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壤告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与洋奴哲学的可耻失败

——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其二）

　　前几天，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一则“部分月壤将保存在湖南以告慰毛主席”的旧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刷屏，关注点甚至超过了嫦娥五号奔月新闻本身。

　　据报道，目前嫦娥五号探测器组合体已经成功分离，计划48小时内在月球最大的月海风暴洋北缘的吕姆克山附近登陆，并钻取约2米深的月壤岩芯柱，共采取2公斤重的月球土壤样品。

　　去年4月24日的中国航天日晚会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表示，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一部分保存在北京，而另一部分将保存在湖南，以告慰毛主席：“毛主席曾说过‘可上九天揽月’，现在我们实现了‘九天揽月’，所以把月壤放到湖南也是对毛主席的一种告慰。”

　　吴伟仁院士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他1953年出身于四川巴中的小山村，是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中国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贫苦农民子弟读书上学的机会;中学时代，成绩优异的他就当过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副书记;中学毕业以后，身为知识青年的吴伟仁又回到村里当了生产队小队长;1975年9月，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遥测遥控专业，自此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许许多多的老一辈的优秀的航天人、航空人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这是对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荒废科学、荒废教育”的谣言最有力的反击。

　　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国航天人没有忘记毛主席，也不能忘记毛主席。

　　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导下，中国航天事业开启了伟大征程;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航天事业才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顽强地走到今天，取得辉煌成就。

　　1953年春，毛主席问周总理：“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周总理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在原子能方面，已经有钱三强等几位科学家从国外归来开展工作;在导弹方面，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火箭专家钱学森早日回国。”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中美通过大使级会谈，终于让钱学森同志在1955年10月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

　　1956年1月，周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半个月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发出了“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的指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规划——“12年科技规划”随后问世，核技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航天这四项世界尖端科技随之被提上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议事日程。

　　1956年2月1日，毛主席亲自接见了钱学森，询问发展尖端科技的有关问题，提出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在原子能、火箭等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年12月，毛主席批准了聂荣臻提交的《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确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自此揭开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序幕。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酷爱毛泽东诗词的钱学森同志，正是在毛主席的这首《七律·送瘟神》中得到了灵感，确立了Spaceflight一词的中文翻译——“航天”。

　　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发表了富有感召力的讲话：“苏联去年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 他稍作停顿，随后大手一挥，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毛主席关于搞人造卫星的决策作出后，我国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聂荣臻元帅立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卫星的实施方案，并责成张劲夫、王诤等具体筹办这项工作。随后，中国科学院又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由钱学森、裴丽生、赵九章领导，负责具体的组织和规划工作。

　　毛主席密切地关注着新中国的卫星研制和实验工作。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亲自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察看T-7M探空火箭。当他得知这种火箭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兴奋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接着毛主席又鼓励说：“我们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一步步搞上去，为发射中国的卫星做准备。”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不仅在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且在开展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和试验设备的研制方面，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取得了丰硕成果，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指日可待。1965年5月，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周总理正式批准了《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计划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7年，根据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为保障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顺利推进，聂帅向中央提出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建议。10月25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改组方案的报告》，从而使中国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集中到了有关研究院。次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在毛主席的密切关注、殷切关怀及其一系列英明决策下，在老一代科学家们积极努力下，我国的航天事业事业，已进入到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和正式研制时期。

　　1970年4月24日凌晨，毛主席正式批准搭载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实施发射;21时35分，“长征一号”从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10分钟后，卫星顺利进入轨道，《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到了世界各地。“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不久，1970年7月14日，毛主席又亲自圈阅、批准了发展我国“载人飞船”的报告。此时，“灯塔”号导航卫星、“红讯兵”号通讯卫星、“红卫兵”号侦察卫星、“曙光”号载人飞船以及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均已在紧锣密鼓的研制过程。其后，多种应用卫星在70年代取得了密集的成功发射。

　　可以说，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紧跟美苏，迈入航天强国行列。

　　1978年8月，根据xxx的意见，停止导航卫星计划;1980年12月，“灯塔”导航项目正式下马。同样始在1978年8月，根据xxx的“我国不参加太空竞赛，现在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卫星上来”的意见，“曙光”号载人飞船也走到了下马的命运。

　　航天领域的这一幕同样发生在了航空领域。多种型号的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大型民航客机在只差“临门一脚”的情况下中途下马。

　　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下马的原因，与导航卫星下马的原因如出一辙，因为它们都是军事用途，“和平与发展”已经是“主题”了嘛。到今天我们欢呼“北斗导航”系统取得成功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毕竟，能够像毛主席和钱学森那样认识到“先军用再民用”的发展过程，需要长远的目光、足够的高度，更是需要大智慧的。

　　幸亏1978意见里还有一句“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卫星上来”，毛主席好不容易打拼下来的航天事业才没就此夭折。

　　更加幸运的是，与早已经商用的民航不同的是，当时的航天领域还没有真正进入广阔的民用市场，外资以资本输入、市场占领为主要目的的“合作”仅仅发生在了民用航空领域，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运十下马、引进麦道，而商业价值还不明显的卫星事业就此逃过一劫。

　　自此，中国的航天和航空事业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一大又一代的航天人沿着毛主席制定的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首飞成功;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成功;2020年7月23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

　　而大型民航客机运十的下马成了老一辈航空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以“开放、合作”为幌子的麦道引进，事后证明就是一场扼杀中国航空独立自主道路的阴谋。沈图这样的以中国飞机不如外国飞机为由，扼杀中国自主民航客机的罪人更是要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集成、引进思路下成长的支线客机ARJ-21和C919更是时刻经历着命运多舛的“卡脖子”，前不久，美国媒体还叫嚣着卡C919的脖子。反观即将成功登月的嫦娥五号，美国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共享数据”。

　　事实胜于雄辩，航空与航天，两个领域、两条道路、两个方向、两种命运!

　　中国航天事业今日的辉煌，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反证了洋奴哲学的可耻失败。

　　月壤告慰毛主席，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