦”。鲜少有人提及文化在阶级压迫中起到的负面作用。

　　文化人对知识的垄断

　　与文化的阶级属性相关联的，是文化的封闭性，即言文不一致(口语和书面语不一样)。中国古代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最早的书面语，如《论语》、《孟子》等百家经典。其后历代模仿古语写作文献，形成了“文言文”。魏晋南北朝时在北方口语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与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言格式，称为“古白话”。我们日常看到的明清小说即归在此类。几千年来文言文几乎没有变。而几千年来的白话文变化非常大。

　　口语和书面语不一样，便带来严重问题，即文人对知识的垄断。在民国以前，中国法律文书、历史文稿、平时的记录文书，全部都是文言文。各位看古籍就知道，要理解古籍里的叙述，甚至最简单的断句，即便今天依然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专业文科训练才成。普通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何谈文言文中那些晦涩难懂的语句。文言文大大增加了普及国民教育的难度和成本，也是中国古代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接触世界工业化浪潮后，中国文言文的弱点便更加突出。很难想象，在科学技术领域，原本复杂的技术问题，再用文言文叙述，会是一个什么场景。

　　文言文只有传统文人能够掌握，便形成了文人对知识的垄断和经济利益的操弄。普通民众不识字，写信要花钱请文人来写，收到信读不懂，还要找先生。家里小孩要读书启蒙，得花大钱请先生教学。地主买卖土地，要请先生立下字据。店铺开张，要请先生题写店名。甚至连妓院妓女也要靠文人来附庸风雅。在统治领域，文官阶层可以利用文言律令的晦涩难懂，肆意曲解法条，侵害民众利益。民众睁着大眼，也只能唯唯称是。

　　中国文化要革命

　　早在清代已有士大夫提出“言文一致”问题，以教育启蒙下层民众。然而最早实行“言文一致”改革的却是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但也是最早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国家。日本留学生在考察英国时，发现英国并没有言文不一致现象。英国贵族与普通平民，用的是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口语。1866年，日本官员前岛密上奏《御请废止汉学之议》，标志着日本开始言文一致改革，到1887年已见成果。同一年，清朝驻日外交官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提出中国应该进行言文一致改革。然而这个改革被全中国的有识之士接受，要等到3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推动文化革命，起因源于近代殖民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千年罕见的亡国危机。甲午战败彻底摧毁了文官集团的大国自信。同时期，中国大批青年人出国留学，从西方吸收的新式教育，催生出第一批文化革命者，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及受其影响的毛泽东等人。他们中尽管政治观念不同，但都赞成进行文化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

　　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但是旧文化的影响力仍然强大。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主编是陈独秀，而后改名《新青年》杂志。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赛先生(Science)德先生(Democracy)。1916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掀开了打孔家店的序幕。陈独秀在杂志上号召中国青年做“新青年”，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陷入危机，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回到国内。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同时期，康有为在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是这一举动，让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进入中国高级文化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加入《新青年》杂志。在当年全国文盲遍地的情况下，北京大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本杂志甚至影响了正在湖南长沙读书的毛泽东。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国家自强要从青年人锻炼体魄做起。

　　1917年8月，时年24岁的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过一封信。信中写到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毛泽东说世间小人众多，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如只顾自己，则可以离群索居。如君子心怀慈悲，当入世拯救同胞。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毛泽东的这个提法，实际是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执念，即只要提升民众道德修养，就可以改造这个不够理想化的世界。这封信可以看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思想来源。

　　1918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关于小说的主题，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弊害”何在?乃在“吃人”。两千年封建社会，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用白话文发稿。同时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盛行。1919年爆发五四青年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白话文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增大。而《新青年》杂志的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成为中国各省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至此，一大批接受新文化思想的中国人，与旧中国的腐朽文化决裂。文学革命成功后，中国人开始拥有能够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强大文化武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带领一群革命者，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仔细研究中国文化革命历史，便可以发现文革起因。为什么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会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在最危险的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坚持要给工农兵补习文化课。为什么解放后大力推广简化字。为什么要宣传学习雷锋。为什么毛泽东要让工农兵学习哲学。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批周公。为什么在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甘愿舍弃一生荣誉，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是要让普罗大众掌握思想武器——世上没有救世主，起来战斗，拯救自己。

　　但是，毛泽东教育了亿万大众，收到的却是死后骂名滚滚。

　　继续革命，放弃革命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继续革命，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放弃革命，像历代王朝更替那样，做一世权贵统治者。现实的政治角力，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选择的余地。他最终挑战现实，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1949年建国后，为了尽快稳定政权，中共采取统战政策，大量吸纳旧社会权贵阶层进入新政权。大批旧社会权贵分子，趁机渗透至各级政府、军队、公安、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学术、宗教等各个领域。他们中有旧军阀豪强、有国民党元老、有政治掮客、有地方士绅、有资本家、有文人学阀、有宗教头目，身份极其复杂。建国初期，由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哪怕是小学毕业，都能走上领导岗位。政府、学校、公安机关，因此留用了大批国民党时期的职员、教师、警察。

　　与此同时，数百万拿着枪杆子打天下的共产党员，在夺取政权后，从革命者变身为各级政府的统治者，迅速形成新的权贵利益集团。有些人权位还没坐热，就忙着占房子、换老婆、抢位子、吃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族成员捞取私利。所谓革命理想，变质为夺取私利的工具。

　　1950年2月7日，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国，火车途经哈尔滨时，哈尔滨市委领导人，拿熊掌、飞龙等珍品菜肴来招待毛泽东一行。饭后，毛泽东对卫士李家骥说，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的国家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然而，等毛泽东一行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非常生气，召开干部大会时当众劝告：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毛泽东不学李自成，可挡不住百万领导干部要学刘宗敏。事实上，中共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存在着干部待遇特殊化问题。当组织规模较小时，待遇分级可以起到激励组织成员的作用。但是等到建国后，数百万党员走上领导岗位，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待遇矛盾便日益尖锐。基层干部贪污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从1951年起，全国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击党内腐败分子，肃清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到1952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全国惩处县级以上贪污千元者10.8万人，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三反运动刹住了建国初期，领导干部带头腐败的歪风邪气。

　　斩断非法牟利通道后，全国进行待遇改革，由供给制向薪金制过渡，到1956年形成干部24级工资制、工人8级技工薪金制、军队实行军衔制。由于行政等级与工资、住房、医疗、休假、出行待遇挂钩，共产党内形成了县级以下的基层干部，和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以及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待遇分化。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与城市户口待遇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干部高人一等、市民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格局。

　　除此之外，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后，国家通过赎买私营企业，建立公有经济。私营企业主在公私合营后，仍然占有企业股份，而且还能在企业中担任领导岗位。全国私股股值达24亿元，国家统一按照每年5%的定息，给私股股东分红，为期10年。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总数达到81万人，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这些人在旧社会是资产阶级分子，建国后依然是资产阶级分子，群众眼中的有钱人，还有着厂长、经理、人大代表等社会身份。

　　法西斯专政

　　在集体主义社会环境下，当普通人努力劳动，为建设国家出汗出力，积累原始资本时;干部特权阶层与城市食利阶层的奢靡生活方式，不但引起群众反感，而且腐蚀社会风气，挤占建设资金。这些人住别墅、用保姆、下馆子、听听戏，跳跳舞，乱搞男女关系，崇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领导干部依靠手中的权利，安排子女优先进入好的学校，或者给亲友办事提供方便。谁敢反对他们，就对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在城市里，哪怕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都能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在农村，一些乡村基层干部横行霸道，甚至动用民兵、公安等武力手段进行基层管制。在学校里，老师们特别关照那些有钱人家庭、或是干部家庭的学生。而普通学生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1959年苏联断绝对华经济援助后，中国仍然在进行高速工业化建设，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国内经济随即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权贵阶层依然在大吃大喝。1959年10月，经过周恩来批准，四川省委在北京筹建四川饭店。这家占地上万平米的饭店，本是清代贝勒府，专门用来招待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杨尚昆、李井泉等四川籍领导人。食材专门从四川运过来，连服务员都是说四川话的川妹子。改革开放后，舆论大肆宣传三年困难时期，造谣中国饿死了N千万人，还将罪名推到毛泽东头上。殊不知，1959年毛泽东已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官僚集团肆意妄为的结果。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给严重短缺。老百姓被粮食定量卡得死死的，还要干重体力活，领导干部却享有特权。部分省市开设有干部专用食堂，并发行干部专用粮票。有一个案例比较典型。1960年2月29日晚，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村民李秀英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给女儿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李秀英趁炊事员给干部上菜之机，进厨房拿了个馍。出门逃跑时恰巧被马书记撞见。李秀英跪地求饶，马某声称要吃馍可以，让她的女儿陪他睡觉。李秀英说女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自己愿意陪马某睡觉，并脱光了自己的衣裤。马某看着李秀英瘦得不成人形，让她滚。(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进行四清运动时，李秀英当众揭发马某罪行，马某畏罪自杀后，群众仍不解气，对其尸体进行批斗。1964年12月，西北局对此事件进行通报批评。)

　　同样是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7至9月，老舍、梁思成、叶圣陶、曹禺、端木蕻良、顾颉刚等二十多名作家、画家、歌唱家等文化人，受内蒙古自治区书记乌兰夫邀请，组团到内蒙古参观。叶圣陶在日记里记录了饮宴活动，着实令人瞠目。访问团到海拉尔，招待菜肴有甲鱼、山鸡、飞龙、烤羊腿。到奶品厂参观，遍尝各种糖果、冰糕、奶油点心。到公社参观，午餐上了十六盘菜，全是红烧鱼类。在近一个月的参观过程中，每天几乎都有大吃大喝、跳舞、唱歌。实在难以想象全国人民还在饿肚子。

　　与此同时，毛泽东遭遇了窃听事件。1961年4月，毛泽东到广东、山东调查，某日和一位服务员在列车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涉及窃听器事件的责任人，包括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

　　窃听器事件绝不止在毛泽东的火车上。在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对戚本禹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那种窃听器是纽扣状，是中央调查部从国外买的，连公安部长谢富治都不知道这种东西。

　　正是认识到共产党官僚集团迅速腐化堕落。1962年1月，毛泽东主动要求召开七千人大会，对县委以上干部讲话。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治决裂，已经显露头角。这次战斗，毛泽东的对手不是国民党，而是那些与他共事了几十年的革命战友，那些元帅，那些副总理，那些部长，那些省长，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干部人员。他们掌握政权，却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　　

 

　　继续革命，还是放弃革命，这是共产党面临的问题。

　　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党，绝对活不过90年代。

　　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

　　正义不朽，真理不朽，革命不朽。

　　1861年，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人驻扎在天津，不知他们是否参与火烧圆明园。该照片由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人所拍摄。　　

　　1868年，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1868年，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组建了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美国，于7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使团走访了英国、法国、普鲁士、沙俄等地。中间为蒲安臣，两侧拍摄了孙家谷(稼生)、志刚(克庵)两位使团大使及德在初、联春卿、塔木庵等随行参赞，照片下方有该使团成员的具体名录，是纪录中国外交史发端极为珍贵的影像实物。　　

1880年代，上海外滩，佚名摄。　　

　　1890年前后，全中国的烟民已达到40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4亿人口的10%，也就是说，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吸食鸦片的烟民。“一条辫子，一杆烟枪”被西方人说成是中国人的特征。“只剩下几寸囚毛(辫子)，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骸”的烟民整日四肢无力，精神萎靡，不思进取，未老先衰，像行尸走肉一样。　　

　　1910年3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中国西北考察期间，抵达甘肃省武威古浪县黑松驿镇(龙沟堡驿站)拍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