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人类未来与世界的超现代化：毛泽东的方向与旗帜(四)

　　——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年周年

　　作者简介：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可以扭转乾坤的巨人，这样既导引东方又安定世界的定海神针，这样四两拨千斤的人民大力神，这样博古通今，智慧超群，堪为真理化身，领袖群伦的东方圣雄、人类领袖与导师，世界整体格局的确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好在雄文俱在，红色血脉依然，人民江山所内涵着历史必然仍旧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战略大家与世界-时代巨人奇缺，是对我们这个小众时代，小资世界之无尽的嘲讽和十足的时代悲哀。而自欺欺人的公知与精英，以远不及于一切人类先辈与大家之德行和才学，却个个自命不凡，终日玩弄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贵的胡说’，昏聩的创新，令真正的智者、隐士、高手们百思而不得其解。

　　四、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与整个世界的理性与必然王国之规划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做民族复兴和世界大同的正义事业，在追求最低纲领的同时，不忘最高纲领，在自主化(独立)、近代化(含工业化、社会化、科学化、军事化等)、现代化(四个又追加两到三个)的过程中，既充分吸收西方和一切其他文明的长处，又防止西化和资本主义化;既完成科学化，又避免工具理性;既实现社会化、军事化，又避免极权主义、军国主义;既实现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以及基础设施-生态-教育-文化的现代化，又保持鲜活的民族风格，中华气派;既有统一一律，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既追求严格科学的大机器生产和智能化、信息化，又有元科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度发达。

　　如此的理论-思想-行动和相应的社会建构，就把马克思的‘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自然与历史的有机统一，提升为历史与存在的自觉，就在必然王国律动之下，在西方文明主导和控制下的近代文明与世界展开轨迹上，创造出了超越西方文明，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完全的技术产业手段性约束，而为超现代化的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古往今来，甚或古今中外，经济上的大难题，集中表现在平衡、协调和处理若干组重大的关系之上，这些根本性的关系关乎国计民生，关乎江山社稷，关乎关于全局和长远。这些经济问题大体上可以概括如下：1)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以及各自劳动生产率提高赖以发生的资源投入和资本积累效益和良好的比例关系;2)面包黄油和飞机大炮——经济与国防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3)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究竟是处于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状态之下，扩大在生产的文明价值取向是否令人向往;4)社会经济整个体系，其中包括财政收入，究竟是采取开源节流，还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获得的;5)究竟是凭借自主经营，依赖内循环为主，而非对外征服与扩张，还是相反地依赖霸道、霸政、霸权和霸盘生意，才得以维系国家或帝国的存在与循环;6)制作成本、交易成本同社会成本、制度成本、文化成本，也就是文明成本各自是如何分摊和得到补偿的，社会经济循环流转是否合乎理性的公平正义(公道)法则，经济瓶颈和短板，以及社会冗员-冗务和失业以及短缺或者匮乏能否尽快得到清除。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百年耻辱，在很大程度上激发起了中国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超级热情，甚至出现了狭隘的民粹主义和其他种的国家与国民之不良情绪和意识。中国主流精英里的一个共同和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和思想境界，并不是在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亦即在同西方列强抗争而获得共和国政权之后，如何避免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路，避免其他民族和国家遭受我们中国曾经遭受的历史苦难与不幸，而是似乎广泛地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此说来，也就是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与情怀，而颇有些日本脱亚入欧，由中学到兰学，由落后挨打到领先打人的强烈意愿。

　　建国伊始，面对朝鲜战争爆发，面对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直接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请求入朝作战，尤其是在我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以大约十万人之众，直接参加我国抗战的历史犹在眼前，却表面上看，因惧怕美帝国的强大力量，担心打不过而造成政权不稳，而实质上却是一种邻居遭殃与我何干的民族主义境界作祟，而寻找各种借口不愿意出兵朝鲜，拒绝抗美援朝作战，林彪是典型，但确实是代表了一大批相同意识的人们。

　　而从抗美援朝到抗法抗美援越，从中巴友谊，中阿友谊到援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铁路，发展中非友谊，中国与第三世界与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无私的无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这样的主旨和基调始终不变。如同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改造战犯政策，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与斗争，往往是在我们自己依然困难重重，急需外援和外国帮助，自身储蓄和积累严重不足，本身依旧十分困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千难万险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由上述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比例关系来看，说到底是协调内外核心与非核心经济，长远与局部的利害关系，而其最高境界，显然不是在自私自利，各自为战，九龙治水，各自的产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小院高强的篱笆成本、交易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文明成本奇高无比，而单纯地凭借市场价格，影子价格和自由到彻底无序，甚至残酷无情的竞争，借以实现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能够办得到的。而是要能对内建构和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机体机能和运营机制与氛围，依靠和凭借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公身份与姿态，和国家动员的大协作之最高最大生产力及其开发与应用，从而做到如身使臂，如臂运掌，如掌使指，以实现毛泽东战争年代那样聚沙成绳，撒豆成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样的最高有机理性态势，和犹如神经营一般的战略统筹经济，从而最大化地收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聚合区域(城市经济)，并与此同时，克服一切摩擦和阻力，最小化社会成本、交易成本，借以收获最高境界的协同经济和激光态的超发激励效应。

　　在此基础上，有鉴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尚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时期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物质产品与财富尚未极大丰富，从而不可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且无论是资源、人力与财富，尚做不到自觉自愿地各尽所能，因此，只能是以商品货币形式间接地实现资源配置和价值生产与实现，也就是要靠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经济，借以实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此，就必须在上述的对内对外的最高政治经济学理法则基础之上，在资源配置和技术物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把劳动人民的自主管理和主人公式管理，同企业化、专业化、分工/分职/分责的责权利大统筹的企业生产和经营销售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方向却不是强化雇用劳动和深化商品货币经济关系，而是利用其经济机制与机能，限制甚至剔除其资本强势逻辑和剥削与压迫关系。

　　毛泽东时代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开创了以时代英雄、生产能手、敬业模范、群众领袖等为代表的企业家、创业家、创新家的历史新时代。这远比西方经济学体系里和现实社会运营中的以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为典型人物，以边际主义调节手段为均衡准则的所谓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及其经营效率、公平保障要高级得多、合理得多。

　　五、打破近代化/现代化科学实证系下的牛顿世界的简单时空定位谬误，误把抽象当具体谬误：一分为二，实事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

　　近代世界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整个世界从方法论、哲学体系上说，是起源于笛卡尔主义的认识论哲学转型，和主体凸现性的。笛卡尔、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所开启的西方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理想国转向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体系与建构结构上，从科学系统看以牛顿天体力学为最高典型代表。而这个经典力学体系，在近代化、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引致出了怀特海所发现的两大认知谬误：简单位置确定谬误和误把抽象当具体谬误。尽管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至少从理论体系上纠正和打破了这两大错误神话，达尔文进化论，也提供了大自然和一切都处于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的科学机理和根据，但上述那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认知与方法论甚至世界观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毛泽东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毛泽东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创建的军队、政党与国家，几乎可以说，从本质上拒绝了上述近代社会那种僵化教条的思想方式，而且由于其始终坚持一分为二原则，恪守事实求是法则，在对待一切事物和工作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任何的公理、公设、定理、规律等抽象的东西出发，就真正形成和建构了一种对应于复杂系统科学认知的思想路线和认知体系与法则，特别是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制度规范和人文理念，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学术和思想禁锢，为人类和世界真正地科学理性并富有哲学意蕴的思维开辟了通道。

　　毛泽东的这一真正科学、系统、完备的思想主张、理论诉求、实践价值取向，和政治审美与伦理原则-原理-法则，是对人类、世界最重大的贡献，是颠覆西方近代化、现代化的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纲领与行动指南。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的精神与灵魂归宿是启蒙运动、启蒙运生和启蒙导化的结果。启蒙的原本思想和精神抗争，是试图从神权与神本主义、教本主义、君本主义的封建-宗教一统模式中，从黑暗的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打击迫害异端，禁锢人们精神的西方桎梏下解放出来，也是试图在学理和智慧上，从形而上学的一元与永恒独断论教条，和宗教教神-教皇-僧侣权威和外在强制之下，从人为草芥，人不自主的自我矮化和自我感受奴役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凭借和依仗理性，遵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靠理性思辨和人类自己的心智，来自主抉择，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全面审视和批判基础之上，来建构和推行人类的智识和推断，以便指导和驾驭人类自己的历史与事物。

　　然而，启蒙运动在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却一步步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之上，那就是凭借意识形态主导，靠一些最为抽象的最为简单的独断论、教条化的法则/原则统一思想意识甚至灵魂，借助于那种简单化的、单一性的粗陋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新理教、新学派、新概念体系，来概念化社会现实与历史，甚至于去套现和指导实际。极而端之，又走上了科学至上，科学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物理一元机械论和彻底还原论，结果是造成了价值取消，激情泯灭，伦理不再，道德无能，以至于人类的知识与能力残破不全，人却反倒变成了机器人和碎片人，也就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

　　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归纳优先，最后走向工具理性，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至上，简单化乃至独断论推演，唯理论化、纯抽象化，就自然而然地脱离实际，虚无历史，远离现实和不切实际，完全地依靠技术产业单击独打，唯规模经济和简单化效率至上，甚至走向文化相对主义，道德情感主义，价值无涉，道德无关。这样的历史结局恐怕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巨人，哲学革命的发端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这样的一种近/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程，是西方化、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与人类所面对的巨大的难题。西方文明试图靠结构主义、系统与复杂科学、解构主义，和凭借后现代化的一系列的哲学、方法论乃至世界观科学，宗教与艺术和美学的复兴，五花八门的多元文化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等，来或者对其纠偏，或者意图实现转轨，或者开启历史新时期的转向，但都基本上一时兴起，各领风骚没几天，根本无法破解上述这个难题。

　　毛泽东方式则从一开始就与此不同。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从革命战争到共和国建设，从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伊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经一化三改转变到社会主义，在初级工业化和跃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又相继展开了文化、教育、价值以至于政治和经济管理的继续革命，尝试巴黎公社永恒原则在东方中国的创造性实现，和尝试逆转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发生。而这一整个的社会历史过程，都是依赖上述的思想原则，思想路线和精神法则的。

　　这一思想原则和社会伦理政治与文化创造，极大地突破了西方文明近代化、现代化过程的工具理性陷阱和历史性世界大难题困境。尽管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和创造，被急功近利的温饱、小康和单纯地造富运动所一时打断，但历史的辩证法，科学的辩证法，人类文明道路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在守着粪坑拍苍蝇的私有化、市场化和渐进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无论铁腕还是金刚腕，都只能是前腐后继，门户私计(陈亮近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永远只能是私者一时而六朝流水之无穷的演进，无论是唐太宗的《贞观政要》的苦口婆心，具体到劝诫臣子毋要“割大腿肉来饱腹”，以致于贪赃枉法而遭致命丧黄泉，还是朱元璋的可谓是雷霆震怒，活剥贪官的皮制成椅垫让继位的儿子坐在上面办公，这统统都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的利润率诱惑到足以让资本家们胆大妄为，铤而走险，当利诱扩大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可以把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他人和不惜践踏一切法律来获利，这些对一般资本规律的描述，对任何市场经济，无论是普世还是特色下的，只要依赖雇用劳动和资本主导资源配置式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就无例外地同样必定也是适用的。规律和逻辑由本质属性决定，其自然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六、立场、观点、方法大统合：四面受敌，十面埋伏，同底线思维、高能启发、最佳争取自洽耦合

　　古往今来，甚至于古今中外，办事之人与传教之人，大多总是两张皮，真实的理论与实践，学问与功业，政治与经济，学理与治生，纵论与践履这些对立的方面，以及对此两分法及其它具体做法的认知与解读，遍观整个世界，真可谓是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几乎可以说是一人一把号，各说各的调;又可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亿、十亿、百亿个读者，就有一亿、十亿、百亿的哈姆雷特。这等整个地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各遂其政，各秉其道，各谴自己的是非对错，何以能形成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呢?

　　不过，大略说来，就大体与大选择及其机制来说，中国最早地步上了大一统之路。这不单是就政治格局而言，即令就经济、文化、兵革和社会而言，也多半如此。中国虽然也不断地上演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反转大戏，更在‘唐宋之变’后，加速工业革命和商品货币市场的演化，以至于走到了近代史，终于又陷入到了一盘散沙的巢穴，甚至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和羸弱不堪的境地。反之，西方文明却似乎历经古希腊之城邦政治-经济-文化，经过中世纪欧洲身份认证的表象精神之集中统一，而实则却是封地/封君统治之百衲衣状的分裂格局，到了近代王国/王权-国族大潮一起，民族国家大一统政体与政制，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互涵纳和整合，形成了欧洲近代史上的战国七雄和西方列强，反而与中国近代的一盘散沙大相径庭，出现了多位欧洲列强版的中国秦始皇。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国率先完成的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与车辆的大一统市场经济的秦始皇模式，在欧洲和北美开花结果。

　　当然，西方政治、军事、经济的大一统，大体上是依赖于其行政与管理实现的，至多只能说是制度、程序和法律规范性的统一，其思想理念与学术上，则始终找不到内在统一的平衡点和礼乐契合支撑。当然，从根本的学理上说，古代中国的诸子百家，各种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版本，也是互相打架，彼此冲突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不过是最为明显的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大汉初期的黄老之学，同董仲舒开出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就是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都显示出即使是其一家之内，也是学派宗继各异，各执一端的。

　　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所谓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由于去宗教化又没有新的心灵上的替代建构，自然造成了灵魂之空位和缺失，由于怀疑主义的极端化，和反形而上学的走火入魔，以及更为重要的马克思揭示所出来的商品-货币-资本三级拜物教作祟，终于使得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化、现代化走上了虚无主义、相对主义道路之上。

　　这种由认知路线、思想方法、哲学革命，和其同现实商业社会的交互作用与实质耦合，就带来了近代化、现代化本身，包括其过程中的方法论矛盾焦虑和思想与心灵的无处安放，和由此而丧失家园的深度不安这种种的悖论、困境甚至无解状态。而毛泽东范式，毛泽东规则与体系，概括说来，就是要依靠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与统一，同时采取‘四面受敌’，‘十面埋伏’的系统化认知，全局与局部不断地相合加统筹，进而上升到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在内外因应和主观与客观，事物本体和外延条件的动态相合中，找到了方法论上的平衡与有机协调可能。

　　而由于立场确定的真理纬度、价值取向、审美观照，在提供从观点与方法统合过程中的方向把握和灵魂操守的牢不可破，在人民立场——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劳动人民长远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立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党、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害一致性，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未来解放与发展的一致性基础上，带来了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形成了底线思维基础上的高能激发和最佳争取之最大理性统合和达到现实目的的可能。

　　这种认知路线、思想方法、方法论原则，同社会、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毛泽东式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大整合、大动员、大创造，是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又一个对人类和世界的伟大贡献。如果说马克思在人类资本主义的灰暗世界里，点亮了人类通向光明的理论火把，列宁把马克思的火炬，变成了漫漫长夜和漆黑大海航行中的灯塔，那么毛泽东时代集成方式与方法上，制度和文化上，物质和精神上，就是将火把(火炬)和灯塔变成了白昼和黑夜的太阳与北斗。人类与世界，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而获得了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与真理的指路明灯。而他们的革命家、思想家的身分与作为，更以其所奉行的不言之教所必然带来的大化流行，其结果自然远远超出了这些单纯的科学巨匠们的认知启示和真理光芒所产生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