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笼子”还是还给人民?

　　万法归一，重中之重，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由此引申出来的源问题：权力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 如何看待如今走资派官僚阶级官权肆虐嚣扈任性阴霾之下，官僚权贵富人资本阶级一边精心地编织着各种有形无形把人民关进笼子的特色罗网，一边编织着各种特色权力现代神话，诸如“把权力关进笼子”，“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把所有的资本家都赶跑，谁来解决就业问题?“………. 播糠扬尘迷人眼，天地四方移位矣。

　　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权力从人民哪里来，终将回到人民那里去。人民是权力的本源，也是权力的归宿。唯有完璧归赵，权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当家做主了，社会才能河偃风清，生活如诗如歌。反之，一旦权力被一小撮官僚或资本窃取，社会就必然怪象丛生，丛林法则横行，堕入罪恶渊薮。

　　权力之天然属性是公权力，唯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才是合法的，一切为个人，为少数人，为官僚阶级权贵集团或资本家服务的权力,，皆是非法的篡权盗贼行为，而公权力私有化的罪恶起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大地之神睡眠的时候，食人魔窃取了大地之神的权柄，并用权柄搅乱周天，残杀无辜，霸占田产，淫人妻女，作恶多端，狂风大作，天地变色，洪水滔天。后来被大地之神的儿子毛公发觉，大战五百回合，杀死了食人魔，夺回了权柄，瞬间风平浪静，河偃风清，生活如歌。

　　在人类社会中，权力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人类社会群体。当人类为了生存，猎取更大的野兽和应对更大的灾难，开始组成群体进行合作时，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具有主观性的主体，人异意殊，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秩序和高效协作，人们需要解决谁听谁的问题，这是协作的基础。这种谁必须听从谁的关系，就是权力的雏形。

　　到底谁必须听从谁的?原始公社人们给出了答案，有据可查的史实，是原始社会公有制时期，通过直接选举才产生了尧，舜，黄帝这样的贤人，伟大人物，大家都听他们的。东方贤人与西方的精英是不同的概念，贤人是德才兼备，公而忘私，智慧超群，明辨是非，办事公正清廉的人，而精英仅仅是聪明人而已，这样的人如果私心很重，那只能祸害桑梓。史载尧，舜，黄帝，居草庐，食粗粝，日理万机，大禹治水，肤黝生藓，三过家门而不入。那时文字刚刚造出来一些，还没有普及，更谈不上什么受教育水平 ，直接民主的产生，是源于人类天生的公平平等天性和选贤举能的意识自觉，与受教育水平没有毛钱关系。

　　原始公社的人是自由人，因为还没有生出公检法，警察，衙门，官吏，这些禁锢人自由的可恶禁锢旧国家机器，原始人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人能够操纵他们，这应该就是最早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因为原始社会还没有生出删帖封号禁锢言论出版新闻审查这些禁锢人思想的东西。尧，舜，黄帝应该就是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被大家选举出来的。大家相信他们的处事为人，把自己做决定的权力让渡给尧舜黄帝，让他们统一发号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万众一心。

　　如此，每个原始人就不再是是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因此他们也就不惧怕任何豺狼虎豹猛兽，山洪暴发，集体的力量是无穷大的。而尧舜黄帝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发号施令的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属性是公有的，是全体人民独自决定权力的集合，只能用来为众人谋福利，而不能公器私用，丝毫把它私有化，用来谋取私利，侵犯其他公社成员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了，你再发号施令就没人听了，民众就会选举其他人来代替你，这实际是从你这里收回了他们赋予你的权力。这就是孔子记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大同或共产主义时代。所以，选举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普选制度是中华民族首先发明的，那种把普选制说成西方专利的人,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表现。

　　后来生产出现了剩余，出现私有制(请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是私有制导致了公权力的私有化，后面章节将逐步详细深入论证)，中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大禹的儿子启，利用大禹的威望，暗中培养势力，最后杀掉了民主选举的益，让权力只能在自己的后代里传递。历史在这里出现了逆转，最终出现了夏桀殷纣王这种剥削压迫政治专制演变到极致倒退，才变成了世袭反动专制制度，中华民族就再也出不了尧舜黄帝这样的伟大人物了 。人们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剩余没有转化为人类的幸福，反而异化为专制暴政的物质力量，转化为无休止的战争。人民也不断揭竿而起不断反抗这种异化，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而又一次异化为专制王朝更替的工具，黑暗漫漫无尽期。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种局面在坚定地践行者毛泽东的领导下，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党内的走资派官僚阶级正是夏桀殷纣王的势力惯性的延续，毛泽东率领众生与其孽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后来中国的民主被西方学去了，经过一系列改造西方的民主制度表面形式还算完备，但在贫富悬殊的环境下沦为金钱政治富人游戏。所以，这个世界上只要存在着私有制和贫富悬殊，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所以那些鼓吹“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的人，都是政治骗子。而那些用“不适合国情，人民素质低...... ”等等借口阻挠民主选举制度的人，无非是想维稳自己的专制压迫剥削制度贪婪残暴私利而已。 这两拨人都是反民主逆流，尽管它们都打着民主的幌子，而且把“民主”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

　　否定之否定，人类要返璞归真，才能得解放，建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人类的全部历史中汲取营养，对西方民主也一样，一概否定 或全部照搬，都是一些坏人或蠢人。本来西方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是坏的，民主制度形式是好的，改革应该延续毛主席持续推进民主，人人起来负责的既定方针，进一步借鉴西方的民主形式，并充实以人民公有制的内容，来推进民主化进程，逐步消除公有制管理中的官僚阶级封建残余，但党内窃取权力的走资派官僚阶级恰好相反，引进了西方的私有制坏东西摧毁了公有制，而拒绝其民主制度。这就是与人类进步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导致今天的人类所有丑恶邪恶历史沉渣都泛滥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激化，有倾危之象，而五千年优秀的文化和智慧的人民的才能，被禁锢不能发挥出来，肉食者鄙，万马齐暗究可哀。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两条：第一，重建公有制，第二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把权力还给人民。只有解决了这两个根本问题，中国才有希望。 否则，等待的就只能是动乱战乱毁灭，亡族灭种惨祸。

　　从哲学的角度，公有制是现代民主的经济基础，现代民主制度是公有制的上层建筑核心架构，两者是辨证的统一关系，一阴一阳，互根互生。孤阳不生，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公有制管理过程必然官僚化，走资派官僚阶级封建残余坐大，最后被从内部摧毁;孤阴不长，没有公有制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如沙上建塔，在私有制贫富悬殊的环境下沦为为金钱政治，富人的游戏，形式化。前者是中国的现实，后者是西方的现实。全球全人类东西方的大规模实践，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

　　对各种权力起源论的评价与批判

　　(1)天命论

　　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奴隶社会时期，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有关社会权力起源的最早理论模式,。在这一点，东西方并没有本质差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这位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人认为,人类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一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他说:“自然万物常有主从之别”,“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地位”,“很明显,人类确实原来存在着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的区别,前者为奴,后者为主,各随其天赋的本份而成为统治和从属。

　　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奎那(T.Aquinas),是这一论点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说:“因为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

　　对这些论点要辩证地看，首先，人的天赋秉赋确实存在着高低之分贤愚之别，有的人天生聪慧机敏悟性极高，有的人天生愚钝木呐笨拙，这一点至今依旧，估计过一万年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聪明人有权力奴役愚钝人的理由。比如毛泽东天赋秉赋之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并没有凭此剥削压迫劳苦大众为自己牟利而是用来造福苍生;而相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却用自己的小聪明来谋取家族子孙私利祸害苍生复辟旧社会。

　　不仅理论上说不通，在历史和现实中也找不到任何的事实根据，如今的官二代，腐三代，富二代，官三代普遍拥有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巨大权力，是因为他们天赋秉赋很聪明吗?北极鲶鱼，周公子们天赋秉赋很聪明吗?，王思聪拥有玩弄女孩子的权力，且玩成了“国民老公”是因为天赋秉赋很聪明吗?相反，他们不仅不聪明而且很愚昧无知很纨绔，与无数高禀赋寒门子弟相比简直就是猪猡和垃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官僚阶级专制制度的复辟，赋予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权力。从历史来说，战国曹刿就指出那些拥有巨大决策权力的“肉食者鄙，不能远谋。”都是一群蠢货。在一个专制的制度下，拥有权力的官僚官吏几乎都是奴性十足的愚昧无知蠢货。这个腐朽邪恶的制度是蠢货统治智者的制度，故毛主席曰：“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

　　这一模式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一直是不容怀疑的真理,并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被官方固定下来。公元前18世纪的《汉漠拉比法典》就明确表示,统治者的权力乃神所赋予。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也说,上天“为了世界的繁荣,用自己的口、双手、双腿与双脚相应地创造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讲,“婆罗门主人得强迫其执行〔甚至〕屈辱的服役,因为他是自在神创造出来为婆罗门服役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命于天”,夏王的“夏服天命”,周王的“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即是明证。公元前37一41年在位的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tlla)说得更为露骨:“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牲。”

　　老子直斥孔儒仁义的虚伪性，直指“圣人不仁，以百姓为诌狗”血腥“吃人”真实真相(古代皇上称为圣人，圣上，诌狗就是草芥而已)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廉价劳动力，廉价大学生，穷人就是富人和走资派官僚阶级的财富，社畜，人口红利，人才红利，诌狗，人民就是(皇上的)江山，(皇上的)江山就是人民——一直谬种延续到今天。

　　——唯毛泽东时代人民当家作主，还原了“人民的江山”本真本原。

　　到了近代,随着封建王权的式微,统治阶级不得不为这一模式寻找更充足的理论依据。比如与洛克(J.Locke)同时代的保皇派时髦人物菲尔麦(R.Filmer)在臭名昭著的《父权制、或国王的自然权力》一书中写到:“人类不是天生自由的”,因为“人们生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父母的”。在他看来,“这种儿女的服从是一切君权的渊源”。从父权这种所谓的人类天性中,他得出结论说,有人“天生有权利做一切之王,其他一切人都从属于他;一个人生出来不是王就是臣民,这是一条无可否认的真理”。

　　而儒教的臬圭“天地君亲师”“忠孝节义”更是把孝顺父母与屈从君权这两种本质不同的事物，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提出“以孝治天下”的荒诞逻辑。

　　其实，这种“理论”真的是荒诞之极，连三岁孩童都对其产生质疑，刚入私塾的学童毛泽东，便被要求叩拜“天地君亲师”，毛泽东稚气地问老师：天地，我晓得的，母亲父亲老师，我也晓得应该拜，但君是个什么东西?为啥要拜他?堪称天问。

　　“君父”之说就更其荒诞，但居然横行了几千年，学童士人深受其毒害。父亲对孩子有权力，是因为爱，君王对臣民凭啥有权力，君王官僚除了苛捐杂税榨取血汗养肥自己，还有啥?可见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思想压迫，禁锢和愚弄，戕害是何等之烈。且绵延至今不绝，

　　当然，当一个人长大后，就会晓得“君父”的真正是权力无边，法力无边，君王和上司，可以封你土地，财富，官位，爵禄，地位，可以让你荣，可以让你辱，可以让你穷，也可以让你一夜暴富，可以让你死，也可以让你生 ，可以让你有工作，也可以让你失业，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有力无处讲，有冤无处申………今天的政客贪官污吏难道还不是这样吗?官僚阶级可以随意取消毛泽东时代劳动者大众享有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入托，免费住房诸项权利，这实际上是粗暴地取消了劳动者对全民所有企业收益的享有权。他们甚至可以随意地推行合同工制度，粗暴地把劳动者的企业主人地位非法剥夺，沦落成雇佣劳动者。并通过臭名昭著所谓的“减员增效运动”，粗暴地剥夺了劳动者最基本的工作权，沦为下岗失业大军………但现实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吗?他们的无边权力是“天赋神授”的吗?”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指出：“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反腐败’的调子很高，但无一例外地越反越腐。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委员，都是廉洁政府。”

　　事实证明，人民掌握的权力越大越多;走资派官僚阶级的官权，资本私权，族权，神权就越来越小越少，社会就越来越好。文革后期，等级官僚体系倒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里处理，官权，资本私权，族权，神权，一概倒台，所以，公署以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官僚，律师，讼棍，承审员，总之，一切冗员，简直没有事做，荷包只好空着。警备队、警察、差役，黑狗子一概敛迹，不敢敲诈。他们看见老百姓的红袖标就发抖，瑟瑟地看着老百姓的脸色。随着反动学术权威砖家叫兽被打倒，学术文艺霸权被推倒，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钱学森，李四光，浩然，袁隆平们于是解除了禁锢，砸碎了无形锁链，大展才华，以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艳阳天等不朽之作为代表的工农兵文艺登上了历史舞台，大放异彩……. 不仅如此，贪官污吏匿迹，跳大神的，算命测字的迷信绝迹，黑社会黄赌毒一概匿迹，甚至小偷都绝迹了……..与此相反的，是良俗公序高扬，雷锋，王杰，陈永贵，王进喜，顾秀莲，焦裕禄，喜气洋洋的公社社员，壮志豪情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一代新人在成长。

　　不仅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破除旧社会一长制，老板制，实行鞍钢宪法，一线工人直接参与管理，掌握企业经营权力，工农业生产也是一日千里，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剔除物价因素，国民经济纯物量增长速度以每年平均两位数，高歌猛进。在一个一穷二白连火柴都是“洋火”的旧社会烂摊子上，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资本主义西方需要300年才能建成的完整工农业体系，以及一些列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成就。

　　随着社会经济事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得到大面积实现。你家里孩子需要入托，好，入托免费，孩子需要上学，好，上学免费，生病了，好，医疗免费，谈好对象要结婚了，好，住房免费，免费分配工作，因为这些都按需分配的，不要钱。有人说，我身体好不生病，吃亏了。哈哈，难道你想生病吗?回答是，不想!这说明你不需要，按需分配是针对需要而言的。走资派官僚说，我需要包二奶，不行，你包一群二奶其他年轻人就要打光棍了，你把按需分配的原则理解歪了，你要端正思想!走资派官僚又说，我需要拥有私人飞机，这绝对不行，每个人都有私人飞机，天空就挤满了，你这个人有严重的特权思想!走资派官僚又说，需要抽鸦片，想当老板，当大官，做人上人，请按需分配…….这个更不可以，不仅不分配，还要批判你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坏思想残余，撤职查办，下放劳动改造你(结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毛主席和人民结下仇恨)

　　毛公终于打败了食人魔，大地之神夺回了权柄，瞬间风平浪静，河偃风清，生活如歌。

　　现在人们，对人民掌握权力诸多怀疑，即使那些很左的人们，也在私底下认为老百姓愚昧，怎么能掌握好权力?什么“会天下大乱啊”，“浩劫啊”，“暴民政治啊”云云…..

　　但是，毛主席用终生实践和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一条真理：只要把权力还给人民，中国现存的一切危机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剥削压迫问题，黄赌毒问题，黑社会问题，大规模失业问题，青年人不生孩子的问题，阶级矛盾激化，亡党亡国危机问题，道德沦丧问题，内需枯竭问题，经济发展“滞胀”问题，受美帝国主义欺负霸凌问题……所有问题，都将迅速烟消云散，一夜春风，坚冰融化，几乎根本就算不上个问题。

　　那些曾经权力权势熏天，法力无边，不可一世，今天又死灰复燃，嚣张跋扈的走资派官僚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打倒“靠边站”后，也不就是一个夹着尾巴的，灰溜溜吃饭拉屎的凡胎俗夫吗?西方那些下台的总统政客，也不就是一个吃饭拉屎的俗人吗?古代那些被废黜的君王，末代皇帝溥仪，甚至连个普通人都不如，他们头顶上昔日的耀眼光环气场，瞬间消失。不是“君权天赋”，而是权力本身赋予了它们不该有的耀眼光环气场。

　　毛泽东用其一生证明了一件事，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要把权力收归人民。权力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孤岛上的鲁滨孙虽有财富却没有任何权力，多了一个人星期五，于是鲁滨孙就有了指挥星期五的权力，如果孤岛上星期五越多，鲁滨孙的权力就越大，这说明没有人民就没有权力，那里有人民那里才可能有权力，人民才是权力的起源，是权力生于斯长于斯真正的主人，权力，天生，与生俱来就是公有的属性，孤岛上只有一个人，他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故卢梭曰“国家的主权在民”。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人民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一切权力归于组织起来的人民——这就是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为此，毛主席率领人民用了整整20年，把权力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夺回来还给了人民。又用了10年，把权力从共产党走资派官僚阶级的手里夺回来还给了人民。

　　历史留下的遗憾和天问是：神龙打败恶龙后撤掉了恶龙的一切权力并把恶龙封印，而不是把它杀死甚至竟保留了龙籍，让恶龙有了死灰复燃搅乱周天祸害苍生的机会?让神龙的子孙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古往今来的一切奴隶主，皇帝，官僚阶级，资本阶级，无论满清皇族，蒋介石国民党官僚，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官僚阶级，都是窃国大盗，是把公权力私有化，窃取人民公有的权力为非作歹的盗贼。赶走盗贼，把盗贼们窃取的权力重新夺回到人民手中，这不是什么“造反”更不是什么“浩劫”，而是完璧归赵，物归原主，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切以前的，或以后的革命的唯一紧要的事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革命。把李唐家的皇权转移到赵宋家的皇权，西方把皇权转移到资本家的私权，都不能算作真正的革命，充其量称作“造反”而已。只有毛泽东领导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革命，先夺回蒋家王朝窃取的权力还给人民，再夺回共产党内走资派窃取的权力归还给人民。

　　那些把剥削阶级统治窃取权力合理化的古代神话，在古代近代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而围绕“把权力关进笼子”编造的各种现代神话，却正如如杂草丛生，播糠扬尘迷人眼，天地四方移位矣…….

　　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悌。”“邦国昏乱，有忠臣。” 痛斥孝悌是六亲不和的产物，忠臣是邦国昏乱的产物。英国温斯坦莱(G.Winstanley)指出:“从一开始,造物主就一点也没有说过人类中的一部分应该统治另一部分”。卢梭(J-J.Rousseau)也指出:“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韦伯(M.Weber)说:“所有的当权者都编织着有关他们自己统治的优越性和天然合理的神话。”

　　天命论把社会权力关系的存在看作是合乎自然的永恒法则,从而为统治与从属关系寻找合法依据。如果说天命论是前资本主义统治者的官方学说,那么,“盗跖庄桥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被统治阶级更以不断的起义和反抗，在事实上作出了相反的回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其历史功绩，故历史评价极高。

　　卢梭提出的“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说，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说，有着必然的联系。试想，在砸碎了私有制，砸碎了官僚阶级的旧国家机器，之后，自由的人们如何组织起来协作?除了全体人民缔结契约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像巴黎公社那样称为公社或国家)，还有别的途径吗?

　　《社会契约论》第一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开头就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它刚一问世就遭到了禁止。卢梭本人也被迫流亡到英国。但《社会契约论》所提倡的民主理论却很快风靡全世界。它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便来自《社会契约论》。1789年法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社会的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统治权属于人民”等内容充分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

　　《社会契约论》直接为不久以后问世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法国《人权宣言》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部宪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主要阐述的命题就是：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就是国家。卢梭提出国家创建的理性逻辑：人类想要生存，个体的力量是微薄的，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可行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即国家。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生而自由与平等，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国家，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国家与个人的根本关系问题。有了这种公约和权利的保证，每个人对所有的人承担了义务，所有的人也对每一个人承担了义务，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虽然可能有体力与智力的不平等，但是他们却拥有了权利的平等。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核心的一个贡献，就是划清了国家与政府(国王)的关系，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的主权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受托方、代表着主权者的共同意志执行国家事务。但是，政府是由自利人组成的，政府受各种利益诱惑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不受监督地滥用权力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本性。因此，人民要加强对政府的约束，要推动政府成为好政府。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主权在民”而不是“朕即国家”，忠君忠于政府不等于爱国，才是政府存在的法理基础，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卢梭认为主权在民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谁在掌握立法权。如果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僭越拥有了立法权，国家的动荡也就无可避免了。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围绕“法”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契约首先就是一个法律规范用语，它是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表示。因此，“为了把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使正义达到它的目的，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没有法律，人们所建立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服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产生了法律的必要性”。但是，卢梭认为法还只是表象，立法权才是关键。立法权在谁的手里，谁就拥有了国家的最高地位，就决定了怎么样的生活状态。

　　但卢梭的缺陷是没有充分论证立法权如何实现人民主权，因为在一个贫富悬殊，权利不平等的社会里，立法权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利益僭越篡夺，富人和官僚们以及豢养的反动法学家经济学家可以轻易地僭越人民主权而篡夺立法权。诸如僭称“大民代表”以人民的名义确立法律。最终使得法律法治异化为纯粹的强权和暴力的遮羞布。 案例：对改制纠纷法院不受理，对民营企业家违法犯罪“不捕，不诉，不判”

　　政府理论也是卢梭本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卢梭一再告诫人们，必须通过人们集会结社，预防政府篡夺权力，变成专制政府，或侵犯主权者的意志，这既是对政府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一种约束。他强调，当政府一再努力反对主权者共同体。则主权权威就将消逝;这个时候，公民有权结束契约并索回所让渡的权利。

　　卢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民主与私有制是内在冲突的吗?

　　卢梭建立社会契约其中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只是他认为这种贵族制的剥削不公平，真正公平的土地分配应该是在建国前大家进行讨论，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分配地产。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也是要和人的能力相匹配

　　他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论人类不公平的起源，他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是平等的。因为还没有进入农耕时代。而后来有些能力强的人把地圈了起来归自己所有，然后其他人需要地的时候，就只能作为农民来劳动。所以造成了现在的这种专制和不平等。这说得有错么?

　　真正的民主制应该是在建国之前，各自根据各自的能力来划定需要的土地。而私有财产应该与个人能力相配，他有个比喻，当贵族小孩可以拿鞭子去奴役一个平民长者的时候，就毫无公平可言了。这完全没有错误，如今社会也朝着卢梭的方向发展。

　　土地私有的问题是严重的，因为你没有为未出生的人预留任何土地。 现在做一假设，世界上的人按照你所说的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划定所需要的土地——且不说这个自己的能力是如何认定并被别人认可的，假设所有的评价和分配都是合适的，世界上的人把所有的土地进行了适当的瓜分，应该注意，这些人拿走了全部土地.

　　此时所有人都还没有产生后代，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在某一个时点，所有人同时产生了后代，并且继承自己的土地，按照卢梭的原则，这时候立马就产生了矛盾，第一，为了保护私有资产，每个人的后代只能继承自己的土地，第二，为了保证公平，第一代每个人的土地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分配的。

　　可是，难道这个人的后代的能力与他的父母的能力的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我们承认后代的能力与父母的能力可能会有重大差异，那么第一代在民主、平等和私有制的原则下分配的土地，就马上不适合第二代了，如果民主的基础是物质的平等，那么必须进行重新分配。

　　这样的话，在私有制运作之下,无论初始的物质分配，是多么地公平，随着人类社会的延续，随着后代们逐渐继承了前辈的财产法，民主的运行，就必然失去了其物质基础。从而，民主与私有制无法兼得。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民主制度的运行，是以相对公平的物质为条件(按卢梭所说，是以每个人的能力为适度)，那么如果保持民主，就无法维持私有制，如果维持私有制，就无法保持民主。私有制与民主是矛盾的。

　　更别说现实社会的运行有强大的马太效应，即在市场自由交易的原则之下，强者(这是个含混的词儿，暂且用它)会逐渐把土地、资源等财产吸纳到自己手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于是，本来公平的民主社会，会逐渐失去民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这难道不正是中国政治制度失去人民当家作主内涵仅仅剩下一具空壳的原因吗? 这难道不正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失去民主内涵仅仅剩下一具空壳的原因吗?

　　改割初期，反政治文明分子吴敬琏就在重复卢梭的矛盾，吴敬琏到处蛊惑“起点的公平” “结果的公平” 蛊惑了不少人。起点与终点是矛盾、相对运动的，不断转化的，上一个终点，就是下一个起点，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起点与终点。这纯属常识问题!—— 一切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有个显著特征，就是虽花里胡哨，但却都是悖逆人行违背常识的!如今的周公子，北极鲶鱼，阶级固化，北京银行股东中出现 “娃娃”股东，最小的甚至只有1岁。胡润百富榜公布了登顶新首富碧桂园，26岁的接班人杨惠妍，以1300亿元位居第一位，是拥有土地4500万平方米的大地主。。4500万平方米约折合7万亩，是个什么概念?历史上最腐败明朝已经非常了解土地兼并的害处，其为保护土地以及附着的财富，甚至有成建制的保安武装，力量凝固也已经形成了制度上的防御，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分家析产拆散。如果一个所谓“起点“公平的竞争，导致一个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结果，财富世袭固化，孩子在娘胎里就决定了他们将来一生的地位，下一个起点会“公平”吗?这将造成削弱中华民族未来长久的竞争力的严重后果!

　　全中国的工薪阶级人民大众，都有权利责问一下这个“著名吴精炼”：你的所谓的公平的“起点”今天在哪里呢?因为你当年发表这些邪说谎言的时候，中国虽有些微“走后门不正之风”，但95%普通人家子弟来到这个世上，除按劳分配之外，基本没有其他“要素”，其起点是相对公平的!此乃社会和谐之根本。自古将相必起于寒门，猛将必发于卒伍，关闭了95%普通人家子弟平等竞争的通道，就摧毁了这个民族未来长久的竞争力!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一个无知孩子无端继承太多财富，无论对社会还是本人，恐怕都是祸不是福。这是治世之常识!连大资本家比尔盖茨都明白。

　　人常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中国的人，都要问一下这个“著名吴精炼”，你年龄已经老大不小了，为什么还说谎呢?而且利令智昏，撒下如此祸国殃民的一个弥天大谎?历史上有对死了的奸臣秦桧的死后清算，难道不应对吴敬琏这些坏人进行彻底清算吗?天理何在?

　　(详参见：两种宇宙观的矛盾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09/09/42764.html)

　　(4)社会交换论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埃默森、布劳(P.M.Blau)认为：“如果别人在极其重要的利益上依赖于某人,那么,他就有了坚持他的要求的权力。”“雇主能够使工人们服从他的权力,因为工人们离不开他发的工钱。”如果从权力者控制了被支配者所必需的资源这一点来看,布劳似乎已经触及了间题的实质。

　　对于这种模式,马克思可以指出如下荒谬之处。其一,控制资源的人与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交换,本质上并不是“自愿”和“互惠”的行为,而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过程。这种不平等本身就是阶级社会权力关系的表现。

　　资本家在自己的企业里就是完完全全，至高无上的专制独裁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从法律上为了他们对企业内部实行独裁量身定制的。资本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具体来说，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私有化，是要求别人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社会权力。在资本家的土围子里，老板就是法律，就是皇帝，就是绝对的权力。工薪阶级只是它们役使的奴隶，摄像头监控科技进步，对工薪阶级工作过程的监视，到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大数据技术和手机科技进步，更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实施了对工薪阶级形成全程监视监控，再加上房改，医改，教改打造的贫困化锁链，工薪阶级再无隐私和人格尊严.

　　而在企业外部，社会整体，他们也可以凭借自己巨大的财富和长期形成的影响力，立法，执法，进行资产阶级专政。每一个大资本家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护身符：“国大代表”，“议会议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基层专政上升到全面专政。

　　很多人整天不是说”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吗?”换成资本家的权力为什么就不让往笼子里面关了?难道资本家是天使，是上天派来拯救万民的，“君权天授”，有专政的天赋权力?

　　现在只不过是在网上说两句就有人不爱听了，你们可以继续删帖子呀!看看防民之口的效果怎么样。

　　在右翼的资本网站上，每到抨击资本家反动派复辟的时候，都会有人出来用这种方法反驳：“你们骂贪官是因为做不成贪官;你们骂恶霸是因为做不成恶霸;你们骂皇帝是因为做不成皇帝;你们骂资本家是因为做不成资本家…….如果给你们这个位子，你们肯定乐得屁颠屁颠的。”

　　没错，阶级地位决定立场，你要是想不挨骂，就把全民都变成贪官、恶霸、皇帝、资本家吧!做不到就永远有阶级斗争，推出女孔子于丹也罢，再造大神棍曾仕强也罢，神神胡锡进也罢，死了的大神厉以宁也罢，依旧滋润的小神张维迎吴敬琏也罢………这不是多炖几锅心灵鸡汤，画符跳大神，广施符水，就能掩盖的。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这一过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永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激化势必激发激烈的暴力阶级斗争，你们不是爱讲博爱，仁义，和谐的高调吗?为甚么培植出这么多的贪官、恶霸、皇帝、资本家来压迫剥削大多数人呢?你们不晓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自然法则铁律吗?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告别革命论“，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张灯，自己压迫剥削有理，却不准反抗，那只不过是你们揪着头发想上天的吃人虫豸的梦呓而已。

　　所以，只反“官权”不反“资本法权”的，是极右翼势力。

　　只反“资本法权”不反“官权”的是形左实右，蛇鼠一窝，狼狈为奸，也是极右翼势力。

　　当然，“资本法权”与“官权”是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有矛盾的，他们表面形式不同，争吵，沸反盈天，本质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在争对劳苦大众工薪阶级的剥削压迫统治权。

　　中国的大资本家巨鳄群体本身就是改割开房运动扶植起来的一股现实存在的政治力量，它们觊觎政权日益增长的渴望使得它们与现存特色官权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趋于激化，它们打出的旗号是“政治民主”，马云建立号称“现代黄埔军校”的湖畔大学，就是要进一步把他们变成统一有组织的政党力量的意图清晰地表现出来，可是他们一开始极其狂妄地把“心疼柳青”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让老百姓瞬间看清楚了资本掌权的金钱民主的恐怖景象。

　　实践的角度，是先反私有制还是先反官权?历史有两个成功的案例。西方的资本阶级联合工农先反掉了皇权，官权，但结果资本的权力一手遮天。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我们必须回忆卡尔马克思170年前发出的呼唤：人类要解放，就必须摆脱资本和官僚的剥削压迫两个锁链枷锁，不仅要砸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砸碎旧的官僚阶级国家机器”，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决裂，追求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决裂”“两个砸碎”基本原理。——这才是真理。

　　被压迫剥削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发动人民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旧的官权和资本私权，一锅端，文化革命又彻底粉碎了共产党内走资派官僚阶级官权。“斗私批修”本质是与人们心中的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现在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清气正，白云蓝天，没有资本和官僚的剥削压迫，但知其然并不知其所以然。毛主席是一个坚定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5)社会冲突论

　　这种模式的系统理论,是近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完成这一理论、并以其深刻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社会冲突说与上述各种起源模式相比,在立论和分析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并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归纳起来,它与其它模式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其它模式都无不强调社会权力的起源是一个和谐的过程;而社会冲突说——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则把社会权力的起源视为人类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结果。第二,其它模式都过分热衷于社会权力关系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社会冲突说则指出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或者说“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武装的居民”。第三,其它模式都极为关注人类先天和自然的差异(除社会契约说外),并极力为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寻找各种合法理由，而社会冲突说则揭示了“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是一切统治和奴役的根源。,虽然社会冲突说在今日西方学术界已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理论，但这些西方学者把这种冲突认为是不可避免地，正常的。

　　迄今为止真正对这种模式给予强有力的科学论证的,仍然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不过需要注意:马恩等人的冲突模式主要是用来解决国家起源的命题,他们关于社会权力起源的思想只是隐含在这一命题之中的一些原则。因此,他们对社会权力起源的分析是指导性和方法论的,许多具体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6)成王败寇论或曰暴力论

　　每当我接触到政治、历史、阶级、主义、斗争等我原本并不关心的，和权力相关联的事物的时候，我总不可避免的去试想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权力主体(譬如皇帝)，为什么可以让手下的人听命于自己，虽然我们知道当皇权并不稳固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并不总是成立。但我们假使一位皇帝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固，政治集团内部高度团结，可我心中总会有一个疑问，即：若皇帝身边的所有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毫无征兆的集体反水，那会怎么样。他们大可不必立刻将自己的皇帝杀死，但是可以在同一时刻抗拒皇帝的命令。当只有一个人抗命的时候，那么皇帝会下令让周围的人处死这位大臣或什么人。但倘若这周围的人也不听命于他，那么气氛可能会一度陷入尴尬。不深入思考的人一定会觉得这绝无可能，毕竟稳固的皇权代表着，周围的人是一定会听命于皇帝的，即便偶或出现一个两个人的意外情况，但从概率的角度上看，连续出现100个意外的可能微乎其微。可假使这100个人遭受了某种精神控制，或者他们同时在前一天晚上阅读了我给他们发来的书信，他们的确在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产生了某种改观，以至于第二天的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我们是否可以说：权力主体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即：为什么所有人要听命于一个人?当我们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地出现上述统治稳定的皇帝突然遭遇毫无征兆的反水场景。

　　我们将上述事件进行细分的拆解来看，假设我们现在处于一只军队中，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司令员如何可以控制一只军队的行动的。类似于分封制一样，司令员控制着3位军长，3位军长各控制3位师长，依次类推一直延伸到一个小兵。我们来看一下司令员是如何控制3位军长的，我们思考这样一种可能，即3位军长旗下的统治都相当稳固。以至于每一位军长都可以控制旗下的所有部队。那么司令员只要让3位军长乖乖听话即可。可为什么3位军长要乖乖听话?如果说司令员和军长们打小关系就非常好，他们3位一直就非常信服于自己的老大哥司令员，那么他们牢不可破的关系，在没有遭遇离间计或者什么干扰的情况下，军长们是压根没有要反水自己大哥的动力的。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会给他们带来坏处，而是一种“原生控制”。倘若其中某一位军长是从外地调过来的，他和另外2位不一样，那么失去了这种原生控制下，他是会有可能思考我为什么要听司令员的话的问题的。但是他仍然不会公然反对司令员同志，因为他在潜意识中会掂量一下自己的地位，现在他是1对2,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司令员下令将他斩首，那么其他两位是一定会执行的。也即是说出于对自己的政治保护，这位外调来的军长也仍然不大乐意于去反水的。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让别人听命于自己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情况：1.绝对信服 2.相对害怕。 产生绝对信服的可能是很多的，历史上不难出现绝对忠诚的将领，和以义为先的统治的例子的。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每一位将领即便不喜欢他的上司，但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将忠诚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能称这种权力对他的影响是一种绝对信服的体现，相反，这位将领虽然可能并没有直白的意识告诉自己，我不能反水，否则我是不忠不孝之人，将会被后人所唾弃的行为。但潜意识中他仍然是在逃避反水所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的危害的。 所以绝对的信服，一定不能是受某种外力所迫的权力现象，而是完全由内心自发的对这位上司的敬仰和尊重，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评论某位政治家的所谓的“人格魅力”。

　　这些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我们服从于某位领导，绝大多数情况并非因为我们打小就和这位领导结缘。而更多的是我们会觉得，反对领导可能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还有就是，如同儒家思想对历史的政治带来的影响一样， 在当前讲政治的大环境下，我们潜意识中习惯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即领导说的都应该去服从和尊重，否则的话破坏了游戏规则是会给我带来一些间接危害的。毕竟得罪领导，可不是什么好事的道理，大家懂得都懂。特别在越是庞大的政治团体中，这样的效应愈发地明显，相反在一些小型团体中，出现违背领导意愿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强。这涉及到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想服从?显然如果服从可以为我们获利，又可以避免危害，则服从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举动。而大多数情况下，服从本身并不会为我们直接获利。至少，我们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完成领导交办地某项事物，而这肯定是一个耗能的过程。可服从会带来一些间接获利，以及避免危害。倘若经常服从某位领导，会在日后使我们得到升迁的机会呢?亦或者不服从产生的危害高于直接获利的影响。每个人并不一定会对每个决策精打细算。但除非不服从的危害远小于服从给我们带来的不愉快的话，否则我们大概率也不会违背领导的意愿的。因此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不过是很简单地在做一些经济型的决策而已。

　　利用相对害怕所产生的权力是缺乏一定稳定性的，我们以一个简单的模型为例：假使我手下统领11个人，而对于每个不听命于我的人我以斩首作为处罚，这11个人非常害怕我的暴行，因此每当我压制他们服从于我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命令的时候，他们都想反抗但却又不敢。假使他们某一次反抗我的概率为百分之5，且每个个体的反抗事件相对独立，则某时刻，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反抗我的概率为某一数值(打公式不便，可以自行简单算一下)，这个数值还是有实现被反水事件的可能的，也即是说，达到6个人反抗我，那么剩下5个即便不反抗我，6人也将以优势胜利。我将毫无疑问失去统治。如果游戏规则发生变化，这11个人中有6个人进行了私下勾结，约好了一起反水，那么我将百分之百失去我的统治。所以在历史上绝对不允许政治集团之间有互相拉拢，搞政治小团伙的可能。即便是放在现在，我们的思想也必须高度统一，只对最高领导负责。拒绝拉帮结派。否则利用相对害怕产生的权力行为将失去它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个绝对信服的例子，刚才我们遗漏了另一些绝对信服的可能，以宗教统治，或者某种信仰的统治为例，统治者即便不需要被统治者信服于自己，而只要利用好被统治者信服的另一些对象，即可实现统治行为。这在宗教统治中很常见。而拥有了权力后，统治者又会更加容易利用权力去对被统治者进行洗脑，改变它们的意识形态，从而将其转变为绝对信服的统治情况。那么我们不得不去设想这样的一种简单可能：统治者一开始利用相对害怕原理统治了一群人，紧接着他害怕自己失去统治，于是切断了下面的政治小团伙之间的勾结，进一步，他利用已有权力去进行意识形态主导，以至于渐渐地被统治者转而形成一种绝对信服地服从，从而进一步稳固统治者地位。这看起来是每一任政治集团在做的事情。

　　在上面我们通过一些关于我为什么要服从的疑问引导出了我们对权力问题的一些思考，我们将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前行，看看在权力探索的道路上还会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

　　“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此言也许有些过激,却不无道理。因为人类对于加诸之上的不平.等权力的服从,从来就不是心甘情愿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

　　可是,自阶级社会以来,人类却不得不服从强加于自己意志之上的权力。君王可以让臣民们诚惶诚恐地跪在脚下三呼万岁,显贵们可以占有三房四妾来满足自己的肉欲;雇主可以驱使工人不停地干活;地主可以强迫农民缴租纳粮,等等,等等。在统治阶级的权力下面,“人们在不得不服从权力时体验到一种宁愿逃避开的痛苦。”被统治阶级为什么不得不服从统治阶级的支配和奴役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根源只能从社会冲突的土壤中去发掘。问题在于:社会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导致社会权力产生的呢?

　　的确,“如果我们用一种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人类社会的话,它首先显示出来的似乎只是强者的暴力和弱者的受压迫。”不可否认,暴力是一切统治和奴役关系的支柱,是社会权力的重要特征;离开了暴力强制,任何国家统治，法律都是不可思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动派喋喋不休地所谓“法治社会“， 不过是暴力强权的遮羞布而已，但是,以为暴力就是社会权力起源的前提,这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可以通过暴力征服他人,但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那么对人的奴役和统治不仅毫无任何意义,而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奴役和统治不能为统治者提供任何经济利益,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一个只有生产他生存必需的消费品的人并没有资格做奴隶的”。据人类学家的报道,许多氏族社会都盛行过杀掉非生产性成员的习俗。在“逐鹿刨根”的原始社会,要维持生存,除了人人参加劳动外别无它途,指望靠支配、奴役他人来获取生存手段,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恩格斯说,单纯把暴力视为“原罪”,“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决不能把导致社会权力起源的社会冲突简单地理解为直接的暴力行为,因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这个前提,只能从比暴力本身要深刻得多的经济背景中去寻找。

　　(7)《列子》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权力起源的前提和原因的理论

　　人对人的支配和统治,首先是人对物的支配。换言之,社会权力起源的前提是少数人对物质资料的独占和垄断。恩格斯指出:“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生产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生产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

　　卢梭也曾天才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

　　原始社会结束，意味着奴役的开始，权力的起源。封建王朝时的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诗曰“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的，所有人都陷入了不能脱离国王而生活的状态,国王的权力大无边，奴役开始了。

　　今天在特色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生产资料都会被资本化，土地、各种材料等等，这也就堵死了无产者回归到人最原始的劳动方式谋生的道路，你说我去种地自己种自己吃，这不可以，因为土地是资本家私人的，它有它的所有者。你说我隐居山林远离尘世，不可以的，因为再远的山林也是由资本家私人或官府所有的领地，你没有权力去在私人资本所有的土地上捡食材，钓鱼，拣柴火。你要活着，就只有一条路，去给资本家或官办公司打工，或者考公，到官府谋个差役，接受剥削压迫奴役。否则你就去死，死了也没人搭理你。资本家控制的右翼网站，总会搞出一些强权者趾高气扬而又无耻下流浅薄可笑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有些人骂资本家?却要为资本家打工?还要靠资本家发工资才能活命?”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7697686/answer/1961737922

　　“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公元前450年《列子》一语道破天机，人必须衣食才能生存，而生产衣食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奴隶主，皇帝，地主，如今的房地产大鳄，资本家，官僚的手中，所以，人必须屈服于权力淫威。如果人生子，则更要为子孙衣食虑，更加会战战兢兢屈服于权力的淫威之下，这就是当今年轻人不生孩子的根源，在官僚阶级专制私有制制度下，明明知道孩子一出生就将终生陷入被奴役的境况，此生已然被奴役(四名打工者天门山相约跳https://www.163.com/dy/article/I1NAR70A05562NXJ.html，再生孩子已经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表现。倘若人无需衣食，则什么君臣之道的权力统治术，就统统见鬼去吧。财富的私有化，准确地说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权力的起源。一下子就戳穿了那些“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的鬼话。中华民族五千年，无论是多么的艰难，甚至是战乱，瘟疫，自然灾害的年代，老百姓都从来把生儿育女当作第一等的大事，中华民族繁衍生生不息——今天，到底是何等灭绝人性的邪恶力量，导致百姓断绝了生孩子的念想?断绝了民族的未来?

　　社会权力最初的支配和奴役对象主要是奴隶。《摩奴法典》把奴隶分为7种,《那罗陀法典》把奴隶分为15种。虽然他们沦为奴隶的具休途径不同,但都是丧失了物质资料的人。不过,在社会权力形成的早期,对人的支配与对物的支配尚未明确划分。奴隶在主人眼中“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不是按人数,而是按头数计算的。直到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对人的支配与对物的支配才逐渐有了明确区分。可见,最初的社会权力赤裸裸地表现为对被支配者人身的直接占有。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

　　除了对物质资料的需求外,人类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对精神资料的需求,如宗教和文化等等。不过物质资料是本原的东西。马克思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资本垄断权和市场支配权，一边是特色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命脉行业，一边是私营企业的垄断平台到处横行。这两大权力，使得资本自己就可以组成利维坦。这两种权力在美国尤为突出，最显现的例子美联储是私人资本。当民主自由被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的时候，资本本身掌握的巨大权力被刻意的忽略或伪装掉了。而在这之前，这两大权力在封建社会只能靠贵族或者士大夫用知识垄断和迷信的方法加上暴力，强迫平民人身依附于贵族或士大夫阶层以形成社会权力。

　　资本的两大天然权力，也间接掌握这种生死大权，虽然“正常情况”下并没有暴力参与其中。资本给的工资决定了无产阶级的生活好坏，市场定价的高低稳定则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死活。而工资的高低资本家可以直接决定，市场定价的高低，资本则可以凭借体量去控制和影响，若是在一定时间内出售价低于生产成本，小资产阶级就会破产，间接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死。而无产阶级工资低于生活成本、小资产阶级破产，在这个工业社会当中，无异于被判了慢性死刑，诸多人间悲剧都在其中诞生。一旦无产阶级起来反抗，则资本的暴力国家机器利维坦就出现了，露出了狰狞面目。

　　综上所述,对物的控制，是对人的支配和奴役的前提,毫无疑问,这个前提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会具备,而这个发展阶段是与剩余产品、私有制以及商品交换的发生和发展相联系的。我们的先哲们曾天才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马克思主义最终科学地证明了:人类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社会权力起源的前提是少数人对物质资料的控制和垄断;而社会权力起源的根本原因,则是剩余产品、私有制赖以产生的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恩格斯说得好:“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 社会权力的起源与阶级的起源，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权力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阶级关系。

　　可笑的是，在今天的特色中国，一些右翼网站竟然出现并弥漫着“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这种荒诞，连他们的祖宗西方资本阶级也早已证伪了的无耻合理化妖言。至于“把所有的资本家都赶跑，谁来解决就业问题?“………. 右翼网站上诸如此类脑洞打开的谎言，完全无视毛主席时代消灭了资本家没有资本家了，反而人人有工作，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后四十年，改割开房，私人资本和官僚资本(官办国企)一统天下，颠覆了人民公有制企业，结果失业越来越多达到了2亿多失业者，或美其名曰“灵活就业者”，近乎总就业人口三分之一强，无数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躺平。到底资本家是破坏减少了工作岗位?还是带来了工作岗位?这不一目了然吗。还有我们的邻国朝鲜，古巴，没有了资本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人有工作，老百姓却过得比中国好。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官僚和砖家叫兽的无耻，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它们竟会无耻到这地步，直到最近有个叫贾康的“社科院马克思研究砖家”， 说出马克思“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要再造私有制”这样恬不知耻的话，无底线，当街脱裤衩弄鸟，我真的“破防”了。马克思的书是为被压迫剥削工薪阶级写的，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些浪费老百姓粮食吸吮百姓血汗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神学院”都应该被草泥马。

　　我在右翼知乎网看到了一个问题“左派不断细分，右派不断缝合”吗 ?表面上看，意思好像是右派自诩比较合群，而左派好像喜欢争吵。 我倒不这么看，古贤云：君子所争者义也，小人所争者利也。义者，大义也，涉及群体广泛，自然看法有差异，但真理愈争愈辨愈明，左派最终会达到像钢铁那样团结起来的一天，万众一心，呼啸而起。而小人争利，有利则趋，利尽则散，右派表面合群，实则掩盖着各怀鬼胎，尔虞我诈。

　　以此与良知未泯者共勉!

　　更深入的了解参见文献：

　　剑云扫霾：劳动者当家作主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比较研究

　　剑云扫霾：宗教，政党，国家，国家机器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09/09/74573.html

　　剑云扫霾：论官僚阶级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09/09/98338.html

　　财富和权力有很大区别么? - 剑云扫霾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652405/answer/2948734123

　　如何平稳解决官僚机构臃肿，政府办事复杂且效率低下的问题? - 剑云扫霾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80157/answer/2946668645

　　消灭私有制能否消灭官僚主义? - 剑云扫霾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89081107/answer/2945093265

　　如何看待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 - 剑云扫霾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0282906/answer/2943113389

　　科技进步正在异化为工薪阶级的锁链 强化了资本官僚权力- 剑云扫霾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4805931

　　公投等于民主吗?民主是什么?剑云扫霾的文章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984608/answer/292075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