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和平红利是妥协忍让出来的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亲美派的大本营，历来就是站在美国一边来看待中外关系的。魏加宁这篇文章就是典型。文中提出的两大观点，一是中国和平红利来自于对美国的忍让，二是中国经济与美国脱钩就活不下去，基本反映了目前党内体制内的主流观点，对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我们不得不反驳说几句，以正视听。

　　第一，文章认为中国40年来的发展(这是当今中国亲美派的惯用句式，通过这种惯用句式把40年前的新中国妖魔化是蒙昧社会)取决于改革红利与和平红利这两大红利。和平红利的说法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对和平红利的来源做了颠倒黑白的荒谬解释。中国的和平红利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妥协忍让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彻底打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新中国在百年战乱、百废待兴的极端落后基础上，凭借着敢于用“手榴弹战胜原子弹”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1979年对越战争除外)，彻底打掉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打出了新中国的威严，打出了70年的和平。怎么能说是这种和平红利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妥协忍让出来的呢?

　　如果妥协忍让能够带来和平红利，那么晚清的和平红利，国民党的和平红利应该最大，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晚清和民国的妥协退让，差点儿导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可见妥协退让只能亡国，而不会带来和平红利。而这篇文章却闭眼不看现实，完全站在右派立场上提出中国应该对中美关系的失误进行反思，虽然左派也提出了类似的反思要求，但是左派和右派要求中国反思的内容却截然不同。

　　左派认为中国应该反思的，就是不应该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接受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图，从80年代初的“巴山轮会议”到2012年的《佐利克报告》，美国为中国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改革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走下去，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肥大国家，但是绝不会成为一个强大国家。也就是说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就像农民养猪一样，目的是为了杀猪吃肉，而不是为了让猪和自己平起平坐，过上自己的好日子。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演讲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中国14亿人达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生活水平，地球就要崩溃，人类就会灭绝。所以，作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一大神圣职责，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也不能让中国的发展威胁到人类生存，宁可灭绝中国，也绝不能灭绝人类。这就是当今美国建立反华同盟的“伦理和道义”基础。而绝不是什么特朗普为了竞选总统的暂时疯狂。

　　与左派要求中国反思完全相反的是，右派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中国没有正确处理好中美“夫妻关系”，没有伺候好美国，应该继续妥协退让下去，直到美国满意为止，否则一旦与美国脱钩就会发生战争，中国就会失去和平红利，被打回到野蛮时代。而全然不顾在美国眼里，中美关系原本就是狼羊关系，狼吃羊是天经地义，无论羊表现如何，最终都要被狼吃掉。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步步紧逼，恰恰是中国妥协退让的结果。

　　第二，文章认为中国一旦与美国脱钩，即便是不打仗经济也会崩溃。依据就是美国有3000亿美元的“有效需求”，中国离开了这3000亿美元的出口，老百姓就会因为缺乏就业收入而陷入困境。如果说在其他问题上中国亲美派还只是个认识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就是100%的无耻下流了。道理很简单，莫说是这30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根本不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就算是有这3000亿美元的出口，对中国老百姓也没有丝毫好处。

　　这个道理十几年来我们反反复复讲过多次，今天不再细说，只是粗略提醒一下。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外汇，可以说是一分不剩全部买了美国国债，自己完全是钱物两空，什么都没有得到。不仅如此，中国老百姓还要承受外汇发行人民币的通货膨胀损失，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越多，购买的美国国债就越多，国内通货膨胀就越厉害，老百姓损失就越大。可见，中国出口创汇再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等于是让美国打白条，与其让美国打白条，倒不如把这些商品送给中国贫困地区，让那些贫困老百姓打白条。即便是从单纯经济效益来讲，这些中国老百姓的白条也肯定比美国的白条更加可靠。

　　这里说到底是一个生产目的问题。生产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还是为了满足中外老板发财?如果是前者，中国生产的商品完全可以投放给那些贫困人口;如果是后者，即便是中国人饿死也要出口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涉及到了这个根本问题，妨碍了中国财富流向美国，才被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领域给赶了出去，结果造成了中国经济决策只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总之，目前中美关系争论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问题，是建立一个平等的中美关系，还是建立一个依附性的中美关系，一个庄园式的“中美国”。

　　20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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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中国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节选

　　文 /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01、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他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误区四：“特朗普是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这是我想澄清的几个误区。

　　02、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

　　当美国压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银行因物价开始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连续5次上调利率，结果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纷纷倒闭，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第二个案例就是日本的农产品市场。

　　战后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

　　日本为了保护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神学、科学、政治学一起上，就是要保护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但是国际舆论压力太大时，他也要做做样子，于是就把各国的粮食参展商请来举办粮食博览会。但是，就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在电视镜头下，日本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就找到美国的2个参展商，跟他们说，你们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卫生标准，迫使美国的2个参展商夹着展品气哼哼地走出展厅，据说回去就去找美国总统，但是，找谁也没有用，这是美国人认可的国际规则。

　　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

　　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战后经验：用“线”换“绳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

　　03、反思与出路

　　对方的失误≠自己的实力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