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党的七大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编者按：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思想理论层面说，党的七大最重要的成果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通过对党的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科学总结，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七大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七大是百年党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它与上一次党代会即党的六大相距时间最长，有17年之久；它的筹备时间最长，仅从1937年12月提出准备召开算起达8年之久；它开会的时间最长，整整50天；它是百年党史上第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如毛泽东总结的，“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1](P1101)它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思想理论层面说，党的七大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对党的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科学总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念的提出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飞跃，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提出及其主要成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中国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特别的国家。自古以来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且有雄居历史鳌头达1500年的辉煌盛世。近代以来，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入侵，使这个曾经辉煌的中央大国轰然坍塌，变成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找救国图强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没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改变苦难中国的面貌。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理论难题和实践课题。

　　毛泽东能在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大批英豪中脱颖而出，率先懂得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他个人的经历、品格、气质、学问、胆识、智慧、才干、修养和经验等有密切关系。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P21-22)这里，不能不佩服毛泽东把书读得极活，让书“动起来了”！他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抓住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

　　毛泽东正因为有这样的非凡特质，所以能在湘赣边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即掉转枪头率农民军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随后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更大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并在异常严酷的反“围剿”战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共中央以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中央苏区为依托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广大区域局部执政，工农劳苦大众首次在华夏苏区大地成为社会的主人。但是，当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排斥毛泽东坚持的正确路线，各个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丢失，工农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核心地位，实现了百年党史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中国革命经历的胜利和失败，建立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辉煌和苦难，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以后，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3](P445)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他先是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P374)的思想理念；一年后，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5](P611)这个根本原则。这两种表述都是旨在反对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后，经过长征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斗争本领，进一步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基本解决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党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不断走向成熟。这个理论包括中国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等诸多内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重要标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在延安的思想理论界产生巨大反响，不少著名学者发表专论认为，这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6]

二、延安整风运动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奠基作用

　　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念并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标志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尽管如此，在党的领导层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纠正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

　　开展整风运动有远因和近因，有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如果说开展整风运动的根本原因旨在让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懂得并掌握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夺取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作好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更好地发挥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领导作用；那么皖南事变的发生，则是引发整风运动的一个直接动因。皖南事变的教训太惨痛了！在194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懂得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特别指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 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7](P237)但是，那次会上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同意会上提出的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开展整风运动，也包括要解决这个重要历史问题。

　　开展整风运动，无论讲远因和近因还是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说到底是要解决领导中国革命究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本本出发，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在全党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革命还会走弯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了比较稳定的环境，经过全党整风，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机。怎么解决？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又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有利于统一全党思想。这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始动机。

　　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面交叉进行。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他还认为，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两个层面的整风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主要通过1941年和1943年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毛泽东在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了这样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统治中央共3年又4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二是提出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和重要文献。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一切宗派，打破各个山头。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共同工作，建设一个统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三是对过去的中央领导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们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我们的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们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四是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总结经验教训，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组织结论力求宽大。在这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犯过错误的同志除王明外都作了深刻检讨。绝大多数同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这些看法，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认识。

　　全党性的普遍整风从1942年春开始，延安有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完全不同于过去“左”倾错误领导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许多犯过错误的人经过整风学习变成了好同志，上前线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出色成绩，乃至建立了卓越功勋。这个方针成为后来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一直沿用的正确方针。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这次整风也不只是学习反省、“闭门思过”，还要求走出去做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情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对于转变学风，学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具体实际起了重要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4年时间（从1941年5月到1944年5月），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它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为科学提出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起了奠基作用。在1942年7月纪念党成立21周年之际，延安和一些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颂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1943年6月至8月，党的领导人撰文和发表讲话，不仅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而且越来越趋向于定义其称谓。最有影响的是王稼祥不仅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称谓，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他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8](P438)这是整风运动最大的理论收获。

三、第一个“历史决议”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全面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的上述理论收获，聚集在百年党史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这个《决议》是延安整风的理论结晶。它是在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开始起草的，历经15个月，到1945年8月9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的一个星期）七届一中全会上才最后通过，成为百年党史第一个历史决议。

　　毛泽东对第一个《决议》的起草起了决定性作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时，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纷纷检讨上述“两化”方面的错误，唯独王明不作丝毫自我批评，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博古的错误与他没有关系。以后中央开会，他称病不到。鉴于他这样恶劣的态度，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对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作了初步结论。这个文献，史称“历史草案”，讲了16个问题，近两万字，准备拿到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又考虑到全党对“左”倾错误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中央负责同志对四中全会的看法参差不齐，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重要领导同志没有与会，对党史上路线是非作出结论的时机尚不成熟，便取消了这个想法。“历史草案”在1941年11月后被搁置起来。

　　1943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将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历史草案”便成为起草《决议》的初始基础。1944年5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为召集人，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任弼时以毛泽东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吸收“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在5月底写出《决议》第一稿。5月下旬，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其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召开作进一步准备。参加这次全会的有30人左右，开了11个月，其时间之长创造党的中央全会之最。会议期间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决议》草案的修改量随之加大。1945年春，毛泽东在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3人的修改稿上修改了7次，并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这个《决议》是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会议原则上通过《决议》。党的七大没有讨论此次《决议》。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决议案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7](P592)七大开了一个半月多，集中精力讨论党的政治路线，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议》精雕细刻地反复修改后，在1945年8月上旬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

　　第一个《决议》发表迄今77年了，它有多方面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准备。它多维度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一是《决议》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卓越贡献，为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作了主要代表人物的立论准备。《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1](P952)毛泽东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1](P952-953)在党创建以来的各个时期“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1](P952-953)“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1](P953)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1](P998-999)这些论述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对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袖和全党的领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决议》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为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作了构建理论体系的准备。整风运动前，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理论著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延安理论界就认为我们党已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整风运动开展后，党的领导人纷纷撰文和发表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而且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称谓。《决议》作为整风运动理论成果进一步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通过批判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相对照，翔实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要求今后全党必须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决议》第一次论述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为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作了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认知准备。我们党的历史自大革命失败后接二连三地犯“左”倾错误，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这一段历史特别复杂。王明本人于1937年冬回国到延安，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批评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方针。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他的右倾错误，他不服，在1940年3月重印其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当年，他就是挥舞着这本小册子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在苏联人米夫的支持下篡党夺权，六届四中全会后实际成了发号施令的领导人。这时重印该书，以期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会上争夺领导权。在党内，不必说一般干部，就是高级干部对过去的路线是非都不甚了了，王明有共产国际背景，那狐假虎威的一套很能唬人。毛泽东决定编辑党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系列文献，让广大干部了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危害。整风运动开展后，这3本书被称为“党书”，成了进行党史教育学习的基本文献，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锐利武器。3本“党书”包括正确路线文献和错误路线文献，使读者对历史的路线是非一目了然。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文献心服口服，纷纷检讨错误，赞同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有了“党书”的文献准备，《决议》通过对两者的政策主张作比较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开启了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先河，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厚实的历史是非基础。

　　四是《决议》第一次进行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办法，开创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范例。毛泽东说：“历史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建国。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我们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9](P314-315)与会同志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对于《决议》不讲宗派问题，不讲品质问题和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等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决议》首创的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全党广泛拥护的厚实基础。

四、党的七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党的七大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召开的。那时，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已经注定。经过长期充分准备，特别是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长达近一年的直接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这次大会肩负着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历史重任。那时，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抗战进行了将近八年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无数的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不仅为整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即将迎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统治，实行消极抗日和反人民的政策，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仍然可能发生内战，这将使国家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痛苦深渊。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党召开七大的根本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这也是七大的政治路线。

　　七大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还有任弼时等20多人作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都是为着实现这个任务、贯彻这条路线而展开的。大会从各个方面阐述党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进行了系统总结；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概括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显著标志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七大充满民主和团结气氛，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七大最耀眼的成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大旗上。我们党诞生后，尽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在七大以前的历届党章中都没有这么明确的认定，更谈不上将我们党经过千辛万苦而创立的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了。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史上，第一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且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整个党章。这就宣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如同七届一中全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卓越代表。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后，就努力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见解。随着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他的许多思想理论逐渐走向成熟，成为科学理论体系。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党的早期领袖和革命家们一起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着探索。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农民运动的调查和农民问题的理论，关于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两面态度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思想等，使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众多英豪中崭露头角。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他阐述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他即成为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旗帜。在开辟中央苏区之后，他围绕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探索。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得到丰富，诸如关于土地革命理论、根据地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等，在这时已初步形成。

　　在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巨大发展和对历史经验与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等理念后，他的许多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鲜明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理论在走向飞跃。《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标志着他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跨越到建构哲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发表，说明他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业已成熟。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国三方的错综复杂关系和扑朔迷离的统一战线内外形势，使他充分展现了善于纵横捭阖的卓越才智。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述中，通过对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动态形势的精邃分析，以及党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他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基本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作了高度的理论升华，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这些著作充分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在党的七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多层面、全方位地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

　　第一，刘少奇的报告以《决议》的论述为基础，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内在要求，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已被确认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革命实践而言，报告指出：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10](P319)“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10](P336)就革命理论而言，报告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10](P319)“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10](P336)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10](P323)“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10](P336)将“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10](P319)“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10](P319)

　　第二，刘少奇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多个定义，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表述，以期深入地揭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报告根据《决议》的论述，对毛泽东思想有三个定义：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格的要求来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10](P333)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0](P335)的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0](P333)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民族化的要求来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0](P333)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效用性来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10](P333)而且强调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10](P334)“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10](P334)因而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总路线”。[10](P334) 报告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证明，康梁的维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奉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10](P334)当时尽管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强调他是一个代表，不能将正确的东西和功劳都记在他个人的账上。因此，对这些话的解读，可视作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集体成果。这样，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从而说明它完全具备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件。

　　第三，刘少奇的报告观照《决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初步地构建起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它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10](P335)在刘少奇作报告前，陈毅、张闻天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过概括。若对3人关于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概括加以比较的话，刘少奇的报告无疑吸纳了陈毅和张闻天概括的好的思想，同时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整合，因而更加全面、完整。这是那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是那一代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主要内容的最具权威的概括。它比较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文化基础、革命性质、基本动力、团结阵线、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如此，刘少奇的报告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并且“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7](P335)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7](P335)这就是说，尽管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但它仍然在“发展着与完善着”，因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理论体系。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刘少奇的报告对于作为党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论述，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史和毛泽东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达到了那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那么，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发也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尽管有的表述、提法乃至分析，还可以再斟酌，但其充满逻辑力量的深刻分析，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崇议闳论，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称得上七大阐发毛泽东思想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重要著作。

五、七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2]这些论述，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作了科学概括。具体说来，从党的七大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最重要的是这么“三个‘两’”。

　　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两大胜利

　　一是在全民族抗战胜利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但在所领导的广大地区实行全民抗战，开辟了独立领导的敌后战场。至抗战结束，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毛泽东说：“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13](P32)二是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仰仗美国政府支持，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狂妄叫嚣3个月内至多半年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任何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解放军仅用8个月就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全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经过三大战役决战，百万雄师过大江，秋风扫落叶般地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1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经过艰辛探索，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又一个科学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按照历史经纬来说：

　　一是党领导人民战胜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严峻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后，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侵略军为首的强敌，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国家安全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坚强保障。

　　二是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召开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制度，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三是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国民经济大调整后，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宏伟目标。从1953年起，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取得重大突破。不断壮大的人民解放军为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党一直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根基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

　　四是党充分重视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坚持“两个务必”作风，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党进行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构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13](P204)它具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六加一”格局。所谓“六”，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所谓“一”，就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点。它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3. 党的指导思想又实现了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新的飞跃”。党的十五大曾将邓小平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又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科学发展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个时期，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2]这就是说，六中全会决议将十五大讲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扩容了，将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视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二个“新的飞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2]六中全会决议以新时代13个方面成就的“伟大飞跃”，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飞跃”的实践依据；以“十个明确”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飞跃”的理论依据。这两个依据充分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对其历史定位的升华。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永远向前，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必将更好地把握时代特点，深入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为继续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不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飞跃。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参见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J].中国文化，1940，（1）；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J].共产党人，1941，（16）.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0]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