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毛主席教育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究竟是爱，还是害?

　　李克勤(jixuie)题记：听说某银行前任头头出事了，这让我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那是我到外地给MBA上《领导、问题与危机管理》课的时候，学校的一位领导也去了，这位领导很有魄力，我和他在飞机上聊得十分投机。他还给我推荐了某银行的头头作的一次报告。我了解了之后，发现这位银行头头的确很有学识，看问题颇有见地。只是此人那个时候还在领导岗位，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没有具体说这个人。那年底此人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谈起伟人也是一套一套的，因此他的文章流传很广。好几次，我差一点就动手写一写此人，不过一转念，我还是停下手笔。后来听说此人退休了，我又有点动心，但终究还是打消了写他的念头。为什么?因为当下处在他这个地位的人，说不定哪一天就查出什么问题来。毕竟我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这个人究竟如何，我是谈不上了解的，我也没有必要去了解，所以就打消写这样“优秀人才”的念头。看来，我的考量是对的。我对几十年前毛主席培养的干部，比较有信心，那些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极少数不好的也主要是作风问题，如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到了毛主席晚年，群众发动起来了，干部必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由此而出现的社会风气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些人发牢骚，好像毛主席对干部不好，好像害了干部，如何，如何?几十年过去了，看看那些抓进去的官员(早就不是干部了)，有很多是跟我说的那个银行头头一样，才干相当出众，可是在道层面的思想意识上走岔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面人”，这样的人数量可不少，如果要是群众能监督干部，并且群众监督的安全得到保障，不至于因为发现了干部问题而遭受打击报复，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讨论“周期律”时明确指出：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01

　　群众监督干部是对干部极大爱护

　　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到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有了一整套针对干部管理的想法说法做法，经过实践中的不但完善，到了毛主席晚年已经形成独特的有效的保障干部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的干部路线，其中群众监督是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措施。事实雄辩证明，这样的群众监督，不仅不是害干部，而且是对干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防止走邪路的极其有效的方法，尽管这会让思想觉悟不高的人感到别扭，但那是对干部极大的爱护。

　　1934年1月，毛主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并强调“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这里要指出一点，毛主席曾经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对旧官场的恶习有感性认识，所以他对红色政权的管理，有着非同一般的见解。

　　请注意在革命处在“星星之火”阶段，毛主席就直截了当提出了群众监督干部(公务人员)这一命题。

　　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进一步探索了干部自觉性培养措施，以及群众监督干部的方式方法。

　　1937年10月，毛主席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

　　“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

　　1941年1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党外人士的监督，也可以算作群众监督的一种。

　　1942年3月，毛主席专门阐释了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强调“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有一次就《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鲜明地指出：

　　“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在批评和斗争的时候，应当说服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应使这些干部、党员和坏分子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这个时候主席已经注意到要对群众对干部的监督，需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是免除群众后顾之忧的深层次的考量。

　　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可以说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习惯问题。一直到毛主席晚年，这个问题的解决才得到比较大的进展。

　　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官官相护”的恶习，官场“潜规则”的无形影响，恐怕只有毛主席敢做出实质性的挑战，遭受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一些人认为毛主席是在“迫害干部”。

　　今天，也许对于是害，还是爱，可以得出结论来了。

　　现在学校考试盛行标准化出题方式，然后就是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堂而皇之成了绝对真理，学生的学习围绕着考试展开，考试主要是理解、记住标准答案，久而久之，人们的思维受制于标准答案，这就极易产生教条主义思潮，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习俗对谁有好处呢?

　　对那些可以把自己搞成“绝对真理化身的人”有好处。也就是对有权把自己搞成“真理化身”的有好处。

　　谁有权，有权的是谁?

　　当然是官员了。

　　唯有官场里的官员有了权，不仅能够自己说了算，而且可以保证不至于出现对自己不利局面。

　　那么官场就出现了，官场很多事情只做不说，官官相护是“潜规则”。

　　官场滥用绝对真理就成为普遍现象。

　　而当官，也就成了很多人的唯一追求了，那是个人“过好日子”的唯一选择。

　　如果我们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作为武器，揭露官场的丑陋，那么就不能说服新一代年轻人改变把当官作为人生第一追求的想法，那这个官场就会愈演愈烈，腐朽的官场文化就会把一批有一批有才干的人带坏，进而社会也难好起来。

　　中国历史沉淀下来一种官场文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官本位，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这样就易于形成这样的怪现象，一种言论，人们不看其本身的真理性，而看是谁说的，官员说的成了真理，甚至是绝对真理。这样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延安整风以来有所改变，其中的原因还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大批真懂马列的人身体力行，起了关键作用。

　　1959年谢觉哉同志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

　　延安时期毛主席和谢老在一起

　　谢老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看得还是很准的。

　　毛主席从延安时期开始，系统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形成了自己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很快就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是在中国，干部最容易成为官员。

　　为此，毛主席下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决心，来和官场作斗争。

　　事实证明，毛主席严格要求干部，是对干部最好的爱护。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误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所以，从理论上讲明官场的危害，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

　　官场滥用绝对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来批驳。然后再来深入研究毛主席改造官场的道器变通。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怎样的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评论黑格尔哲学讲过一段极富启发意义的话。

　　他说：“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恩格斯用“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来定位，可见评价之高，革命就是意味着前所未有，真实意味着适合现实。

　　接着他说：“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恩格斯的语言十分有优美，而且生动形象说明了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并不是说没有绝对真理，而是说绝对真理是人们认识所追求的方向，但是达到绝对真理，是不能随便说的。

　　其实追求真理本身才是真理的绝对意义。这就在理论上彻底铲除了封建专制的根基，任何人都不能自名为绝对真理的化身。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新的理论根据。所以，《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没有真理的绝对性，也就无所谓真理的相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真理都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在其所适用的时空限度内，在既定的前提之下，是真理。如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运动的条件下是科学的;二是指从人类认识的发展而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人们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可以无限发展，也能够无限发展，在此意义上，真理也具有绝对性一面。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知与行角度来谈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教育学习，我们都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要不断去追求真理，在这个过程里得到物质财富与精神享受。

　　如果教育过于专注于标准答案，势必导致僵化的思维，导致片面的看问题方式，就像我们目前经常看到的那样。

　　我们实际上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好多人认为哲学没有用，“过时论”，今天看来那是多么幼稚可笑，我们实在太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老老实实学习了!

　　下面再把刚才那段恩格斯的论述读完：

　　“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写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

　　该书写于1886年，同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第4～5期上。1888年出版单行本。19世纪90年代初被译为俄文、保加利亚文和法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传入中国，曾出版过林超真、彭嘉生、张仲实等人的 6种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

　　1949年 9月北平解放社出版了张仲实重新校译的版本。196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德文重新译校出版，并收入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这本著作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G.W.F.黑格尔、L.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革命变革的实质。

　　如今官场陋习比比皆是，官场滥用绝对真理成了灾害。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作为武器，揭露官场的丑陋。

　　那么，官场何时最小化?

　　大家都知道，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都还是在原单位那工分或者工资的，并且那已经成了大家司空见惯的文化习惯了，谁都觉得理所当然的。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样，自然人们会想到群众监督问题，进而想到干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自觉做到不脱离群众这一深层次的问题问题。

　　再结合“窑洞对”，看看是否真的找到那个“办法”了，并且实践了?

　　02

　　群众监督干部是人民民主不可缺少的内容

　　群众监督干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不至于把问题搞得太大，搞得不可收拾才被发现。

　　这对犯错误的干部，是不是爱护呢?

　　这是不是避免大的损失的有效措施呢?

　　群众监督干部，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如果结合组织上自上而下的监督，那才算比较完整的监督机制。

　　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才干的人不缺了，缺的是有德有才的人。

　　人的道德水准是与人的自我认知有关，而多数人的认知水平是与社会风气密不可分的。

　　社会里人数最多的是谁?是群众。

　　这里还得注意一点，群众监督，也不仅仅是监督干部。回想毛主席晚年那个时候，我们小学生互相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成了习惯的，而学校老师和同学特别赞赏、鼓励那些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行为。我记得我们班上的同学特别厌恶那种多的好听，又不做实事的“口头革命派”。谁也不好意思做“口头革命派”，因为全班同学时时刻刻都在监督每一个人，这就是群众监督的威力。

　　请不要老是说什么“中国人不懂民主，不会民主”，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总得有个开始吧，总得有个过程吧!

　　哪里有一夜之间就学会了民主的人和事?

　　天方夜谭。

　　任何新事物，都是在探索中逐步完善的。

　　我很早，大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见识过这样的马列原著(过去学习马列著作指的是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单行本。197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时候，广播里提到这本书的频率大大增加，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这个名字也越来越熟悉了。

　　《法兰西内战》共分为三部分：恩格斯写的导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正文。

　　马克思在正文第三部分讲了这一样的观点：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对应物。】

　　毛主席后来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对于新事物的认识，以及扶持新事物的道器变通，堪称一绝。

　　毛主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里指出：

　　在“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里，毛主席又讲了一长段话：

　　接着毛主席的说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规律：

　　马恩列斯毛，在道层面是真正意义的一脉相承，这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通过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道器变通，普通人是否可以感悟更多真理发展的规律，领悟更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这是需要下功夫的，难道不是吗?

　　李克勤后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确产生了震慑作用，但是这样的手段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想干部队伍整体上保持廉洁高效，在道层面需要解决思想意识问题，在器层面不能没有监督机制。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得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的监督，构成完整的监督机制，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是个大挑战，能否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毛主席当年的想法说法做法，需要我们深悟其道。如果有不同看法，可以来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真理越辩越明。如果觉得那个时候的做法不够完善，也可以提出补充措施加以完善，这比那种一概不接受，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要好。

　　我们需要爱护人才，如何爱护?这里面有个方法论问题，而方法论是和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离的。

　　请注意，价值观不能代替世界观。


       参考讲述刘青山、张子善大案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