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峰：是劳民伤财还是利国利民的长远战略？

　　——复杂国际格局视野下三线建设绩效研究

　　来源：红色文化网

　　摘要：长期以来，对三线建设绩效的评价具有复杂性。把三线建设放入新中国成立后险恶的安全环境，放入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宏观背景，考察三线建设长期综合效益及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能看到三线建设是利国利民的长远战略。三线建设不同于和平年代的普通建设工程，是处于战争边缘的新中国不得不做出的具有战备性质的建设工程。三线建设决策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备战，另一个动因是改变旧中国长期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创业者们创造的三线建设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评估三线建设绩效的复杂性

　　从1964年决策到1980年调整，三线建设历时16年。改革开放初期，三线建设决策被当作“左”的错误典型案例加以批判。应当承认，三线建设存在重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经济效益差等问题，但笔者不能同意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三线建设的观点，不能同意矮化、污名化三线建设的观点。评价三线建设之所以歧见杂陈，是因为三线建设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第一，三线建设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而造成评价上的复杂性。客观而言，“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给三线建设造成不良影响。但是，在评价三线建设时，首先必须厘清“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与“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全局性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此间既发生了极“左”的政治运动，也在经济、外交、文教卫生等领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历史学家胡绳认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这时期是发展得比较好的，还建设了一些重大型企业，修建了一些难度很大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许多科学家在党领导下，艰苦工作，实现了氢弹实验成功和卫星发射，等等。”[1](p.73)无论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2](p.36)等成就，还是《中共中央关于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述“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3](p.11)等成就，毋庸讳言均包括三线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二，三线建设受到国际潜在的战争危险性的影响，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选址，对企业后续经营和发展造成严重浪费和不便。就总体而言，三线建设总体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开展的。问题是，将当时的确客观存在的战争危险性估计到何等程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要简单把纯粹属于探索中的认识失误，斥责为心血来潮的劳民伤财。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局势而定的，不是人为刻意增加三线建设难度。在复杂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下，从事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不犯一点错误，不发生一点失误，并不现实。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凸显了广大建设者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不应成为三线建设劳民伤财的证据。

　　第三，西方经济学把经济效益当作评估经济项目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如果经济决策的“经济效益大”，就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决策”，如果经济决策的“经济效益小”，就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决策”。那些源于西方经济现象的经济利润最大化原理，符合资本增殖的逻辑，但新中国建设规律比西方教科书提供的经济原理复杂得多，远超西方经济学评估标准、量化指标。三线建设本身不是纯粹的经济工程，不应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所谓经济原理为依据进行考察。三线建设是一项涉及以千亿计的投资规模，历时十多年，涉及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复合因素的超级国家工程，只能在长远的历史经纬里显现巨大效益，不同于某个县乡投资兴建一个小毛巾厂、小五金加工厂，可在两三年短时间里迅速获得不菲效益。

　　第四，有学者准确指出，三线建设是“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①“备战”二字，意味着不可用纯粹经济眼光看待三线建设。备战和战争建设的规律不同于和平建设的规律，备战和战争时代的思维方法不同于和平年代的思维方法。非战状态时突出经济效益，但在战备或战争状态，并不依据经济效益的大小进行决策，而是按照战争的胜负决定决策。和平年代需要修桥筑堤坝，天堑变通途，而战争状态下经常考虑的是炸掉桥梁、破坏堤坝以阻挡敌人进攻。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当年中国人不得不忍痛炸掉钱塘江大桥而完全不考虑经济损失。到了新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又把钱塘江大桥修好了。如同没有理由指责在战争状态下炸掉钱塘江大桥造成经济损失一样，也没有理由指责在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中开展三线建设的特殊做法。有观点认为，只有战争真正发生了，三线建设备战的功效才能得到检验。战争不爆发，三线建设那些备战设施作用就等于零，证明三线建设是劳民伤财。这是不懂得战备工程较纯粹经济建设工程更加具有复杂性的说法。其实，三线建设这类备战工程决策的最佳效益、最高境界或最大成就在于：通过战备工程，有效阻止了战争或者推迟了战争的爆发。

　　二、三线建设是严峻的国际安全局势所致

　　经过上百年战乱、分裂、破败，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急需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事与愿违，新中国成立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开展三线建设以应对险峻的国际形势。三线建设决策前夕，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提醒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因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4](p.39)惨痛的历史教训让毛泽东不得不警觉：“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p.39)

　　毛泽东认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5](p.1308)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根据新中国当时所处极为严峻复杂的安全局势做出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安全局势骤然紧张。在北面，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升级并公开化，导致两国关系紧张，1960年开始，苏方在我国新疆多次挑起武装冲突，以致1962年发生新疆伊犁、塔城事件，还在中苏边境驻扎了重兵，并将战略导弹直接指向我国。在西面，1959年8月起，印度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领土，多次引发边界冲突，1961年后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侵入我国领土。1962年印军大规模进攻中国边境地区。中国军队自卫反击、主动停火、撤军并交还缴获的武器装备，战争停止，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根本缓和。在东南，有美国第七舰队以及美国支持的台湾蒋介石反共力量，台湾国民党武装特务多次窜犯大陆东南和广东沿海地区。美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即使没有美国的赞同，台湾领导人仍可能在1962年采取某种特种战的方式袭击大陆”。[6](p.282)在南方，美国派遣军队进入毗邻中国的越南，导致战争升级。可谓东南西北，虎视眈眈;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有备”才能“无患”。出现这种紧张的国际形势，使毛泽东判断战争危险已十分严重，必须加强战备：“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你说浪费就浪费，浪费也不可惜，一定要搞。”[4](p.54)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我国工业和大城市布局过于集中在东部，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不少水库位于主要交通线、重要城市的要害位置，尚无有效防范核袭击和空袭的措施，提请中央“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4](pp.55-56)毛泽东的批语是“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7](p.126)作为物资供应工作的重要负责人，直接参与并领导支援三线建设物资供应、调剂、调度的袁宝华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打了败仗，怀恨在心，亡我之心不死，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不断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60年代又在我国南大门口发动侵越战争;周边环境又不断恶化，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日见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当时我们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中。那个时候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只有巴基斯坦卡拉奇一条航线。面对这样严峻的被包围的周边环境，我们的工业布局则过分集中。当时，大约60%的民用工业和50%的国防工业都集中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对备战极为不利。所以，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改变工业布局。”[8](p.207)

　　作为战略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清楚知道，虽然那时新中国经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业和交通有了长足发展，但经济地理分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部分主要工业。一旦周边敌对势力对中国发起大规模突袭，东部地区无险可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势必还要重演抗战时期迁往西部的一幕。三线建设前西部工业、交通业依然落后，②很难有效支撑起新的战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相关部门领导同志，清楚当时我国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当毛泽东提醒大家要注意国家安全，加强三线建设时，他们能够迅速领会落实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刚刚脱离国内战争状态的人民，盼望转入经济增长、增进福祉的正轨。但如果单纯以经济思维考虑经济建设而不考虑战备，失去抵御敌人的能力，一旦敌人发动进攻，一切建设成就将化为乌有。列宁说：“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9](p.231)苏联历史上曾有过面临敌人围困不得不扭转单纯经济建设的做法而加强战备的情形。1920年5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处于白军包围状态。列宁发表讲话：“既然是战争，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利益，整个国内生活都应该服从于战争(鼓掌)，在这一点上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大多数同志的工作不久前才转上对和平建设任务更有益和更必要的轨道，不管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心里多么难受，但是必须记住，稍有一点疏忽大意都往往会使我们多少万优秀的同志、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永远站在斗争前列的共产党员遭到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们再强调一下，一切为了战争。”[10](p.109)客观存在的战争危险，改变了新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计划，不能以单纯的经济建设思维指导制订社会发展计划。“服从于战争的利益”就是用不同于经济建设的思维加强战备。任何战备中的懈怠，都可能造成未来战争中“无谓的牺牲”。

　　三线建设是长远决策。即便在信息时代，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也没有过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都认为在信息化条件下，防御与防护仍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础，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夺取信息化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对于重要经济目标，采取的重要防护措施就是合理布局。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从纯粹经济视角来看也许不划算，但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却是远见卓识。进入21世纪，信息化战争中的重要经济目标应当贯彻大分散、小集中，保存战争潜力，“在大型水库、重要交通枢纽、重要港口、大型机场、大型电站以及重要的军事目标附近，不宜建设重要的有战争潜力的工业企业。大型越江工程应实行‘桥隧并举’，以提高其对空袭的防护能力”。[11](p.136)

　　被诟病的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是冷战时期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战备选择。美国兴建了夏延山指挥中心和韦瑟山绝密工程，前者主体工程由15条大型隧道组成，位于夏延山下深达370—530米的花岗岩层，后者深藏于75—90米的坚硬岩层下。苏联时期莫斯科地下指挥中心体系的地下防护层达270米。台湾当局将台北士林地区的鸡南山挖空修建了坑道错综复杂的衡山地下指挥中心。既然冷战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修筑了大规模地下工程，那么新中国的三线建设“深挖洞”备战就没有什么应被责备了。在海湾战争后，江泽民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时说：“总体来说，毛泽东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2](p.343)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中的三线建设决策

　　为什么新中国要用战争思维从事三线建设?笔者认为，这还需要以更加深广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加以考察。

　　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现实运动还是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从诞生那天起，就遭到资本主义势力毫不留情的血腥镇压、疯狂围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描写了刚刚出世的共产主义遭遇资产阶级的世界性围剿：“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13](p.399)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开启了创建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本来是战场上厮杀的普鲁士和法国军队，为镇压巴黎无产阶级起义而联合起来，成千上万的巴黎公社战士被屠杀、监禁、流放，制造了“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14](p.124)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招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行动以“制止恐怖的布尔什维主义蔓延”。英、法、日、美等协约国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纠集了大批干涉军，掀起了对苏俄大规模联合进攻。

　　马克思在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时说：“各国政府对国际的迫害，酷似古代罗马对原始基督教徒的迫害。这些人最初也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大功告成，罗马帝国就会灭亡。”[14](p.1005)如果说古罗马贵族残酷迫害基督徒，是因为害怕基督教的传播会导致罗马帝国灭亡，那么，资本主义打压社会主义，同样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制度、思想、价值观的交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有时激烈，有时缓和，形式多样。资本主义诞生后，在全世界安营扎寨，大肆海外扩张，抢占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市场、原料、资金、劳动力。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变落后国家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剥削压迫落后国家的人民，才能成为发达国家;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只有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才能获得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彻底消灭国际资本剥削压迫的革命，必然遭到帝国主义敌视。“一个是只有压迫它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条件;一个是只有摆脱压迫的命运，才能获得新生。一个是只有掠夺世界人民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列强;一个是只有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才能过上幸福生活。”[15](p.36)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14](p.1006)列宁还认为，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矛盾，两种根本社会制度“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16](p.722)“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16](p.722)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战争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提高警惕，防范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发动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

　　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后的理想状态，但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期生存于被资本主义、霸权主义严密包围、敌视至兵戎相见的状态。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就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刚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军队的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两场战争。到1964年，周恩来依然认为：“目前，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在西太平洋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基地包围着我们，经常派遣飞机侵犯我国的领空，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加速国防现代化的进程。”[17](p.50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维护了国家主权，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废除了资本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大量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有效管控外国资本，发展与世界各国平等的交往关系，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有力冲击了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旧秩序，必然招致国际资本主义敌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持续几千年的私有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劳动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向世界人民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否定私有制，西方资本主义要维护国际私有制，两者存在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也在意料之中。

　　在西方资本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华势力威胁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定理实施国家建设方案，必然考虑兼顾战备，在经济建设布局、发展速度、处理各个生产部类比例关系时，不可能按照西方教科书上讲的道路或模式来进行，而是要适应国内外情况的需要，既要照顾国家安全的需要，也要照顾经济建设的需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推翻共产党领导，清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贯的战略目标。因此，1965年7月，周恩来说：“不但搞计划是备战计划，同时还要有备战的体制、备战的财政、备战的国防和备战的建设。”[18](p.1628)不要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要考虑战争威胁，即便是调整三线建设时的20世纪80年代，即便是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即便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没有消除敌视社会主义的国际反动势力对中国的威胁。经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制度的长期较量，形成了“一球两制”的局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将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帝国主义无法接受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反华势力不可接受的。帝国主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挑起冲突，破坏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局面。

　　四、三线建设绝非劳民伤财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社会主义制度应出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马克思研究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尚没有系统全面地研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面临资本主义围攻时加强战备的问题，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预想到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应对紧急状态的基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一个观点，而社会总产品应当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14](p.362)这种扣除“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14](p.362)马克思预料到一个国家将遇到“不幸事故、自然灾害”，需要准备“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讲到三线建设和农业、战备与吃穿用的关系，周恩来后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18](p.1627)可见，三线建设投资花费属于马克思讲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见解：“这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的成本，犹如人类预防灾害损失而需要额外支付一部分经济资源，用于兴建公共工程或者设施一样。”[19](p.13)如果没有国防，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安康。在失去国家安全之时，无论多么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和效益都等于零。三线建设接受了世界军事历史上的教训。世界上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总是要考虑战备，考虑战略后方纵深。在德军突袭中，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物质装备和人员遭受重大损失。德国占领区内“战前约有42%的苏联人在这些地区生活”，生产占苏联“整个工业总产量的1/3，生铁达71%，钢约占60%。全国47%的播种面积在这些地区”。[20](p.219)苏联不得不尽一切努力将许多工厂、工人和专家的主要骨干从靠近前线和遭受威胁的地区转移到东部，“1941年7—11月共转移了1523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360余个大型企业(转移到乌拉尔667个，西西伯利亚224个，东西伯利亚78个，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308个以及伏尔加河流域226个)。从战争开始到1942年2月，经铁路运送的大约就有150万节车皮”。[20](p.219)苏联不得不毁坏来不及拆卸和运走的设备、建筑物和原材料。这场疏散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要向前线运输军队、物质，另一方面要向后方运输居民、物质。出现这种手忙脚乱的被动局面，与战前苏联把许多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放在西部地区的布局有关。苏联带来的教训是：经济建设要考虑战备疏散，工业布局不可集中于一个地区。当有学者指责我国三线建设劳民伤财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新中国不是在经济建设时考虑战备进行三线建设，而是纯粹遵照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规律，把工业集中放在基础条件优越的东部，那么，遇到战争时，我们必然还要像苏联那样，在遭遇敌人突袭时匆忙把东部工业转移到西部，这样遭受的损失相当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线建设功不可没。

　　三线建设决策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备战，另外一个动因是改变旧中国长期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得可怜的工业主要布局于东部沿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就想改善工业布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特别是“156项工程”建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充实了一些老的工业基地，又在太原、洛阳、西安、兰州、成都、武汉、包头和东北建有工业区，对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布局有了一定程度改善。“三线建设是继‘一五’计划之后又一次工业布局调整”，[8](p.207)“新建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一些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繁荣了地区经济”，[21](p.553)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改善了人民生活状况。一位社会学家评论：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有学者概括总结了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22](pp.1-2)这些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科技力量雄厚，可谓藏龙卧虎，后来在当地成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时再铸辉煌。一大批新兴城市因三线建设而在西部荒凉之地拔地而起，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旧貌换新颜，一跃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马，青海的格尔木”，[22](p.418)其中典型代表是素有“东方硅谷”电子城之称的绵阳市。“直到1957年前，尚无独立的科研机构”，[23](p.1631)1965年国家把绵阳当作三线建设重点地区，部署了一大批国家骨干企业和国家级独立重点研究机构，有内迁和新建的长城特殊钢厂、东方绝缘材料厂、核工业研究院、国家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西南磁学应用研究所、西南自动化研究所、长虹电子集团公司、中国燃气涡轮研究所、西南科技大学等，院士人数与城市人口比例居全国首位，“在亿次银河计算机、大型风洞等许多重要科技领域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22](pp.1-2)此城市科技实力在西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令人刮目相看。

　　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都可分为起步期、稳定建设期和综合效益见效期。指望三线建设投资短时间内见到效益，是一种“急性病”。如同一篇开头十分精彩的文章需要坚持不断做下去才能趋向完美，直到党中央20世纪90年代提出西部大开发后，三线建设才释放出巨大能量，体现出惊人的经济社会效益，比如当年三线建设重点投资的成渝经济区，已经成为全国第四大经济板块，定位“5大基地一个屏障”，即能源、重型装备、国防科工、信息技术、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三线建设的长期综合效益。

　　除能够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军事价值外，三线建设创业者们创造的三线建设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三线建设精神进行概括，如三线建设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24]三线建设内涵是“艰苦创业的工作热情;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作风;爱国奉献的感人精神”，[25]“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③等等，这些概括都是对三线建设精神的讴歌。对三线建设者而言，三线就是“三献”，献青春、献终身、献儿孙。所谓献儿孙，就是不少子女继承了父辈事业，继续做三线建设者。有的三线建设者还奉献了生命。修筑成昆铁路经常遇到隧道塌方等险情，不少建设者因此负伤乃至献出宝贵生命，至今成昆铁路两侧还树立着牺牲者的墓碑。攀枝花工程项目亲历者高扬文在遗稿中说：“前几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会在攀钢开会，我曾讲过一次话，我说，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比较起来，攀枝花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比大庆更困难一些。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我们。”[26]1993年4月9日，江泽民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充分肯定了三线建设者的艰苦创业精神。

　　总之，如果把三线建设放入新中国成立后险恶的安全环境，放入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宏观背景，考察其长期综合效益，考察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三线建设就不是劳民伤财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利国利民的长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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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王传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散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9]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0]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M].周邦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

　　[21]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2]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前言)[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3]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绵阳市志1840—2000(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24]武力.怎样看待“三线建设”的历史遗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13.

　　[25]肖炳兰.安全与发展：透析三线建设的视角[D].北京：北京科技大学，2007.

　　[26]高扬文.三线建设回顾[J].百年潮，2006，(3).

　　注释：

　　①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研究员出版的专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将三线建设称为“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②三线建设前，四川交通只有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而作为现代工业基础的钢铁和煤炭工业，在西南省份基本还是一片空白。

　　③根据《重庆日报》2021年10月19日报道：2021年10月18日至19日，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在重庆涪陵区召开“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陈东林肯定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