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春：汲取马克思主义精髓，坚持理论主体性、原创性

　　习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理论自主性、原创性。这个问题切中我国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要害。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的领袖，才能够及时、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必然或已经引起广大哲学科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

　　应该说，习主席这个要求，对我们实际从事哲学科学研究工作者是必须的。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崇高的。为什么老跟在别人的后面走?或老是照搬西方的东西?为什么不会有属于我们的一片新天地?在我看来，要想使自己的理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拿出创新研究成果，既要全面熟悉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理，又要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上世纪80年代，社科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马家驹老师就特别注重方法论研究，他写的《<资本论>的方法》油印件曾寄给我拜阅)。因为，掌握了科学方法，可以予先发现、认识整个世界哲学问题，找到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可以这样说，方法问题是通向理论高峰的一个不可或缺、不可轻视的大问题。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有人可能轻率地说：“马克思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但是，讲归讲，做归做!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涵盖内容非常宽泛、复杂、丰富。在辩证法部分，有矛盾分析法、系统方法等;唯物论部分，有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等;认识论部分，辩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历史唯物论部分，社会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群众路线方法。唯物史观方面，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人的社会价值观。到了具体写作时，还有科学的叙述方法等等。另方面，以往我们在学习唯物辩证法时，只重视书本上的表面理解，在实际从事研究过程中就自觉或不自觉扔掉了辩证法，不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而是躲在书斋里，坐在象牙塔中，死啃书本、咬文嚼字，去搞他的形而上学或形而下学去了。最明显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自以为是，信口开河，瞎说一气。

　　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成果非常自信，敢于向所有反对他的人挑战。他在第一版序言中理直气壮地说：“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一版。以下不做特殊说明都见诸本书)要问马克思的底气哪里来?就来自他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风吹不倒、雨浇不朽的理论大厦。

　　一，汲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精髓，来认识社会，分析社会。

　　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分析人类自身的发展;当在分析人群构成、人的地位、社会角色时，首先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假如用“合二而一”的分析方法，就会把社会各个成员看成是同一的、毫无差别的一些个体的集合，看不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利益关系的差别。甚至，会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作是一个“自然铁律”，即：富人必须要由穷人来养活，穷人养活富人纯属天经地义，上帝造就，自然规律，各取所需，和谐自如。大家如果一致接受这个理论，就无法认识、解决现时代社会中各种矛盾。

　　马克思所处的当时，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们正在“八仙过海”、“群魔乱舞”。都在以理论研究为名，替这条铁律寻作各种各样的诠释。但是，他们无论怎样对事实上存在由剥削产生的不平等，加重涂抹和掩盖，都没有蒙骗住马克思的眼睛。他用阶级分析方法，清楚看到这里面暴露着一个惊人的画面：富人耀武扬威，穷人任人宰割。从而，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富人为什么富了还不管穷人死活，甚至还制定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法)，保障着富人来欺压穷人?为什么不能打破这个“铁律”，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富人来说是“造反”，对穷人来说就是“革命”。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阶级性、革命性”原因和道理就在这里。

　　马克思的学说首先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平静”，冲垮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因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洪水猛兽，成为资本主义那些政客、文丐们绞杀的对象;同时，变本加厉地喧嚷“资本主义是照亮人类文明的长明灯”，“资本主义价值是普世价值”，“大家要在地球村中和谐共处”。苏共叛徒集团头子戈尔巴乔夫，(央视4频道近日播《长城内外》丧失原则，还把他游览长城的照片播放出来!藏在宣传部门中的右派势力简直是见缝插针!)首先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亲手葬送了一个偌大、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但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内有人也开始迎合这股逆流。从遮遮掩掩的歪曲，走到明目张胆地抛弃马克思主义。抓住许多人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心理，过度放大“阶级斗争”反作用，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宣扬阶级调和、抹杀阶级矛盾，鼓吹“剥削有理”，假惺惺喧嚷“先富带后富”。西方政客、文丐立即抓住时机，向社会主义中国输送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它们收买、培育大量文丐往中国输送，直接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可想而知，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怎能有符合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要求的“自主性”、“原创性”理论成果?!

　　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当今国际形势，还是列宁那句名言：“垂死的、腐朽的帝国主义”。说它“最高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说它是“垂死的、腐朽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绑架世界经济;用制造金融风暴来强抢世界财富。它把掠夺过来的钱财，除了供给富豪们任意挥霍以外，斥巨资用于研发更先进的杀人武器(分为：硬武器：各类直接杀人武器;软武器：转基因粮食、各种化肥、杀虫剂、“保健”药品)，一阵又一阵、一浪又一浪抢占杀人鳌头;把中东、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当做现代化武器的试验场;当代帝国主义用战争手段来转嫁国内激烈阶级斗争，用勒紧俄罗斯、围堵中国的手段、行动，来解决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腐朽、垂死的野狼，到后来很可能气急败坏、孤独一掷，动用核武。我们要和平，但绝不能听信“不是针对***国家”的谎言,决不能相信国内外帮美国灭火、制造麻痹思想的帮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崛起”、“不要挑起新的冷战”等谎言。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号召、说服全世界人民(包括伊斯兰各宗教派别)，只有世界各国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我们唯一出路;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当代帝国主义，抵制他们制造杀人武器，抵制它们最后的穷凶极恶。

　　有人总认为列宁的判断早已过时。理由是：到目前为止，当代帝国主义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变得一头独大;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却只轰动一时，到如今却反而变得弱小甚至走向灭亡，全世界人民都向西方翘首以盼。这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表面看问题必然得出的结果。事实上，一方面：(1)美国和西欧国家连续发生经济危机，各行各业罢工不断;(2)以美为首的几个少数西方国家合伙充当世界警察，用制造战乱，趁火打劫;(4)用“代理人听命”抢占该国财富;另方面，古人云：“夫国者，以一人兴，以一人亡”。共产党执政以后，其上层确实存在一个“继续革命”，还是“蜕化变质”两条道路的选择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的收买，上层人物很容易选择后者，使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这是当代帝国主义苟延残喘、社会主义出现低潮的现实原因。

　　二，汲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从哪儿能找到打破这个资本主义铁律的“突破口”?从法的角度根本找不到，马克思说：“……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见《马克思传》{学生时代(3)}戴维(英)著，俞可平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常也叫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内容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主体是谁?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包括科学工作者)。这些人群占整个人类的95%以上。这些人辛辛苦苦，用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改造着世界，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观点，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世界的主人，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意味着，无论在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资本家阶级和他所豢养的“精英集团”只是“一小撮”，他们的道德、品行、意识，属于动物世界，与人类格格不入。这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和社会的主宰者。因此，这些人就不应该骑在人民的头上气使颐指、耀武扬威、主宰一切。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啥?就是推翻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者及其“精英集团”的奴役、剥削和统治，人民群众站起来当家作主。

　　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共产党人，团结、发动苏联人民，推翻了沙皇封建统治，打败了资产阶级国家发动的第一、二次世界侵略战争，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从此过上了几十年扬眉吐气、和平发展的好日子;同样，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团结、发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见习主席7.1讲话)，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我国人民逐渐过上了有地位、有尊严、有幸福的和平生活。

　　毛主席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能高呼“人民万岁”的口号，绝不是他老人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从骨子里、从内心深处把“人民”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在他看来，是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人民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的力量，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就建成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体系。没有人民，就没有革命的一切，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他感恩于人民，“为人民服务”成为他一辈子笃信不忘的理念。他领导的国家，不但通过各级党的政策，把最大利益实实在在让渡于人民，而且从他亲自带头制定《鞍钢宪法》来看，就足以说明他在研究、探讨人民群众如何能实实在在地登上领导舞台。他领导中国人民干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最害怕的是党的领导者，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者，手中握有代表国家、代表人民的公权力，重新变成统治人民的利器，蜕变为挂着“共产党”红色招牌的新统治者。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苏联人民脱离共产党领导所发生的一切。所幸的是，俄罗斯人民又有了普京这样一个好总统。普京为什么能把俄罗斯“起死回生”?这绝不能只用“民族主义者”来解释。在我看来，他骨子里还流淌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创造的苏联共产党的鲜血!我急盼着他能和俄共联合起来，组建“统一俄罗斯共产党”，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实行公有制，重新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浴火重生，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人民选择了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党和人民的好领袖习近平主席。为什么他会受到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爱戴、拥护?就是因为他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 比如，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说法，叫做“以人为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用语。习主席最近讲话中就明确强调“以人民为本”。他必将带领中国共产党，抓铁有痕，脚踏实地，战胜困难，不忘初衷，继续前进。

　　所谓做到不忘初衷，就是“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其最明显标志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见习主席7.1讲话)全党同志要注意了，党的各级领导者要注意了，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要注意了，你能不能接受习主席要求、经受住这次新的考验?!人民将拭目以待!

　　社会主义(也可称共产主义。马克思一直把这两个词通用)“渺茫论”者的思想根源，来源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怀疑人民群众的文化、道德、思想意识，难能达到团结一致，共同推翻当代帝国主义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水平和能力。

　　三、汲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精髓，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哲学工作者的根据地、出发点。

　　马克思不以客体属性来满足他本人这一主体的需要，而把追求个人价值融入到追求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的价值体系中去，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大家知道，马克思的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本人是个法学博士，也完全能通过他顶尖水平的律师工作，在德国上层有尊严地生活，不断实现和满足属于他自己的“价值”。然而，他却偏偏研究起“经济学”。难道他想弄通了经济学，要当最著名学者?当总统?或做世界头号资本家?以实现他个人的人生价值?不是，全不是!完全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使然!

　　我们是共产党的哲学工作者，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骨子里、从内心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地审视和观察分析事物及发现其新规律。否则，你就经不起诡辩家、文丐们的“忽悠”，在大是大非面前，似是而非、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理不清自己的头绪，根本形不成自己学说的特殊风格。(那些直接投靠资本主义、靠出卖自己灵魂而显得耀武扬威的人，不在此列之中)。例如，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就属于那种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典型人物。

　　应该说，皮凯蒂对近代社会的世界经济状况掌握得比较全面，尤其是他通过数学统计分析方法，发现了当今世界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而且，就因为这个不平等，他觉得再不改变这个现状，整个社会很难想象再如何维继下去。因而写出自主性、原创性较强的经济学著作——《21世纪资本论》。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最好的办法是统一认识，说服高收入者、甚至最富有的国家，征收其“累进税”。 由于他“发现了”并大胆地提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办法，曾在我国受到一些人的热捧(因为我国目前不平等问题特别突出，以为在皮凯蒂这里找到了治病的药方);相反，却因提出征收累进税，受到西方富人的激烈反对和谩骂，富国更是不予理睬;对于平头百姓，低头琢磨一番，也觉得幼稚可笑，予以不了了之。他号称的《21世纪资本论》，像刮了一阵旋风，一扫而过，现已毫无声息。

　　为什么他的学说遭受“昙花一现”的命运?是他自己道出了“天机”。他说：“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视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又说：“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见本书第32页)这充分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阶级豢养的文丐。他只是能看到“不平等”这一表面现象，根本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来看待、分析产生这种“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既如此，还想解决不平等问题，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到头来，他又只好回到问题的原点：“只要是合乎情理，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同前页)。什么是“合乎情理”?在高收入者和最富有人那里，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来看，不平等才合乎情理!

　　四，汲取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髓，牢牢把握事物发展变化，是哲学工作者与时俱进的创新法宝。

　　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经济学，首先是辩证地认识商品内在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生不同的变化。

　　人类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类自己生存生活的需要。封建社会及以前各社会阶段，通过单个人的劳动只能生产制作单一的东西，从而不可能满足单个人及其家庭多样化需求。于是，相互之间以满足生活需要为目的的“互通有无”——交换关系发生了。在这种交换方式中，纯粹依据各自对物的需要(即使用价值)双方主观意愿达成交换。没有各自相对于第三者作为“参照系”(价值尺度)制定交换比例。北方人可能愿以几十匹高头大马换南方人的一丈丝绸。北方人用换得的丝绸做衣服，南方人用换得的高头大马拉车、耕田。显然，这是为了各自取得“使用性”而发生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如果说这就是商品交换的话，只能说这是商品使用价值的交换。用公式表达为：W-W’。这里的“商品”交换，只有各自劳动产品数量上的区别，没有包含蕴藏在各自劳动产品中劳动量的比较。这种单纯为取得各种有用性的产品交换，无论发生在“社会共同体内”(马克思語)还是发生在“社会共同体”之间，对于人类来说延续了一个相当长(几千年)的历史时期。

　　简单货币的产生，使W-W’变成W-(g)-W’，g不是两者之间的等价物，如贝壳、龟甲、铸币之类，它并不是、也不可能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而是各自交换使用物时的便利工具。因此，劳动产品作为有用性的相互交换，纯属于产品交换，这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特质。劳动力是劳动者本人或家庭成员，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个人(或家庭)所有。所以在自然经济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如果有人硬要把这种劳动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也看成是“商品交换”，他们是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即把单单具有使用性的劳动产品相交换，同商品交换混淆起来，相应的也就把两者所代表的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混淆起来了。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本人理解，“绝对的最后的”六个字，可以理解为终极、永恒之意)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资本论》第二版跋p16)。有人硬要牵强附会地把简单的产品交换，看做商品交换，无非是想把商品交换从资本主义社会提前到原始公社后期，用以鼓吹资本主义的永恒!

　　资本主义从萌芽不断向成熟发展，(1)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渐行渐远，把追求商品价值当做终极目标。(2)为追求商品价值，还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比如空气、阳光、良心、肉体、权力等都可作为商品买卖，取得交换价值。(3)货币是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拥有巨额货币就等于拥有巨额财富;为取得更多货币，可以使出人间最肮脏最卑鄙的手段，甚至以生命为筹码换取货币。拜金主义由此而来。(4)把追求价值达到极致，放弃实体商品生产，玩起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5)发动局部战争，用武力抢夺资源及财富。

　　这一切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与自然经济社会“个体所有制”，从内容到本质都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完全代表了另类社会生产关系。通过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集聚和集中，掌握了整个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布局、操纵了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各种市场交换走向。一句话，私人资本掌控经济发展命脉。

　　资本主义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剥夺福利、增加劳动强度、伤残肢体乃至摧残生命，破坏劳动力资源;掘取榨干、强取豪夺、糟蹋环境，破坏自然资源;邪恶竞争、霸占垄断，破坏市场交易。如果说这是“市场调节资源”，莫不如说是通过市场这种破坏作用，达到经济的某种暂时的平衡。

　　资本主义最致命的魔病，是用投机手段可取得更多价值，从而形成了市场上的虚假需求;虚假需求越来越在市场上成为“主角”，因而使实际需求失去了意义。举个例子：房子的使用价值是用于居住;而有钱人购买多套房子不再是用于自己的居住，而是用于出租和售卖，实现价值增值。为增值更多，又专门选择具有大幅增值预期的一、二线城市或风景秀丽的地方。从而造成这里的房价、地价无限上涨。当远远超出富人的“需求时”，房价居高，又卖不出去，出现“鬼城”，引发房地产业乃至金融业的经济危机(政府限购，房价高停不落;政府放购，等于放开虚假需求管制，价格又再飙升，形成房市“怪圈”)。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这种虚假需求已经延伸至各个经济领域，今天在房地产业产生的虚假需求，明天或许就在汽车业发生。各领域虽然发生的时间节点不同，但共同为市场提供虚假需求信号，这就不间断地引发各经济领域危机;而且“各大生产部类”像一筐螃蟹扭咬一起，使危机长时间难以复苏。

　　市场调节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政府”很难预先发现哪个生产领域是长板、哪个是短板;等到发展到悬崖边缘，才可能被政府发现。此时再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恐怕困难重重。如果“削足适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都要遭受很大损失。这正是厉以宁先生的“为难”之处。

　　随着无产者对“剥夺者的剥夺”的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逐步到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也随着确立并日臻巩固。在这个过程中，要看到商品逐步从其价值向使用价值发生实际转化。全社会生产总目的，不再是产品价值，而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了这一生产目的的实现;劳动群众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撇开价值生产，加工制作适合和满足人们需要的多样性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从价值向使用价值的回归。货币从价值表达走向使用价值量的表达。对全社会使用价值的量的掌握，不再依靠市场，而是依靠国家(政府)的计划体制。截此，人类开始从“必然王国”(纯粹依靠市场)向“自由王国”(根据实际需要，主观自由地安排生产)迈进。现在有人拒谈“计划”，来源于过去我们曾利用计划手段把经济搞僵了。于是现在有人讲，经济活动要由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可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市场调节下政府作用的窘况;退一步说，如果只笼统讲让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不等于直接回到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学说上去了吗?那还要什么理论自主与创新?!

　　现在，有一种比凯恩斯相区别的“新”提法，叫“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呢?我们没有看到下文!看到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好的调节手段没有“创新”出来，“旧”的计划手段又“不能”用，最终又落脚在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市场调节上。

　　为啥会发生这一现象，在于我们从理论上不把计划调节看作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相反，却看成是“主观臆断”的东西。把“市场调节”看成“自由王国”，把“计划调节”看成“必然王国”或什么也不是。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既然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把问题搞颠倒了，可以通过改革再把它颠倒过来。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现代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责任，要研究在实行计划手段时，使经济发生僵死的原因。从原因入手，用我们现代人的智慧，创新方法，使计划手段更灵活、更生动、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对一谈“计划调节”就色变的人，从政治上说，是他对社会主义理想、道路不坚定;从理论上说，是他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认识，对社会主义“商品”的质发生了变化没认识，没弄懂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要实行计划调节这个硬道理。退一步讲，即便计划调节不可用，也应该创新其他调节办法，而不能倒退到市场调节老路上去。难道社会主义新人真愚蠢到这个地步，丧失自己的自尊和意志，非要去捡拾资本主义的垃圾?!如果把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当作一种“文化成果”照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无异于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是非常危险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精髓很多，不能依一、两篇文章就能概括得了的。本文只能简单地提几个方面，目的是引起大家在方法论方面的传承和研究。推动我国哲学研究走向自主、创新的正确轨道。更好地完成习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2016年8月10日9月10日。

　　作者：李宗春，中共党员，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