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考察

 

　　[摘 要]在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体现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共产党的认识、到合作抗战中对共产党的认可、再到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对共产党的认定，呈现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关键词]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感性认识;理性认识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上探析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这个阶级成分的构成主要包括：民族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等。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过程，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认识

 

　　这里所讲的认识，即结识与相识，指对客观对象的接触和初步了解。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次合作，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到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在这一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这种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孙中山初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人予以高度的评价。宋庆龄在回忆中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看重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2]465。如果说这里孙中山称李大钊为“同志”还是个人私交的话，在其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斗争中，他视共产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3]605和“新血液”，“共产党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4]，这里完全可以说，孙中山已经把共产党人视为他的“同志”了。1926年7月27日，民族资产阶级又一位左派领袖何香凝在黄浦军校的演讲中指出，既然“承认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即是我们的朋友”[5]。这一时期，国民党人士对中共 “同志”和“朋友”的称呼，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印象是良好的。

　　（二）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认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是其他人了解政党的重要渠道。中共二大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的基本精神为孙中山国民党所接受，体现在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并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新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故称之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认识以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读，使国共两党在政治主张上取得了共识，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国共合作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加深了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理解。“帝国主义不去，吾民族无生望”[3]768，封建军阀之所横行霸道，就在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在后拉线。”[3]628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不仅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而且努力付诸于实践，她认定孙中山提出的“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2]9。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重申新三民主义，表达了她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决心，也从侧面说明了她对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认同，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共产党。

　　（三）对中国共产党基本力量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就是工农群众。毛泽东指出，“新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 6]。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6]，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部分就是工人。“唤起民众”中的民众，就是工农群众，这是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

　　国民党一大后，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工农群众占全国人口的十之八九，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们“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2]18。只有联络了农民，“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成功”，而农民的奋起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2]21。正是基于他们对工农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国民党左派参加并领导工农运动，并设立专门负责农民运动的机构。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就曾先后兼任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在大革命高潮中也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综上所见，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或者说结识了共产党。像宋庆龄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虽然一直支持共产党，但要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些迟疑的，她曾表示对共产党“我还要看一看”[7]。她虽然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2]25，但她相信国民党才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2]27。很明显，宋庆龄还是把共产党及工农力量看成是起“配合”作用的。但总的来看，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或是结识，为后来对共产党的认可和认定奠定了基础。

　　二、 合作抗战中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认可

 

　　认可，即同意或者许可，指对客观对象的基本认同。探讨民族资产阶级同共产党合作抗战中对共产党的认可，需要把时间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时间段中，这主要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8]。在14年的合作抗战中，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是认可的。

　　（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并要求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的这一政策，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认可。

　　国民党军队将领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前夕，中共中央联络驻扎在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合作抗日事宜。经过磋商和会谈，张、杨二人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到1936年秋，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此外，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同新疆的盛世才、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联系，他们均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

　　（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方针和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可

　　1938年5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胶着状态，面对国内弥漫的悲观情绪和激情使然的盲目乐观心态，毛泽东在深入思考中日两国实力的基础上，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这些文章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9]傅作义看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感觉到他自己所思考的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明确的答案[10]。冯玉祥宣传抗战并创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如《抗战文艺》《抗到底》杂志，不久又在汉口办起了“三户”图书印刷社，亲自撰写《抗日游击战术问题》等10多部著作。三户印刷社还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国统区和战区广为发行[11 ]。

　　（三）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认可

　　1944年，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正面战场溃不成军，丢掉大片领土。对此，中共中央认为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导致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因此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再次阐明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赞同和支持共产党这一主张。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大家认可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章伯钧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举行国事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时局”。国民党民主人士冯玉祥说：“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这次追悼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进步人士实现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宣誓大会。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提出“组织过渡时期联合性的政府”[12];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张“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3] ;中国人民救国会要求“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1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认可。

　　（四）中国共产党军队抗战战绩得到了民主人士的认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英勇作战，战绩辉煌，为国内外进步人士所称颂。例如：针对国民党编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桂林文化界举行的一次演讲会上对此予以严正驳斥，指出：“八路军不是游来游去，而是击来击去。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寇精锐师团，这是谁打的胜仗?在华北，保卫着祖国半壁河山，又是谁的功劳?”[15]再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3月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慰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确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16]

　　三、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认定

 

　　所谓认定，即承认并确定，指对客观对象的肯定。我们探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认定，是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放在解放战争的4年中。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以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彻底破产，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逐步转向对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认定。

　　（一）民族资产阶级认定共产党的领导

　　认定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认定共产党的领导。一是民主党派团体表示拥护共产党。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明确认定，“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17]。民盟作为民主党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明确表示由中立的“第三者”转而和共产党“密切合作”。1949年1月14日，当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后，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共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支持毛泽东的声明，庄严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8]。从此，中国各民主党派一致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二是工商界人士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认为，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对共产党有一个“从恐怖、怀疑到靠拢的过程”[19]612。直到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一部分资本家才最后下决心靠拢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党领导。如荣家企业创始人荣德生，起初同共产党接触不多，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并不了解，对共产党存在一些疑惧心理，他最后之所以下决心靠拢共产党，据荣毅仁回忆说：“我的父亲德生先生是坚决不走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他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一些措施，感到不满。”[19]615曾在裕大华资本集团担任过董事长的黄师让在回忆中追述了当时的思想状况：“虽然我拒绝在台设厂，但我对共产党的怀疑和恐惧还未消失。裕华、大华、大兴总公司于1949年解放前夕由汉口迁移重庆，就是这种怀疑和恐惧作怪。这年秋天，我在重庆得悉人民政府有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的消息，甚为感动”[19]617-618。

　　三是海外华侨认定共产党。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胜负已见分晓。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20]。海外华侨热议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纷纷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共商国是。著名旅美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美国侨领司徒美堂获悉“五一”号召，立即起草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将这一声明发表见刊。由香港赴美前夕，中共为他饯行，他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司徒美堂被推举为美洲华侨代表，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登上天安门见证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外，1948年5月4日，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贵党号召”，毛泽东得知电报后立即回电“感佩”海外侨胞“热心卓见”，并呼吁侨胞回国召开政协会议。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足见海外华侨对共产党的认定。

　　（二）民族资产阶级认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主张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拥护新中国，就是认定共产党。

　　一是迎接新中国。民族资本家把企业留在祖国，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坚决反对迁厂逃资，坚决不离开祖国。1948年12月，他在《乐农自定行年纪事续编》中写道：“翌日至公司，忽闻申三有拆锭两万运往台湾设厂之说，余初不之信，旋得悉确有此事，并拟乘余在沪，定初七装箱启运。余遂即日起赶返无锡，至厂，果见正在迁运，余大加申斥，不准移动，正拆卸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余表示决心留在祖国”[21]。以上事实，足见一个民族资本家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新中国。

　　二是参与筹建新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准备。民盟代表沈钧儒说：“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能反映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华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22]。

　　以审议国名为例，有人认为中华民国在群众中有基础，主张仍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名。与会的司徒美堂认为国名兹事体大，关乎国家形象，新中国应该有新气象，应该与蒋介石所代表的旧中国区别开来。同时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已经声名狼藉，名不副实，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象征，必须予以抛弃，他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陈嘉庚也赞同采用新国名，认为人们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那个简称也不能用[23]。国名的审定，为新中国成立作了重要准备。

　　三是庆祝新中国。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4]。10月1日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新中国的成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出席政协一次会议的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开幕式上兴高采烈地说：“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造一所新的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5]

　　新中国的成立，海外1000多万华侨激动万分，都将新中国作为中华民族的合法代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棉兰华侨总会、福州会馆分别致电毛泽东，祝贺新中国成立，承认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新生政权，而不承认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要求联合国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毗邻中国的北朝鲜华侨联合会致电毛泽东：“北朝鲜4万多华侨……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26]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和平民主联盟向毛泽东致贺电说，《共同纲领》等3大文件，“规定了新兴中国的蓝图，创就了整个国家的经纬。我们遥望太平洋彼岸，看见你高高举起的火炬，那五星闪耀的红旗。我们愿接受你的号召，拥护和支援祖国的革命和建设”[27]。法国的华侨获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们举行集会，进行神圣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一致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

　　综上所述，考察民族资产阶级选择共产党的历史，它经历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认可和认定这一历史过程，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选择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深化过程。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共产党，也就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共产党，为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完成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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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作者：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