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扩张二十年：民办教育集团的超级中学时代

      根据2003年起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组织团体。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是受国情与时代影响，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利用市场资源弥补国家教育资源的不足，二是利用市场机制形成教育领域的合理竞争，促进国民教育的高效率与高水平。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事业，但民办教育的运行模式与公立教育却大相径庭，其运行带有更多市场资本的运行原则和逻辑。具体来说，市场的资源投入主要是希望民办学校盈利与回报，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民办教育的竞争性是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图腾。这也是不少民办教育学校一直热衷于打造自身“教育神话”的原因，商业逻辑下“大出教育成果”的教育神话是民办学校最好的招生广告，而在这样的神话追求中，民办教育集团一直无所不用其极。

　　超级中学，是指具有优质生源师资、充裕教学经费，且在当下越来越多垄断清北大学入学机会的高中。北京师范大学郭丛斌老师就曾依据对清北大学入学机会的垄断程度来定义超级中学，在他的研究中，我国内地26省份的清北入学机会均属于中度垄断型以上，大部分中东部省份生源为主要两所超级中学瓜分，西部省份生源更是长期被主要一所超级中学垄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名牌大学竞争中，这些几乎垄断清北生源的超级中学都是各省内不折不扣的教育神话，它们都被称为“省几大名校”。

　　这些超级中学教育神话的打造，除了优越的办学资源与历史积累，更离不开其自身公立体制与部分民办教育集团在这二十年血腥扩张中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共助。以下将基于笔者调研团队在我国中西部某省多地的调研经验展开，系统剖析在这二十多年的血腥扩张中，该省诸多民办教育集团是如何与公立体制的超级中学合作，两者形成“名校+”集团化领航办学模式，按照商业资本“教育产业化”的运行规则，不断打造教育神话，终于迎来自身超级中学时代教育垄断、全民焦虑的教育发展现状。

　　一、2000-2010：民办教育集团的教育产业化

　　新世纪伊始，随着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剧烈推进，大量流动人口涌入东部沿海和区域大城市，随之而来的就是公立教育学位的紧张。当城市内大量教育需求无法满足，民办教育学校便大肆出现。当时的教育格局中，各地的公立教育占有绝对优势，城乡区域下较为辉煌的县中与城市高中互相竞争，县中每年都有考上清北的学生，而城市高中则凭借城市生源与家庭教育投入等在优秀考生数量上更胜一筹。优秀县中和城市高中领头的各地教育梯度都较为完整与明确，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初中与小学也占据着教育领域的主导地位，有关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讨论推行一直在进行与实施，社会整体层面的教育竞争和教育压力并不大。

　　以调研地中西部某省会城市为例，较早一批民办教育学校服务的主体约为70-80后进城流动的家庭，多以学前教育和小学初中为主，如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随着教育规模与教育需求的扩大，民办教育学校才逐渐布局教育选拔阶段的高中学校。此时的民办教育学校多是以学生学费等劳务报酬的费用赚取为主，主要是凭借公立教育资源学位不足的缺口办学，不少学校还常常面临生存危机，需要较多地获得政府企业等的师资与捐赠支持。

　　“深化教育竞争”与“打造教育神话”的教育产业化模式是部分民办学校走出生存危机的关键性策略。其具体分为内外两个板块，对内严抓老师学生的教育时间，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工厂化的教育模式提升学生成绩，对外则疯狂引入优秀师生，通过借壳发展等方式，不断打造与宣传教育神话，进而吸引招生。对于民办学校教育产业化的教学模式与发展路径，其充分利用了自身财政自由、用人自由、管理自由的优势，将诸多如末位淘汰、流水线分包、规则惩罚、生产资料购买等市场管理机制在学校教育内充分贯彻。

　　具体来说，民办老师上课的工资很高，但完全以学生成绩为依据，刚性的考核与罚款机制下，老师必须充满竞争性地严抓学生。而老师管理中又毫无情怀，教师的优胜劣汰极快，一般上课的都是精力充沛的壮年教师，除了名师，年龄稍大的老师不是退居教研二线，就是被直接辞退。残酷的教学与管理规则下，老师和学生是一样的压抑，平时上课“满堂灌”的节奏与难度不小，学生层面也深刻贯彻着优胜劣汰的认知理念。

　　在整个学校完全以学生成绩为纲的要求下，与提分有关的一切内容都被量化，而提分无关的一切行为都被制止。如学生睡觉、吃饭与上厕所时间都是被明确规定的，老师教研、错题、补课等流水线任务也都是可以明确分工的。而学生迟到、讲话、违反规定的行为都是要在身心上被严厉打击的，“为了成绩丢了魂”的学生状态下，整个学校变成了一座硕大的、压抑的教育工厂。

　　民办教育学校严抓的学生成绩分为中考成绩与高考成绩，此两类抓成绩的方式存在较大不同。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普及教育性质的中考成绩，民办学校通过对内工厂化的教学模式在当时一众强调素质教育等公立初中面前可谓降维式打击，能考出大量城市重点高中的名额，这打响了民办学校的第一个教育神话。而选拔阶段的高考成绩却没有那么容易，其与简单的中考选拔存在较大不同，没有足够的高中名师与优秀生源，单凭对内工厂化教育模式的民办高中在城市老牌公立高中等的竞争下很难考出好成绩。

　　对此，很多民办高中学校开始了自身对外攻略、大量挖人的手段，而其所挖的对象主要就是省会周边优秀的县中老师与学生。对县中的优秀老师们来说，城市单位的工作生活与高薪资待遇是打动他们的原因。而对优秀的县域学生，不少民办学校直接开出的金钱许诺、城市住房、甚至帮助学生家长在城市安排工作等价码则使他们大受吸引并引以为傲。除了应届的优秀生源，不少民办高中还大规模花钱诱使优秀的高考复读生来学校参加高考，这些措施帮助部分民办学校快速考出了较好的高考成绩，打响了自身教育质量上的名气。

　　在这一套把教育事业当作商业产业进行“教育产业化”的运作与发展下，不少民办教育学校走上正轨，开始显现自身在政策话语中区域教育竞争的功能。就自身发展而言，不少民办教育集团实现了自身在基础教育阶段一贯式发展的固定模式，从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到高中，民办教育集团都摸索出了一套与自身市场竞争优势相贴近的教育产业化模式。调研地省会城市里，不少教育成果显著引起居民热捧的民办学校在之后的政府运作中转变为公办，也有更多的学校在同类民办学校的恶意竞争与自身资金链断裂中倒闭，民办教育身上推进教育公益事业发展的意义愈发减少。

　　尤其是在教育成绩差异的社会比较下，民办教育集团这一套教育竞争的工厂化刷题模式被大量铺开，不少公立学校为了成绩也开始学习这套刷题量化的教育模式。而民办教育集团借壳发展的挖人掐尖手段则对不少大城市周边县域乡村的学校造成深刻打击，县域中学开始衰落。随着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与民办教育神话的宣传，不少县城与农村家庭也开始送孩子去城市民办学校读书，整个社会的教育压力与教育焦虑开始随着学生受教育的成绩竞争与跨区域的教育分化而开始展现。

　　二、2010-2020：超级中学“名校+”的教育集团化

　　一所学校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三要素是生源、师资与教学管理，其中又以生源最为重要，因为优秀师资与教育教学都可以通过资源堆积产生，唯有学生生源需要高度依赖区域教育政策的划定。2010年后，民办教育学校在教育产业化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其高中学校教学成果却仍与城市内几所名牌高中存在不小差距。这些城市名牌高中基本就是如今几大省内超级中学的雏形，要么属于省内名牌大学等的附属高中，要么就是位于城市中心或历史底蕴深厚。

　　名牌大学附属中学有高校家属区孩子作为优质生源，而城市中心区域学校则以大量城市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孩子作为生源，已经较为富裕的民办教育集团与这些城市名牌高中教学成果的核心差异就体现在生源质量上。虽然民办学校会在周围县中招募优秀学生，但这些城市名校还可以利用发展省内拔尖人才等政策以“特色竞赛班”、“航海航天班”的机会在全省范围内掐尖少量最优秀的县城学生。巨大的生源质量与成绩差距下，要继续推进自身教育竞争与发展，民办教育集团必须要跨越这些如“大山”阻碍般的城市名校。

　　当教育竞争难以获胜，部分民办教育集团再次选择了市场机制。其具体是借助“名校+”的教育领航发展契机，在支付大量费用后与这些城市名校形成合作共谋关系，让自身所有的民办学校都成为诸多城市名校的加盟分校，两者形成一种公私合营的教育集团。这样“名校+”的集团化办学捆绑了城市内传统的公立名校与发展最优的民办学校，两者最终合作演变成调研地省份内享誉盛名的“几大”超级中学。在这些超级中学内部，除了自身校本部与约一半分校等的公立体制，还包括另一半私立体制的民办学校，两者结合形成了庞大体系的集团化高中、初中与小学。据当下统计，该调研省份内每一所“超级中学”下辖的分校总数都超过了十五所。

　　对于这些名校本部来说，每多一个加盟分校，代表着多了一个生源基地或教育基地。生源基地是指“几大名校”的中考招生可以从自己“名校+”的分校初中里挑选最好的学生，而这些尖子生很多都是民办学校依靠集团品牌在全省县域掐尖吸引到的优秀生源，此举极大冲破了城市名校大规模优秀生源获取的阻碍。教育基地则是指在推广同一套教育模式与教学资料下，“民校+”的分校高中里考出的优秀学生都可以算作整个超级中学培养出来的教育成绩。就是这样海量的招生底盘与教育范围实现了这些超级中学教育质量出众，不断出现清北生源垄断的教育神话。

　　对于各民办分校来说，在超级中学的公立金字招牌下，自身也俨然成为了省内高考教育权威，其可以不断在高考成绩的神话招牌和民办体制无学位数量的限制下大肆招生。最先被众多民办学校招生挖空的是省域范围内各层次县域学生，这些县乡孩子选择去城市民办学校读书一方面是父母家庭的教育期待与对超级中学“教育神话”等教学质量的认可。另一方面是部分民办分校开始打着超级中学“特色班”招生的名义在各县对中考尖子生花钱收买掐尖，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批尖子生用以满足超级中学本部“特色班”学生的招募，而次优一批尖子生则花钱引入自身的民办高中培养。

　　这样优秀学生的大规模掐尖完全摧毁了县市层面的生源梯度，学生外流的同时，县市内优秀教师们也在被同样的手段掐尖流动。随着地市县优秀师生的大规模减少，部分市级学校也只能有样学样地开始对县域师生进行掐尖以保证自身教学质量，而最惨烈的县中只能独自面对教育塌陷的严峻问题。据统计，2016年某县中招生录取的中考前200名学生，一共流失了170名，这导致该县中原本的教学活动极难开展。教学相长的逻辑下，县中没有了优秀学生，县中老师只能努力让剩下的学生学会基础知识，这使得县中的教学质量一落千丈。这种状态下，凡是能逃离县中的家庭与孩子都只能加速逃离了。

　　在县中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同时，城市区域内的教育生态也一片狼藉。在省内“几大名校”集团化办学拥有自身海量生源基地后，想要考进超级中学本部的中考分数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当地中考7门考试总分700分的卷面下，目前要考到接近670分才能去上这几大名校。这是因为假如每所名校每年有1200人的政策计划，可能只放出400人实际统招，剩下的名额都拨付给自身“名校+”体系内的学校直招与县市“特色班”人才的招募等。这使得城市家庭的孩子要去上“几大名校”必须从小就参与极其残酷的教育竞争，而选择超级中学旗下的“名校+”学校推行从小学到高中的一贯式培养也显得尤为重要。

　　依靠自身教育权威，俨然已经成为卖方市场的超级中学教育集团们也开始大肆收割城市家庭的教育希望。相较于几乎不用花钱的公立教育，众多超级中学“名校+”旗下的民办学校学费都达到了一万元每学期。甚至不少“名校+”的区域分校还成为本地政府教育城镇化中房地产开发的助推，在学区房购买的追捧中也能展现城市家庭抢着要把孩子送去超级中学集团学校的竞争。按照当地老师的说法，“现在能进超级中学本部的孩子非富即贵，要想上清北，必须进超级中学集团的学校，哪怕就是进了民办分校，初中分校里上超级中学的机会也是更大的，而高中分校里还有机会操作去本部“旁听学习”。在超级中学“名校+”集团化教育办学下，城乡区域内教育教学的合理梯度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全社会的教育竞争与教育压力空前。

　　三、2020年以来：资本垄断深化下的全社会教育焦虑

　　通过超级中学“名校+”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不少发展较好的民办教育集团和公立名校们一起，成为盘亘在城市省域内最负盛名的“几大”名校，迎来了自身超级中学时代教育垄断发展的绝对优势与海量利润。伴随着教育营收与集团化发展的蒸蒸日上，超级中学“几大名校”的教育集团们对内继续不断深化自身的教育权威与教育垄断，如在清北录取、竞赛神童、高考成绩等各条战线上全面铺开，通过不断的资金投入“精耕细作”，维持自身的教育优势。对外则积极与各地政府合作，以公立教育权威的身份，不断进行教育支持与帮扶，实则是在各类政策契机中继续隐秘地进行教育扩张和垄断获利。

　　对内发展中，除了一万元一学期的超级中学分校，“几大名校”还已经开始兴办处于集团头部层次约5-6万元一学年的十二年一贯制私立精英学校。该类学校以超级中学的名头引航，用高学费作为筛选门槛，通过诸如高尔夫、马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各类兴趣发展为包装。实则是通过从小培养、提前选拔让学生走学科竞赛、教育拔尖的道路，继续打造自身教育集团竞赛神童等教育神话，维持自身的集团教育权威。

　　这类精英学校十二年一贯的长期教育，就是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就不断推进融合兴趣的跨学科、超学科培养，而自五六年级开始则不断根据学生兴趣向学生灌输理工、科学、人文方面等某一类的竞赛课程，推进学生的竞赛发展。这些精英学校及背后的超级中学还花重金基本囊括了全省范围内的竞赛教练，而通过提前培养、提前竞争等竞赛产业化模式真正走通并垄断了各省高考选拔中的竞赛道路。某超级中学精英学校“13岁清华”、“15岁北大”的竞赛录取神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而这样的竞赛神话则越来越成为全省层面仅超级中学能培养出来的教学成果，变成教育部门都要仰仗的教育权威。

　　这些超级中学集团对外发展中则敏锐踏上了近年来国家政府针对县中塌陷问题“县中振兴”的政策推进。2021年国家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禁止县中优秀师生的掐尖行为，并投入大量资源推进县中振兴。尽管地市县中塌陷的一部分根源就在于城市超级中学及部分民办分校发展时期的掐尖挤压，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已经成为省内教育权威的超级中学已经基本不需要去县域掐尖，现在是全社会的家庭都冲着超级中学的招牌抢着想把孩子送去其“名校+”的学校读书。

　　超级中学集团和地方政府合作推进教育发展的一大措施是请不少超级中学到地市县域合开分校，以超级中学的培养模式帮助地市县中教育学生。这一合作需要大量成本，与该措施接近但较为便宜的是为各个县中花钱购买超级中学集团的云班课程。调研省份云班课程购买的价格是每班每年36万元，由教育部门支付，目前已全面铺开。只不过这些学习超级中学教育教学模式的效果并不明显，县乡孩子具有自身成长的特殊性，超级中学老师工厂化“满堂灌”的上课模式对县中学生的难度过大，不少学生跟不上，极容易出现两极分化。

　　县中振兴的政策推进下，不少县域教育部门选择与超级中学合作推进县中教育发展的行为有些不明就理，这样的措施就类似于县中被超级中学集团的血腥扩张打垮后，从超级中学集团“买拐杖”的行为。然而这样的行为又是极其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按照县域教育官员的表述，“全省范围内目前只有‘几大名校’的教育质量遥遥领先，教育经验只能向其学习”。这样的无奈中也进一步揭示了超级中学集团在当前教育垄断的现状下，不断利用和维护自身教育权威，收割全社会教育焦虑的事实。

　　县域层面，超级中学集团的教育神话永远可以用县域百姓能够理解的城乡教育差距的“幌子”来吸引学生，这也是尽管推行了“县中振兴”政策严禁县域优秀师生掐尖之后，调研地县市仍有越来越多家长选择提早送孩子去省城读书的原因。这些家长往往都是县域地市内既有教育期待又有一定家庭条件的，而对于县域层面并没有足够条件的家庭，教育期待与教育焦虑依然存在，因而超级中学集团在县域开办分校与售卖云班的行为还能得到他们的积极拥护。可以说，超级中学集团利用自身教育教研的垄断权威，即使是在“县中振兴”政策推进的当下，也轻易实现了自身对所有层次县域家庭心甘情愿的教育收割。

　　城市层面，超级中学集团又几乎垄断了竞赛录取的渠道，且自身又是公立教育权威，每年都是他们产生基本全省清北学生的教育政绩，所以所有的城市家庭们都不得不按照其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越来越焦虑与重压的教育竞争中“卷”自己的儿女。按照调研地城市家长的表述，“现在就是家长辛苦娃可怜，但是无能为力，全民疲于奔命，疲于应战”，该家长所说奔命迎战的内容就是中考超级中学的选拔。“现在不只是县中出不了清北，除了超级中学以外的城市高中都出不了了”，全省教育质量大滑坡的崩溃中，除超级中学范围以外的家长，学校，政府似乎都在剧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信心。而就在这样全社会忙碌且无意义的教育焦虑中，一代又一代孩子在不断长大，只不过这些在不断竞争与焦虑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所感知的这个世界又将是怎样的呢？

　　血腥扩张二十年以来，部分民办教育集团与超级中学学校通过教育产业化、合作集团化、运作资本化等手段，一跃成为横跨城乡、遍布整个教育体系、掌握省域范围教育权威、强者通吃的垄断型教育集团，实现了自身在市场与资本领域，一本万利教育生意的垄断和营收。对于其教学成绩，更多是一种在教育权威垄断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行堆积与极致内卷。所谓强行堆积就是利用自身对全省教育资源的掐尖控制和吸引，将全省范围内能上清北的考生苗子都集中在自身的集团化学校内，而同时摧毁周边地市县域原本的教育梯度与教育生态，致使全省范围教育质量的塌陷。而极致内卷则是指通过工厂化的教育竞争，不断进行“教育拔尖”与“教育提前”，严重违背青少年成长的教育规律，引得全社会都陷入无休无止的教育竞争与教育焦虑。

　　探究超级中学集团的发展核心，以城市公立名校为外在身份，内里则进行与市场化民办学校公私合营的集团化资本运作模式，才是其能够迅速扩张壮大，进而以公立教育权威收割全社会的关键。其中对外的公立名校负责自身品牌建设、政策回避与公共合作，而内部私立民办学校则负责利益掐尖、强化应试与开设分校等。如此一套“借公立教育之名，行私立教育之实”的教育垄断，彻底将我国的教育事业转变为商业生意。而这样公私合营、互相规避的教育发展模式也仍在部分头部超级中学教育集团等不断的示范下，走向各级地市学校与其他领域，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教育生态和社会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同于国外，是要充分强调人民性与民生性的。民办教育事业的产生促进有其固定的时代背景，并不是要一棍子打倒，所要绝对遏制的是那种公私合营模式下，让别有用心的市场资本串联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两者形成集团化垄断的教育模式。对此，维护城市县域的教育梯度，重塑各层级城市县域学校家庭的教育希望，维护风清气正、良性竞争的教育生态，真的迫在眉睫。唯有深刻推进这样的教育建设，千千万万家庭与孩子的教育希望、生活秩序与发展明天才真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