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九月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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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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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

张宏良

        （这是不久前10月23日在乌有之乡沈阳讲座的演讲大纲。讲座包括三个部分：一，九月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二，九月爱国运动明确了当今政治斗争的性质，三，九月爱国运动指明了未来政治斗争的方向。现将第一部分整理出来单独发表，仅供大家参考。）
2012年9月“九一八”前夕，为反对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爆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是21世纪的“五四运动”，与20世纪初“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都基本相同。如果说“五四运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起点，那么，九月爱国运动则奠定了复兴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如同欧洲崛起于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中华民族将崛起于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九月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中国左右之间的攻守态势已经易位，民心和历史已经彻底反转；二，中国左翼政治理论的一次实践检验和历史预演；三，对18大后中国政治走向产生了带有历史指向性的深刻影响；四，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历史方向。下面分别讲述。
一，中国左右之间的攻守态势已经易位，民心和历史已经彻底反转。
这是九月爱国运动最首要的伟大意义。人民已经觉醒，人心已经反转，大势已经改变，中国左右之间的攻守态势已经发生根本逆转，30多年右派在民众运动和民众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优势已经丧失，99%的人民大众再次选择了中国左派。中国左右之间的攻守转变，可以概括为四个转变。
1，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发生了根本转变，再次选择了毛主席，选择了复兴社会主义。九月爱国运动最突出特征，就是哪里有人民群众游行，哪里就有毛主席像。历时一周的全国大游行，就是一个声音——“毛主席，人民想念您”；就是一张画像——毛主席像。毛主席重返祖国大地，表明中国人民在经过历史挫折和历史反复的艰辛探索之后，终于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坚持毛泽东思想，复兴社会主义。复兴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唯一道路，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大潮，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世界人民共享文明成果的世界一体化大同规则，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
全国八十多个城市大游行只是高举毛主席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偶像，也是中国人民避免中国意识形态分裂、保持信仰统一的伟大举措。崛起的民族必须要有统一信仰，信仰统一是国家统一最可靠的保证。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信仰分裂，国家和民族就必然会分裂，就必然会陷入任人欺凌的悲惨境地。眼下愈演愈烈的中东惨剧就是典型。正是信仰分裂的教派之争，造成敌人可乘之机，致使几亿伊斯兰人民陷入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中，每个人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生活更加弥足珍贵，而中国人民六十多年和平统一生活的首要保障，就是中华民族思想信仰的统一，以往六十多年的和平统一靠统一信仰，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更是需要统一信仰。历史将会证明，九月爱国运动对国家统一信仰的坚持，将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崛起的最牢固基石。
2，中国流行的政治口号发生了转变，反汉奸取代反左成为流行政治口号。30多年来，中国最流行的政治口号就是反左，反左是中国各种悲剧的政治根源，是中国右翼势力统揽一切的思想大旗。中国共产党是左派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左派国家，只要长期坚持反左，就势必会反掉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反掉共和国的人民性质，最终反掉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30多年的历史反复和挫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终于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所谓反左，其实质是一场解体中华民族的汉奸运动。九月爱国运动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亿万中国人民响彻云霄的口号就一个——打倒汉奸！反汉奸取代反左，成为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政治口号；以往的极左帽子满天飞，变成了现在汉奸帽子满天飞。为了阻止亿万人民众口一词的反汉奸要求，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甚至公开呼吁，要求从汉语中删除汉奸一词，严禁媒体和舆论使用汉奸这个词汇。
流行政治口号的转变，是社会意识形态最深层的转变，是人民大众觉醒程度最可靠的标志。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悲剧，绝大多数源于汉奸，当今国家的危局和人民的悲剧，更是主要源于汉奸。总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谓侵略者的这优势那优势，其实就是一个优势——汉奸优势；所谓中国挨打的这劣势那劣势，其实也就是一个劣势——汉奸劣势。眼下中国东海、南海危机的根源，同样是汉奸。特别是中国主流媒体和舆论对这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围剿和妖魔化，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感受到了汉奸势力和汉奸文化的巨大危害。中国人民为了突出反汉奸的统一口号，甚至暂时放弃了有关国内问题的其它政治口号。
中国汉奸集团和汉奸文化的形成，既有世界一体化的国际因素，又有着中国资本积累特殊性的国内根源。一方面，就国际因素而言，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了世界精英集团的一体化，在马克思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还没有联合起来之前，在毛主席号召的全世界人民大团结还没有形成之前，全世界精英集团却率先联合起来了。由于世界精英集团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为发达国家服务的，这就必然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精英集团与本国人民利益的对立，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悲剧。另一方面，就国内根源来说，则是由中国资本积累的极端残酷性决定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财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通过数百年的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逐渐积累起来的，也不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是在社会主义葬礼上，通过平均分配后重新洗牌形成的，而是在一二十年的短短过程中，采用暴力手段对内抢劫和变卖子孙资源发展起来的。把数千万企业主人变成下岗工人，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变成娼妓，把数亿农民工变成没有住房的城市流民，把上千万股民的投资抢劫一空……疯狂的不义之财形成了中国资本集团对国内人民疯狂的仇恨，以及担心被清算的极端恐惧，这种仇恨和恐惧，必然导致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靠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体中国，以便逃避清算，安享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
可见，中国汉奸集团已经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关系，利益对立决定了他们一定要站在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立场上，置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于死地。虽然许多人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但是中国人民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喊出了反汉奸这个关乎中华民族死生存亡的最关键口号。反汉奸口号的伟大意义在于，当前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崛起源于东方文化，毁灭源于汉奸泛滥。只要铲除汉奸文化和汉奸集团，中华民族的崛起将不可阻挡。
3，左右队伍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转变，青年人成为左翼爱国运动的主体。九月爱国大游行的参加者绝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青年成为左翼爱国运动的主体，是当今中国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伟大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事业，历史的进步是通过青年人完成的，没有青年人为主体，无论多么进步的伟大事业，都不可能成功。80后90后走上历史舞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可靠的力量保障。
曾几何时，人们还在担心，右派集会青年人多，左派集会老年人多，由此而感叹复兴社会主义十分艰难遥远。本来，青年人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是天生的革命者，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天生载体，只是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了此前中国左右之间年龄结构的颠倒。当今社会罪恶现象不是历史沿袭下来的，而是政治复辟造成的，是人民江山被颠覆的结果。这种政治反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因为千百年形成的剥削制度，不可能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被彻底消除，发生历史反复是必然的正常的，并且会发生多次反复。在社会发生反复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由于青年人没有历史反复的前后比较，再加上精英集团对以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妖魔化，往往会把社会复辟误认为是“改革进步”，容易被右派忽悠欺骗，跟着右派跑。而老年人经历过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娼妓、没有老板的时代，经历过那个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老有所养的时代，那个意气风发、干干净净的时代，那个没有外国人侵占中国领土、割让中国领海的时代，那个当官的不敢欺负老百姓、老百姓“造反有理”的时代……因为老年人有比较有鉴别，所以才会先于青年人觉悟起来。因而出现了许多老年人传播变革火种的特殊历史现象。
现在80后90后青年人的普遍觉悟，完全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疯狂掠夺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跟在改革教后面奔跑的青年人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真正一无所有的彻底无产者，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安全，没有前途，特别是没有人类特有的激情和理想，全部生活就是像牛马一样为老板干活和像猪狗一样满足感官享受，生活的每一天都是简单重复，并且是在重复猪狗的追求，其中绝大多数连猪狗都不如，猪狗尚且有一个猪圈狗窝，可是绝大多数青年人一辈子收入全加起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思考，为什么普通美国人两三年的家庭收入就能够购买一套宽敞住房，而中国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都不够？答案很简单，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再用中国财富建造航母，开着航母来割让中国南海，帮助日本人侵占中国钓鱼岛和东海。
于是，中国青年开始思考，开始比较，开始重新审视历史，重新审视现实，重新审视左派右派，在思考中走向成熟，在比较中走向觉悟，思考和比较的结果，就是整整一代人投入了伟大的左翼爱国运动。当今中国80后90后青年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保证了九月爱国运动的左翼性质，全国八十多个城市历时一周的大游行，全都是左翼的标语口号，其中没有一个右派标语，没有一个右派口号，没有一个右派横幅，更没有一个右派画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青年的伟大创举和历史奇迹，特别是考虑到在右派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居然连一个右派的标语口号都插不到游行队伍中去，更是难以想象的伟大奇迹。最近一位西方记者十分不解地询问：全国八十多个城市大游行全都高举毛主席像，那么多毛主席像是哪儿来的？当时我回答说：伟大的历史事件必然会创造伟大的历史奇迹，觉醒了的人民比上帝更加能够创造出历史奇迹。
4，左右之间道义力量和道义形象发生了彻底转变，中国人民亲眼见证了左派理想主义者的献身精神，更是亲眼见证了右派越来越流氓化的历史演变。对于政治集团而言，理想主义者的存在和遭遇，是一个政治集团道义力量和道义形象的根本标志，是一个政治集团强弱兴衰的内在根源。美国统治集团的强大，就在于拥有一批理想主义清教徒，拥有一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苏联东欧的民主力量能够取得颜色革命的胜利，同样在于领导者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中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右派的改革方向能够忽悠起老百姓支持，同样是因为还拥有刘宾雁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而如今，中国右派的理想主义者已经丧失殆尽，其中最有文化的普世价值派，也变成了彻头彻尾、名副其实的地痞流氓，除了造谣、诽谤、诅咒、辱骂、诬陷、威胁、迫害等一系列流氓手段之外，从上到下朝野内外那么多所谓的文人学者，居然找不出一个人哪怕是讲一句道理，一个都找不出来。
最能反映中国右派已经彻底流氓化的政治标志，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中国“改革派”、“民主派”的核心力量。稍微关注一下目前中国政治舆论就会发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最强烈的，叫喊自由民主最响亮的，咒骂九月爱国运动最恶毒的，恰恰是那些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当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就其整体而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血腥最灭绝人性的反动集团，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集团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野蛮罪恶，可以说是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剥夺者罪恶的总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野蛮强拆，与此前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英国圈地运动相比较，会让人感觉到后者竟然是那么温和有加——至少当时英国贵族圈的是自己的土地和公地，而没有去强行扒掉老百姓的住房。这个集团成为中国“改革派”、“民主派”的核心力量，标志着中国右翼势力已经堕落为凶残的流氓。他们一方面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抢劫全体老百姓，另一方面又打着政治改革的旗号为某一个老百姓维权，以此来把老百姓的愤怒转嫁到共产党头上，自以为得计，可是却在道义上走向了自我毁灭。这就是右派到处参与老百姓群体事件，而老百姓对他们却根本不买账的原因。中国老百姓已经看穿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已经双双堕落为流氓的右派本质。
与右派的流氓化相比较，中国人民也亲眼见证了中国左派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如同岳家军没有因为风波亭而放弃抗击金兵、毛主席没有因为30万红军被杀而放弃抗日一样，中国左派在重庆事件之前，没有因为左派人士被重庆关押、讲座被重庆封堵而放弃支持重庆的共同富裕道路，在重庆事件之后，同样没有因为网站被关闭、政治受打压而放弃捍卫国家利益。今年以来，那些天天叫喊要推翻共产党和颠覆共和国的汉奸右派，拿着中共中央的决议，堵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左派人士门口欢呼叫骂、载歌载舞、欣喜若狂，那种难以言喻的锥心之痛，若非亲身经历绝难体会。即便如此，中国左派仍然把痛苦和屈辱埋在心里，不屈不挠地一心为国为民，全力支持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没有借机提出任何自己的政治要求，诸如恢复网站、停止打压等等。当今中国左派完全继承了屈原、岳飞等以死报国的民族精魂，以及毛派共产党人只有国家和人民，而没有任何私利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九月爱国运动中国人民重新选择中国左派的道义根源。
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写过一篇《愚公移山》，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中国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上帝，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的毛派共产党人，今天的中国左派，同样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理想主义精神，再次感动了中国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上帝，掀起了铺天盖地的红色大潮，拉开了社会主义复兴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幕。
二，中国左翼政治理论的一次实践检验和历史预演

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是对中国左派政治理论的一次实践大检验，是对中国左派社会历史分析和政治判断的一次历史预演。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实践检验，历史验证了此前我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分析，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和人民接受了左派的政治判断。
第一，九月爱国运动的伟大实践，验证了多年来我们那个基本判断——在当今中国，无论发动什么颜色的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都能够把它变成红色革命。如果说此前许多人还不相信或者怀疑这个判断的话，那么，九月爱国运动则完全验证了我们的基本判断。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的爱国主义大游行，漫天翻卷的只有一个颜色的旗帜——五星红旗；响彻云霄的只有一种政治口号——“毛主席，人民想念您”；全国高举的只有一个人的画像——毛主席像；游行群众只有一个要求——外争国土，内惩汉奸！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打倒汉奸的全民族共识，几乎达到了历史上欧美国家声讨叛国罪的那种共识程度。可以说，九月爱国运动彻底堵塞了中国颜色革命的道路，宣告了单纯由资本集团和权力集团之间瓜分国家权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绝不会继续充当资本集团的政治炮灰，中国人民将按照大众民主、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这三大目标，自己选择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变革道路。
中国人民能够变颜色革命为红色革命的伟大历史创造力，一来自于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注入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免疫力；二是来自于发动颜色革命的“民主派”屁股上不干净，双手沾满下岗工人、拆迁户和股民的鲜血；这后一条是根本原因。当初苏联由逮捕戈尔巴乔夫的红色革命转变为解散共产党的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动颜色革命的“民主派”，屁股上都干干净净，至少比发动红色革命的当权派屁股上要干净，绝没有参与和支持过任何对人民财产的抢劫。而当今中国富人对民众的所有抢劫活动，无一不是这些“民主派”策划和参与的。这是中国人民不可能跟随他们选择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道路的根本原因。
第二，九月爱国运动的伟大实践，证明了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理念引导取代组织发动，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变革的主要方式。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变革方式上，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这一伟大进步，同样是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无论你对中国文革的大众民主运动怎么看，其中一点无可否认，就是整个世界从那时开始，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逐渐成为各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的社会变革，无论是颠覆还是反颠覆的政治斗争，都是通过街头革命实现的。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社会革命的流血成本，是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最伟大成就。作为街头革命始作俑者的中国，也必将会融入现代政治文明的这个伟大洪流之中，用街头革命而不是用暴力革命，来表达人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选择。
九月爱国运动不仅验证了街头革命将成为未来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更加重要的是同时还表明了街头革命的领导方式，将是以政治领导取代以往暴力革命的组织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就是用能够反映亿万人民意愿和利益的一种政治理念，把亿万人民变成自觉的人民，自觉地纳入同一个政治轨道，自觉地涌向同一个政治方向。虽然没有组织发动，但却比有组织发动更加自觉有序，更加步调一致；虽然没有统一计划，但却比有计划更加理性成熟，更加进退有据。这是网络时代街头革命的根本特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社会变革方式方面的反映。
工业社会生产力的特点，是一个工作母机带动许多机器运转，一个火车头带动许多车厢前行，反映在社会革命上，就是一个领导机构指挥千军万马，这就决定了工业社会必然是政党政治，所有社会历史事件，都是由政党组织和领导的。而如今是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大家之间的联系是节点联系，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生产力变化的这个特点，反映在社会革命的人员组成方式上，也就不再是以往工业社会那种建立在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上的组织方式，不再是由一个发动机——政党组织——去动员和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而是由人民大众共同认可的某种政治理念，把大家联合起来，凝成强大统一的政治力量，去改变现有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游戏规则，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由于这种社会变革要求不是政党从外部注入的，而是人民自己选择的；并且人民大众从自发到自觉的觉悟过程，也不是政党教育和宣传的结果，而是人民大众对各种政治理念共同筛选的结果；因而革命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更加不容易被精英集团所利用。这就是此前我们所讲的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次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左派处于最低潮时期爆发的，最低潮不仅表现在对左派全面打压方面，如所有左翼网站全被关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左派内部四分五裂、狗撕猫咬、残酷斗争、陷害出卖等方面。此时的左派停止内斗尚且无力，根本没有力量去组织和发动爱国运动，如果不是多年来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翼爱国力量的坚持斗争，坚持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等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坚持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的政治方向，坚持反汉奸是中华民族崛起关键的政治告诫，就不可能会形成全国80多个城市步调一致的大规模爱国运动。可见，在街头革命这种崭新的社会变革方式中，政治理念的引导比有组织的发动，政治作用更加强大。并且，理念和信仰的自我约束作用，比组织纪律的约束作用，也更加有效。九月爱国运动所表现出的中国人民高度的理性和成熟——矛头一致对准外敌和汉奸，甚至连平常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问题，都只字未提——充分证明了拥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民，是最有理性的人民，拥有共同政治理念的革命，是最有秩序的革命。
中国人民的高度理性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将使中国有可能避免20世纪初那种大动荡、大分裂、大流血的悲惨格局，以和平方式完成转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三，对18大后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带有历史指向性的深刻影响

当前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都高度关注18大，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党代会如同这次一样，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如此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的历史尽头，处于社会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既不再有继续原地踏步、徘徊不前的历史空间，也不再有继续拖下去的更多时间，各方政治力量的挤压和内外矛盾的冲突，都在迫使中国必须做出历史选择——要么顺应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历史潮流，顺应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要么顺应极端右翼势力的政改呼吁，走上改旗易帜、改换门庭的最后道路。总之，历史已经不容回避，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如果说此前还可以用做大蛋糕来回避历史选择的话，那么，现在蛋糕已经做大，要么替富人守护蛋糕，要么替穷人分配蛋糕，作为共产共富的共产党来说，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模糊下去了。执政党的性质可以模糊一时，不可能模糊一世，现在到了必须亮明身份的时刻了。
当然，所谓亮明身份，并非是指18大之后立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是指必须明确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明确踏上不同性质的政治道路。对此，中国右派充满信心，坚信18大将脱掉共产党的政治外套，剔除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由中国汉奸精英把持的各个领域，到处都充满了汉奸右派“朋友干杯”的欢呼声。就在中国右派得意忘形地拨动历史指针的关键时刻，九月爱国运动宣告了18大之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只能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人民创造历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社会历史转变的重大时刻，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在毛主席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框架仍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人民对中国政治的走向更加具有决定性影响，不仅历史的进步是人民决定的，包括历史的挫折同样是人民决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社会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由人民力量决定的。当然，不是由潜伏的人民力量决定的，而是由已经公开显示出来的人民力量决定的。1976年“四、五事件”，决定了文革历史的彻底逆转，当时的官僚集团和反动学者利用了伟大历史事件的天然缺陷性和人民的茫然性，把人民引向了相反的传统道路；1989年“六、四事件”，文化精英利用人民对官僚集团占有制的愤怒和反抗，把人民引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九十年代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六、四事件”，掌握了中国改革的政治领导权。共和国历史上这两次根本转变——第一次由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变为苏联式修正主义，第二次由修正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都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尽管人民是被忽悠被欺骗的被动选择，但毕竟是人民的选择。虽然这两次事件在当时都遭到了彻底镇压，但是“商鞅虽死，秦法犹存”，人民群众在当时历史事件中爆发出的那种巨大力量，使其在被镇压之后仍然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这次九月爱国运动在改变中国历史走向上，将比前两次运动具有更加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因为九月爱国运动与前两次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四、五事件”是官僚阶级领导的运动，“六、四”事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同属于精英阶级领导的运动，九月爱国运动则是人民大众反对精英阶级的运动，是人民大众自我主导的大众民主运动。大众民主运动的历史性质，决定了九月爱国运动在舆论上政治上遭到了精英集团的全面镇压，被污蔑为是暴徒运动，是义和团运动，是所谓文革余孽的运动。有人下令“一定要查出背后的策划者，严加惩办”，虽然警方对此并没有太多理会，但是整个汉奸媒体和汉奸集团，都被动员起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清查爱国者的汉奸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第一次由汉奸发起和主导的清查爱国者的运动。虽然由于人民大众的觉醒，由于体制内各级爱国力量的坚守，由国内外各大媒体发起的清查爱国者的运动最终不了了之，没有查出一个所谓幕后黑手，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由此分化出了中国的汉奸集团，为下一步铲除汉奸集团创造了条件。这是九月爱国运动的一个重大历史成就。中国人民在九月爱国运动中高举的两面伟大旗帜——对外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爱国主义大旗，对内实行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必将成为18大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
当然，我们说，九月爱国运动将会对18大之后中国政治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同样不是说立刻就会发生政治转向的巨大变化，而是指由此形成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是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泽东成为人民之神，带领人民通过社会革命，翻身解放成为社会主人。这种模式短期内不可能再次出现，毛泽东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化身，几十年的短暂历史根本不可能打造出来。二是拿破仑模式或重庆模式，顺应人民要求，铲除黑恶势力，通过社会改良让人民安居乐业。西方记者总是说重庆领导人是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判断历史发展趋势上，机会主义者比理想主义者更加能够表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如果说重庆模式是机会主义者投人民所好，那就更加证明共同富裕已成为人心所向的历史大潮，与个人理想主义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机会主义者”，也只能顺应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三是恩格斯讲的“历史合力”那种模式，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之间勾心斗角的矛盾，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历史朝着人民公开要求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历次“商鞅虽死，秦法犹存”的社会改良，就属于这种模式。
九月爱国运动对中国未来政治的影响，有可能再次书写“商鞅虽死，秦法犹存”的变革历史，政治前景与汉奸右派的胜利欢呼完全相反。共同富裕的路线会更加普及而不是被彻底否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所谓18大之后是“我们的历史”的喧嚣不绝于耳，一再掀起“朋友干杯”的欢呼浪潮，右派的欢呼是虚张声势还是持之有据，大家很快就会看到。不过，即便是真的发生右派欢呼的那种情况，也不过是短暂的历史浪花，绝不会改变共同富裕的历史走向。
　四，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历史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18大之后中国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必须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已成为朝野内外、左右之间的基本共识。只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与八十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当初经济体制改革，各种政治力量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更加强大，争论的焦点只是方向道路问题，也就是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而如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各种政治力量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对国家前途的设置更是不共戴天，已不再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是走向崛起或走向毁灭的问题。对此，作为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1，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利的再分配，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精英集团内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权利再分配，主要是资本集团与权力集团之间的权利再分配，根本没有包括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但是，由于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基本潮流，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历史舞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要求——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三大历史力量之间的博弈和斗争。
三大政治力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权力集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完善党内民主，实现社会稳定和谐，避免走向崩溃。目前中国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包括管制菜刀在内的各种管制措施已近乎战时状态，社会管理已经绷紧到极端程度，如此下去很快就会断裂崩溃。权力集团急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一条能够走向社会和谐宽松的发展道路。资本集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结束权力集团的统治，建立权钱合一的资本统治。由于资本的多元化把文化精英越来越包括在资本集团之内，所以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融为同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向权力集团发难，加上这种发难又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解体中国的要求，拥有美国西方国家的支持，因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占有极大优势。无论掌控军警的权力集团表面上多么扬威耀武，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如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样，越来越被纳入资本集团设置的历史轨道。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左翼力量，则既反对权力专制，也反对资本专制，而是要建立大众民主，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证明，特别是近来的历史更加证明，没有大众民主的保障，就没有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使勉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也会夭折。所以，人民必须自己掌握政治权利。
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走西方资本民主的道路。虽然九月爱国运动宣告了中国人民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复兴社会主义，但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会重复经济体制改革的悲剧，建立资本民主制度。20世纪末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挫折，使各国人民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亲身经历，中国人民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是，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组成的资本集团，特别是包藏祸心的汉奸集团，却把中国抢劫式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灾难，特别是官权泛滥改革所造成的官民对立，归咎于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和共和国的基本制度，打着自由民主的宪政旗号，借政治体制改革之名，行改朝换代之实，最终建立资本民主的政治制度。由于美欧国家的宪政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因而资本集团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具有极大欺骗性，虽然已经不能够再欺骗中国人民，但是却容易使体制内的人们上当受骗，误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死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用资本民主取代权力民主，而只能用大众民主取代权力民主。这是由下述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第一，资本民主已经成为落后的政治制度。工业社会初期，资本民主取代权力民主，的确是社会历史的伟大进步，但是在今天比资本民主更加先进的大众民主出现之后，仍然去建立资本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政治主张。资本民主制度，只是把封建特权变成资本特权，并不是消灭特权本身；只是把封建世袭制变成资本世袭制，并不是消灭世袭制本身；只是把封建等级制变成资本等级制，而不是消灭等级制本身；只是把封建专制变成资本专制，而不是消灭专制本身。总之，资本民主只是把以往由封建集团享有的一切，全部转移到了资本集团的手中，与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人民大众只是由以往封建主的奴隶变成了资本的奴隶，奴隶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如果说这种奴隶身份的转换，对于没有自由民身份的欧洲封建社会来说，还具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对于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中国小农经济而言，则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而要在推翻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去建立资本民主制度，则不仅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甚至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腐朽最落后最野蛮的反动集团，与欧洲资产阶级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富，是在封建阶级压迫下积累起来的，是通过对外抢劫聚集起来的，把原本要被封建阶级挥霍的财富用于生产，并且在等价交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资产阶级，必然追求平等的社会权利，因而会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进步阶级。而当今中国资产阶级的财富，则完全是通过权钱结合、权钱交换的途径，依靠国家机器和流氓暴力手段，对内抢劫老百姓的结果，由于财富不是通过生产经营得来的，而是通过收买官员和雇佣流氓抢来的，所以在生活上比任何封建集团都更加挥霍无度，在手段上比任何黑社会都更加残暴野蛮，在政治上比任何反动集团都更加腐朽反动。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崩溃、人伦尽失，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敢信任，整个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就是这个集团主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如果再由这个集团主导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资本集团领导的政治制度，整个中国社会将变成人间地狱。
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资本集团不仅反动，而且卖国。中国官僚集团充其量只是屈从于外部压力，而中国资本集团往往是主动出卖国家利益，当今中国史所罕见的汉奸文化和汉奸集团，就是附着于资本集团并且是由资本集团所衍生的。这是中国资本集团与西方国家资本集团的根本不同之处。西方国家资本集团的价值取向都是爱国主义，中国资本集团则是卖国主义。十多年来中国曾经爆发过三次伟大的爱国运动，第一次是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爱国游行运动；第二次是捍卫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爱国示威运动；第三次就是今年保卫钓鱼岛的九月爱国运动。在这三次爱国运动中，中国资本集团的核心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站在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汉奸立场上，用尽各种恶毒语言大肆妖魔化爱国运动，甚至连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大量报道，都是转自于占中国主流地位的汉奸媒体。这是西方国家资本集团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的卖国主义立场。正是中国精英集团在三次爱国运动中的汉奸立场，使中国人民与精英集团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完全对立。
所以，虽然当今中国官权泛滥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但是只能由人民大众来约束官权，而不能由资本集团来约束官权，中国资本集团比官僚集团更加腐败更加野蛮。不仅理论分析如此，生活常识也是如此，有时生活常识比理论分析更加能够反映出历史本质，你去随便问一个中国妇女就会知道，当今中国，在官员手下工作，要比在老板手下工作更加安全。仅此一点，就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全相反，当年欧洲人民跟随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在老板手下工作，要比在封建主手下工作更加安全，封建主可以随意打杀男工、奸污女工，而老板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倒过来，欧洲人民同样会跟随封建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人民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和取舍，只要妇女走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比走进私企老板办公室更加安全，中国共产党就比资本集团更加具有历史合法性，更加具有民意基础。况且，中国资本集团特殊的汉奸性质，决定了一旦形成资本统治，中国老百姓不仅会遭受国内老板的随意处置，甚至会遭到外国人的随意处置。中国人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社会政治冲突中，虽然对官僚集团极其不满，但是却拒绝充当资本炮灰，甚至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被动选择中，宁可选择官僚集团也不选择资本集团。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糊涂的，倒是本不该糊涂的许多体制内人士，包括许多高层人士，他们总是按照以往教科书和现在右派的宣传，来看待资本集团和官僚集团，把中国的资本集团完全等同于西方大革命时期的资本集团，把中国共产党完全等同于封建官僚集团，加上汉奸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宣传，总是在资本集团面前抬不起头来，不仅没有执政集团的理直气壮，而是如同二奶小三儿那样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甚至去揣摩和顺应资本集团的各种要求，明明知道对方是要自己的命，仍然顺从地宽衣解带，试图通过床上恩爱感动对方，承认自己的合法统治。中国体制内力量对资本集团的政治投降，在客观上把资本集团放在了社会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放在了政治体制改革天然主导者的位置，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稍微偏离了资本集团的方向，立刻就会在舆论上掀起轩然大波。可以说，体制内在政治上和价值观上的全面投降，是中国陷入动荡和分裂的最大危险。如果不是人民大众和中国左翼力量对资本集团的制约，中国早就陷入了如今中东北非的惨烈境地。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如何实现由体制外觉悟向体制内觉悟的转变，使体制内的人们尽快同体制外的民众那样觉悟起来，通过完善而不是摧毁现有共和国基本制度，克服腐败和两极分化，摆脱内外危机，实现国家强大和民族崛起。
目前避免政治体制改革走上资本民主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约束官权和资本，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资本集团把政治体制改革矛头对准社会制度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就是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罪恶现象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必须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目前这个最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其实完全是一个历史谎言。纵向来看，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制度完全相同，可是既有汉唐盛世的辉煌，也有南宋晚清的衰亡，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干系；横向来看，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既有相对清廉的国家，也有腐败严重的国家，制度同样不是决定因素。可以说，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腐败的关键因素，不是根本制度问题，而是是非善恶的道德和法律裁定问题，如同一群乘客中有无流氓恶霸的关键因素，不是取决于乘坐汽车、火车、飞机等何种交通工具，而是取决于行善行恶的不同风险和不同后果，如果见义勇为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太大，人们就会选择沉默观望，屈从于流氓恶霸；相反，人们就会挺身而出，打击流氓恶霸。所以，当今社会腐败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是一个老百姓有没有权利享有自己创造的财富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制度问题。
深入分析当今中国腐败根源就会发现，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本因素，是汉奸文化和“西门庆立法”造成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抢劫性质和汉奸集团的卖国行为，必然会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要想避免人民反抗，就必须彻底颠倒是非对错、善恶真假的道德标准，尽可能增大人们见义勇为做好事的法律风险，形成一种好人倒霉、恶人昭彰的社会风气，把“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口号）变成社会唯一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安全的抢劫和卖国环境。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制度比国民党时期先进，比封建社会先进，却出现了国民党时期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的道德伦理大崩溃的根本原因。所以，当今中国腐败是一个伦理和法律的设置问题，是脱离民众监督和汉奸文化泛滥的问题，汉奸文化泛滥是当今腐败的根源，腐败是汉奸文化泛滥的结果。只要铲除汉奸文化这个社会毒瘤，现有社会就会恢复健康，包括被扭曲的社会制度也会恢复正常。其实，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最核心的部分，其功能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中国汉奸集团总是张口闭口叫喊制度，而回避文化的根本原因。
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选择大众民主的道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目前有三种民主模式可以选择，即，权力民主、资本民主、大众民主。根据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改革的基本经验，根据当今大众民主发展的世界大潮，根据中国改革前后数十年的比较，特别是根据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中国必须选择大众民主制度。
所谓大众民主制度，并非是对资本民主制度的简单否定，而是包含资本民主在内的更大范围的民主，是把以往只有富人资本家享有的民主权利，扩大到全体人民，让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没本事的人，也能够享有基本民主权利。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大众民主三原则：
第一，建立权力约束和资本约束相结合的全面约束制度，把权力和资本同时置于社会约束和监督之下。权力和资本一旦失去约束，同样会成为祸害社会的罪恶力量，所以必须对这两大力量同时加以约束，既要约束官僚又要约束老板，绝不能单纯约束权力而放纵资本。目前代表资本集团利益的右翼势力，其罪恶之处就在于故意误导社会和民众，把政治体制改革严格限定在单纯约束权力的框架内，并且只要一提约束资本，就大骂对方是维护专制，而根本不管对方与他们一样要求严格约束权力。故意歪曲事实和用谣言攻击对方，使中国右翼势力愈来愈走上了下流道路。
第二，建立直选式和直免式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充实民主的历史内容。直选式民主，就是目前有些国家已经实行的全民直接选举制度，这是资本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直免式民主，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伟大探索，由人民群众直接罢免不满意的官员。直免式民主是对直选式民主的补充和完善，是由形式民主向实质民主的根本转变。单纯的直选式民主容易造成政客欺骗选民，而选民没有纠错机制约束政客，直免式民主可以弥补直选式民主的这个缺陷，把民主权利落到实处。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网络时代的直选式民主与此前传统媒体时代的直选式民主相比较，已经具有了不同功能和作用。传统媒体时代的直选式民主，由于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被资本所控制，并且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发表意见，舆论完全由极少数精英所掌握，并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情民意，是典型的资本民主、精英民主和虚假民主。而在网络时代，人民大众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舆论不再由极少数精英所控制，具备了直选式民主的物质基础，直选式民主能够反映出真实的民情民意，因而直选式民主才真正具有了民主的切实内容。
第三，建立约束最高领导和约束顶头上司相结合的民主制度，让普通民众也能够享有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最大的历史缺陷，就是只维护资本集团的民主权利，而把人民大众排除在民主之外。其中一个最典型特征，就是只约束国家元首和决策层官员，而不约束顶头上司。这是资本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因为国家政策直接决定富人利益，而顶头上司直接决定众人利益。虽然国家政策同样关系到公众利益，但是直接决定普通人工作和生活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顶头上司。所以，只有像约束国家领导人那样约束顶头上司，才能使普通人和富人一样，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
4，解除网禁，保障网络言论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根本条件。民主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公民的民主权利是通过言论自由实现的。目前最主要的言论自由就是网络自由，废除删帖制度，实行言者负责制，建立公民监督委员会对网络运行和管理进行监督。信息社会，网络越来越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民众生活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因而不能采用一般企业管理方式，而应该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加以管理，把网络作为公民表达意见、监督和约束权力和资本的公共平台，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把网络作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共同监督和约束社会公众的平台。在目前网络主体部分被外资控制的情况下，废除删帖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既有利于实现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又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结束语：九月爱国运动中国人民高举毛主席像的行动表明，中国人民是清醒、理性、成熟的伟大人民，他们需要的是对当今社会发展方式的有效纠偏，而不是对当今社会制度的全盘否定，这就决定了中国18大后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改革注入善恶的伦理，而不是否定改革本身；恢复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而不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华民族崛起注入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注入其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是要不断完善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否定这个制度；是要坚决维护人民和平稳定的生活，而不是让13亿中国人民陷入动荡……仍然是年初中国左派千人大会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方针，今后仍然是这个基本判断和基本方针。
2012年11月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