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贾平凹的病相

　　贾平凹是个很扎实的作家，扎扎实实地生活，扎扎实实地写作。然而，这说的是贾平凹十年之前的创作。自从他不小心写了个《浮躁》之后，似乎心理就受了自我暗示，一天天浮躁起来。一部《废都》名满天下，可是贾平凹这个人，仿佛从此也就算废了。他此后的什么《白夜》，什么《土门》，什么《高老庄》，越来越远离他扎扎实实的生活，开始装神弄鬼，开始追逐迎合，开始呈现“大家风范”。这也没办法，欲练神功，引刀自宫么。要想把别人都废了，先废掉自己大概是个必要的程序。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几部作品仍然保持着中等以上的艺术水准，贾平凹深厚的生活积累仍然使他经常能够“下笔如有神”。他不是一个早晨就走火入魔的，而是“撒尿”东篱下，“堕落”细无声。西安的“贾三包子”、“老孙家泡馍”之类的饭馆，经常悬挂着贾平凹的照片，贾平凹的墨宝也越来越身价看涨，贾平凹文学以外的逸闻趣事也越来越多。

　　陕西是华山派的大本营，当年卓尔不凡的岳不群先生就是一天天脱落了胡须，最终横扫武林，登上了“五岳盟主”的宝座。贾平凹远非岳不群式的伪君子，但这样不严格要求自己，终日与魔教中人来往，心旌摇曳，六根失禁，导致体内毒气攻心，终于结石成今天这本《病相报告》。

　　《病相报告》写的是延安时期的一对恋人几十年间的悲惨命运，试图通过人物的辛酸坎坷来展示时代的荒谬。就如该书的封衬上说的：

　　“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之所以是苦难的，那是因为时代病了，社会病了。而数十年的中国，各个时期有着各个不同的病，这就是作者要报告的事。”

　　且不说这段话在语法和逻辑上的不通，单看这种观念，也已经够陈腐了。虽然贾平凹在后记里透露故事是有真实原型的，但有原型并不能保证作者就不脱离生活，并不能保证作者就不会走上主题先行的捷径。

　　从书中不难看出，贾平凹对于老一代革命者的生活经历是相当隔膜的，他不但对延安的生活和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干部的生活了解甚少，连这方面的书也读得不多，对一部中国革命史也只熟悉到普通大学生的水平。书里写得很有神韵的和很精彩的段落恰恰是跟革命无关的地方。

　　例如写现在陕南小镇上的妓女，外面穿一件粉红的风衣，见了男人突然把风衣一张，里面是白生生的身子，乍着一对奶，张口就问道：“娱乐不?”男人说：“我怕病哩!”妓女说：“开水烫了的!”这样的描写才是贾平凹的拿手好戏，这里显示出贾平凹对当代下层生活手到擒来的熟悉和高度的提炼能力。

　　而一写到革命的部分，就几乎没有任何独特的细节，写来写去，无非是革命与人性的冲突，无非是说革命队伍里有许多肮脏的人和肮脏的事，无非是说那几十年里中国人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观念都不是贾平凹发明的，而是高深莫测的“学术界”、“思想界”传染给贾平凹的，贾平凹企图用自己比较丰厚的生活积累，去迎合和证明这些观念，然而他换来的，只是故事的苍白和境界的肤浅。如果说该书在局部上还颇有价值之处的话，那仍然是贾平凹所擅长的情欲对人性的折磨和浓厚的陕西风俗人情。

　　不知贾平凹是否自揣难以驾驭这类根据观念捏造的故事，他老狐狸般采取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让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分别用第一人称轮流来讲述这出冗长的闹剧。这种“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写作技巧，其实在小说界早就用滥了。高明者借助这一技巧可以加强故事的“复调效果”，引发复杂的审美趣味。而拙劣的邯郸学步者往往以此遮掩自己写作基本功的欠缺，把胡写乱画标榜为现代派。贾平凹当然写作功底深厚，这次故意卖个乖，以表示自己既传统，又现代(见《后记》)，这就已然透着心虚了。

　　可是小说的叙述效果却不那么尽如人意。七八个讲述人乱哄哄地七嘴八舌不停口，但是并没有显露出他们之间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好像他们都在写小说，又好像他们都在写回忆录，又好像他们都在摆龙门阵，又好像他们都在内心独白。其实都是贾平凹在摆弄他们的舌头，他们的话没有身份的区别、职业的区别、年龄的区别、地域的区别和性格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没有“复调效果”，给人一种“凑够了字数算”的感觉。

　　按照这样的写法，书中的妓女也可以来说上一章，书中的狗啊驴啊，都可以来说上一章。不过虽然贾平凹的这个叙述策略是失败的，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叙述框架里发现他没有夹好的狐狸尾巴。在书前的“人物介绍”中列出的八个人里，唯独韩文没有作为叙述人出场。这个韩文在书中的作用是“破坏”男女主人公胡方与江岚的爱情。他本是二人的朋友和战友，在胡方离开陕北并据说牺牲后，他跟江岚结了婚，但是江岚并不爱他。

　　其实若从“复调”的意义上说，韩文的叙述恰恰是站在观照胡方与江岚真实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但是他却被剥夺了叙述权，任由别人讲述他的可笑的善良和可怜的无能。不论贾平凹是有意设计还是粗心疏漏，这都说明贾平凹始终不能进入革命话语内部去观察和讲述革命，而只能在革命的外边和背后指指点点。形式上的花里胡哨，加倍表明了贾平凹面对“重大题材”的力不从心和不自量力。

　　作为一个声望卓著的小说家，贾平凹的语言本是具有独到魅力的。然而由于叙述手法的错误选择，该书的语言极为混乱和马虎。首先，书名就有问题。词典里只有“病象”一词，哪里来的“病相”?贾平凹或许可以红着脸辩解说：“病相”是指病的“外部表现”，是“相貌”的“相”。然而在这里，“相”跟“象”是不能通用的。而根据小说内容和“病相报告”这个词组的意思，贾平凹的本意就是“病象”。贾平凹咬文嚼字的功夫是很深的，却犯了这么个错误，虽然没什么大不了，可是错在书名上，说明创作态度有“倨傲”之嫌。

　　人物介绍中，说胡方去陕南游击大队后，江岚同韩文到了“东北战区”，而书中这段故事的时间是延安整风，那时东北还是日寇统治下的“满洲国”，哪来的“东北战区”?江岚情欲大发时命令韩文说：“你权当在强暴我”，须知那个时代“强暴”一词还根本不能当作“强奸”用。还有胡方说因为身上有戒指，“现在是坐不成飞机了，一过安检，仪器就会响”，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胡方怎么会联想到飞机场的安检?这分明是21世纪的贾平凹的想法。

　　还有把“公安局”说成“警察局”，还有抄袭现成的笑话，比如卖猫搭配猫食碗，相声“扔靴子”的故事等等，如此之多的细节上的不认真，其实说明了贾平凹对故事整体的无法投入，大概连他自己也对这个故事缺乏认同感。怪不得贾平凹在该书还未写完之前“就急不可耐地先写了中篇《阿吉》”(见《后记》)，他的潜意识里是盼望借这个吉利的名字来给自己打气吧。

　　当然该书的语言还是有不少地方闪烁着贾平凹智慧的火花的，比如描写铡人后的断颈，描写人被枪毙后“血便在墙上喷出个扇形”，很有冲击力。写队长“一边走一边掏着尿在路上写字”，这是典型的贾平凹式的“厚黑幽默”。写胡方等三人在青海的寂寞生活中既钩心斗角又情深意长，这也是得益于以往生活的储蓄。《病相报告》一书的得失说明，“观念”不能提高作家的创作水准，离开了生活，作品就会有“病相”。贾平凹想说生活是有病的，其实生活从来无所谓病不病，认为生活有病的人，恐怕才是“病人”。

　　这样严肃地批评《病相报告》一书，完全是因为贾平凹属于当今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贾平凹佳作很多，声誉很高，每有新作都洛阳纸贵。但是《病相报告》在其作品里应该算是不及格者。题材上是盲人摸象，形式上是弄巧成拙，语言上是随意涂鸦。若是一个青年作家的习作，倒是应该鼓励几句。既然出自华山派掌门的手笔，那就还是打击为主吧。

　　贾平凹在后记里说，他在《病相报告》付印时“又要宣布对于《病相报告》写法的厌恶”，我相信这是贾平凹的真心话，希望贾平凹走出“病相”，摆脱“写法”的魔咒。希望贾平凹今后还是以小说享誉华夏，而不是以散文、书法和什么什么观念。此致敬礼。

　　(本文转载自《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