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泽东：启蒙人民民主监督精英

一个文化革命，东西方的两种反思

　　直到今日，中国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毛泽东？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念奴娇　昆仑》一词，其中有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好大的气魄!谁人能懂。或许在毛泽东辞世33年之后，或者高娓娓的这一篇博文能让我们顿悟——原来毛泽东精神“赠美”的那一截，美国人一直在珍视着，现在正要“还东国”——中国。

　　我对毛泽东的理解和尊崇也是源于那一截赠美的“断剑”。

　　直到7年前，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上，我也是一度部分被某些“主流”精英洗脑的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自私、暴虐的独裁者；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曾一度对其所谓的好色隐私颇感兴趣。现在想来，那时的境界真低，真是很惭愧。

　　让我开始产生转变的契机也是来自曼哈顿，来自于曼哈顿上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的两个制度。

　　2001年8月，我采访了郎咸平教授，郎教授向我介绍了美国资本市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一个是举证责任在辩方，一个是集体诉讼。

　　“举证责任在辩方”又称“有罪辩护”。比如杭萧钢构这样的案子，在它的一个虚构假造的非洲大订单公布之前，它的股价已经连续多个涨停了，它明显涉嫌内外部勾结操纵股价，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必须由被损害的股民或者检方掏钱请律师，并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管理层泄露消息，操纵股价。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司管理层和庄家联合操纵股价的图谋是非常隐秘的，散户和检方根本不可能获得证据，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力地打击市场操纵，因为你根本没有有效的工具，实质上构成了对市场操纵的放任。

　　那么，美国怎么做的呢？它实施了举证责任在辩方，即如果杭萧钢构的股价提前异动的情况发生，杭萧钢构的经营者必须证明此事与自己无关，否则就是有罪的。这立刻将举证责任完全逆转了，因为这样一来，经营者变成了无从提供证据，因此他们必须殚精竭虑地避免消息提前泄露，否则他们就是有罪的。

　　为进一步震慑经营者和庄家联手操纵，美国还为举证责任在辩方匹配了集体诉讼制度，即只要一个股民告杭萧钢构，他可以得到预支的律师服务，如果官司打赢了（而这样的官司由于被告方举证，赢起来很容易），被告需要赔偿所有受损害的股民，律师费从赔偿金中支出。

　　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制度是美国资本市场建设中非常卓越的制度，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内部人操纵坐庄的制度土壤。此举将美国证券市场奠定为全世界最好的市场。

　　后来让我感到深为意外的是，这么好的制度，而且是从 “民主、自由、人权”的示范美国引进的，重新显示了公众的民主与人权的力量，在中国某些主流精英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国际惯例，言必称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中，他们势必夹道欢迎，迅速引进并开花结果。但现实让我深感意外和遗憾。

　　面对这两个非常好的制度，某些主流精英们一下子变成聋的，盲的—— 它们完全被屏蔽在主流话语之外。即使有人偶尔提出，也绝大多数是诋毁它的。与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被某些主流们极为冷遇的同时，股指期货则被某些西化主流精英们大力吹捧，竭尽所能地推动。因而，笔者在网上搜索时，“股指期货”高达上千万条，而“举证责任在辩方”仅仅2万多条，而且大部分是诋毁的。

　　这就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为什么同是生于美国的制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冰火两重天的中国待遇呢？

　　思考观察的结论是，这是某些主流精英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有意选择的结果。因为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是社会公众和弱势者制衡和监督强势者内部人操纵股市掠夺他人财富的制度，它必然为既得利益者，被权贵资本主义所不喜不容；而股指期货呢？如果没有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的制衡，它必然会成为更加放大股市强者和主力操纵市场的力量，加速剥夺中小散户和公众投资者的财富，即使股市成为财富从公众向少数强势者转移的加速器。

　　这使人不难看明白某些主流精英们的真实动机，即他们崇拜的是钱大人，摆脱不了向利益，向金钱看齐的本质，为达利益最大化，财富增长最暴利化的本性。

　　随着对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追踪的深入，我竟然发现，这两个制度的源头竟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末，正是美国遭遇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最大压力的时候，越南战争刚刚失败，苏联人的卫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上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国内的反战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一时非常时髦，毛泽东当时也成为不少美国年轻人的偶像。美国当局对国内的红色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

　　面对如此强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和西方不得不图变，即改变了原始资本主义的自由掠夺，开始引入福利主义，提高劳工待遇，研究如何遏制自私精英的贪欲和掠夺。这其中，美国精英阶层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美国的精英们对“文化大革命”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革时毛泽东发起的一场针对官僚腐败分子和自私精英的群众运动。毛希望是通过这种群众运动实现社会大众对官僚腐败分子的遏制和改造，以图实现人民民主的乌托邦。但它显然失败了，因为这场运动是以群众对他的个人崇拜而发动的，当时的群众们把毛当成了神，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而当神不在了，群众们必然变成一盘散沙。

　　不过，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美国政治精英们获取了宝贵的启发，即群众的街头运动是战胜一个既有政权的最佳方式。过去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样的武力征服代价太大，胜算不大。由此它们将之总结提炼，成为后来“颜色革命”的重要形式——通过收买贿赂或洗脑竞争对手国家的精英，遥控对方的公共媒体，最后通过街头的群众运动，兵不血刃地瓦解了不少它们看不顺眼的政权。

　　美国政治精英对毛泽东的尊崇是真诚的。美国最卓越的国务卿，最长青政治家基辛格（有趣的是，在最近一次的中美战略对话上，中国的某位高官表达了对基辛格的崇拜）曾经说过两段话，几乎崇拜地极高评价了毛泽东，一是：“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第二是“ 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

　　美国的金融精英们获得的宝贵启发是，借用文革中对于嫌疑者要求其自己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方法，总结提炼出了“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制度为己所用。一举解决了美国资本市场300多年的市场坐庄操纵痼疾。

　　这也让我首次对“文化大革命”的客观作用产生了新认识，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能完全否定的，至少它的客观影响中，有一条是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大进步。

　　而在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位开国领袖蒙受了长时间的羞辱和诋毁，他的精神一度只能寄身于边缘农村的墙上、司机的仪表盘旁、高原雪山上被解放的昔日农奴的供台上。公众媒体平台上谁敢提毛泽东就是落后、愚昧和荒唐。真是匪夷所思！

　　与此相反，在他曾经猛烈抨击的美国，他的作品却被收藏敬仰在曼哈顿的书店里，他的像章被作为宝贵的礼物被赠送，他的精神融入了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中。

　　这种天差地别是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真的理解毛泽东呢？

　　中国人真的理解毛泽东吗？

　　我对毛泽东的进一步理解不是起源于主观认同文化大革命，而是先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客观效果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的重大作用。　　由曼哈顿传到中国的“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的源头是毛泽东。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公民意思的觉醒的源头也是毛泽东，只不过它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大破大立。

　　当今中国人独立、自主、自我维护合法权力的公民意识是非常普遍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普遍的自私自利。在没有经历过西方文艺复兴的情况下，这种普遍和深入的程度在整个东亚是不可思议的，绝无仅有的。

　　在东亚，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仍然残存着大量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比如日本自民党的太子政治就是典型，国家隔三差五地换首相确实挺悲哀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反抗老人政治的任何可能，所以难免堕落，连一度日本活力象征的酒井法子都难以幸免，沦落吸毒的可悲命运。

　　中国对封建主义的清扫在东亚是最彻底的，当下中国人的自私与自立，即使与美国相比也不遑多让，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尽力争取——这其实就是现代公民意识的理念核心。

　　中国人的这种普遍的自私，普遍的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好听点说就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遍建立，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仍然绕不开毛泽东，绕不开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生追求独立、自主、自强，他最痛恨卑躬屈膝的奴才性，这种不长自己大脑，甘愿接受别人奴役之性；它的另一面是稍微掌握点权力，就摆出一副父母大人的架子，不允许他人的独立思想存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下者的奴性和上者的官僚性，同出一元——典型的封建性。

　　换言之，封建主义是由封建君王的个人神话崇拜、官僚精英犬儒的官僚性和社会大众的奴性所共同形成的。即使封建王朝的崩溃和重建，也只是完成了一次三者之间的内部循环，并没有改变乃至打碎这个“铁三角”的稳定结构。

　　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彻底有力地击碎了这个“铁三角”中的至少两环。尽管它是以与西方文艺复兴的道路截然相悖，但客观效果却殊途同归。

　　毛泽东先是彻底击碎了除他个人以外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山头（以林彪为主要代表），大大、中中、小小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偶像，而任由借托者将自己的个人崇拜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成为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唯一崇拜的偶像。

　　而随着他的去世，毛泽东不在了，一个现实活生生的偶像幻灭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领域一下子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即个人神话崇拜被彻底终结了，因为中国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毛泽东，中国历史上也不会出现第二个毛泽东。

　　当国人一度无限崇拜，寄托了全部精神的毛泽东消失后，同时再也没有其他的偶像可以替代寄托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世世代代习惯性恶习——将精神寄托在他人之处，也不得不由此接受他人精神奴役——无处皈依。当然，曾经有一部分人寄托在崇拜美国，但现在美国的偶像也坍塌了；也有娱乐明星吸引了空虚的年轻人追星，但这些明星偶像生命周期比露水也长不了多少。

　　由此，个人的思想、主见、责任不得不回到我们自己的肩膀上的脑袋里，我们被迫还原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还原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无论如何，或许直到今天，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竟然已经成为现代公民，我们已经是独立、自主的真正拥有自己大脑的人。

　　这是怎样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呀！毛泽东晚年评价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夺取了全国政权；另一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如果毛泽东是主观上就要通过物极必反达到今天的结果，那就不仅仅是大智慧了，更有勇于牺牲自己身后荣誉的超凡勇气，如果他知道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仍要发动，那无异于把自己当作靶子，让未来世人的炮火瞄准自己，并预设了“向我开炮”的指令。

　　毛泽东用将个人崇拜放大到极致的方法，彻底摧毁了中国个人神话崇拜；解放了习惯于被奴役的社会大众的自由精神；当人人都理智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的时候，由此，数千年来，中国封建文明极为强大的另一环——自私精英、官僚权贵也丧失了对社会大众轻而易举的统治和剥夺的基础。

　　知识精英的神话是如何被摧毁的

　　文化大革命的另外一个客观效果是击碎了知识精英的神话。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官僚权贵和知识精英、儒家士子们从来都是荣辱与共，首尾相护，甚至是穿一条裤子的——犬儒士子祭出先圣礼仪，知识精英通过繁体不断句文字垄断知识信息，官僚权贵通过科举制与前两者结成利益共谋同盟。他们往往祭出祖宗之法，圣人之礼，乃至于令君王都不得不低头顺从。更以“劳心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伦理理所当然地统治社会大众——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因。

　　这种同盟是极为强大的，不消说劳力者无力反抗。自宋朝以来，只有三个人是敢于直接挑战他们，一个是朱元璋、第二个是张居正、第三个是雍正。但是他们最多实现的是短暂成功，朱元璋、雍正身后被官僚犬儒们书写的历史定位为 “阴险暴君”，张居正死后家族凄惨，长子被逼死，他的尸骨差点被掘墓鞭尸——官僚犬儒对这个“叛徒”异常痛恨。

　　他们最终失败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在封建“铁三角”仍然顽固的情况下，社会大众仍被愚民的情况下，朱元璋们只能做到杀鸡儆猴，不可能把官僚犬儒们都杀光，还必须使用他们以维系统治。而只要这些强者一死，天下还是官僚精英犬儒的天下。

　　这种强大的官僚精英犬儒集团令励精图治的王者恨多于爱，却欲罢不能；而意志力薄弱的王者，往往选择逃避，最典型的是明嘉靖皇帝，本来刚即位时也是满有想法的，可是他想做的事，每每被官僚犬儒所阻，后来他恼羞成怒，索性来了个长期罢工——30年不上朝，以示抗议，他也不怕官僚犬儒们造反，他深知这些人也离不开他。

　　这些官僚权贵和知识精英、儒家士子的既得利益同盟，他们将佛和道的自律自修的真谛驱逐到了深山老林中，庙堂之上的儒学也背离孔子真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涌现了越来越多的犬儒伪君子，弄出了一套套虚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神枷锁，弱者大众不可越雷池一步。皇权掩盖之下是绝对的官权、父权、夫权，妇女和子孙变成私产，根本没有自己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女人到清朝甚至普遍遭到“三寸金莲”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待，夫方的一纸修书随时可以抛弃妻子。更谈不到人民对官员的监督，偶尔能冒出几个清官就是百姓的万幸。

　　对这种封建官僚犬儒的明君子规则暗小人的系统规则，自古至今，最彻底斗争和摧毁的人，唯有毛泽东。毛泽东采用了简化字，废除了繁体字，彻底拆除了犬儒们设立的知识门槛，还社会大众以学习权和知情权；毛泽东的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将中国妇女从父权夫权压迫中，从裹小脚的虐待中解放出来，尽管近年来有所反弹——笑贫不笑娼之风一度盛行。但是，今天的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在全世界仍名列前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官僚系统的坛坛罐罐全部打破，让官员们普遍尝试了直接对人民大众交代负责的滋味，也是让人民大众尝试了当家作主的滋味。尽管当时的人民大众并不具备这种能力，甚至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滥用，造成了社会动荡之劫。

　　但是，毛泽东还为中国社会发展做了一次试验，探索了一种可能，做出了一种努力。尽管失败了，但他的精华却被美国人所吸纳了，并在今天将要“还东国”，不能不让人惊叹于历史的逻辑之美。

　对自私精英的文化改良主义

　　至今仍有很多人会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太残酷了，太不人道了。对官员约束的太严厉了，太没人性了。　　在历史上，武则天、朱元璋和雍正都曾经受到过类似的评价，其实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希望能够遏制官僚精英们太过贪婪，如果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所在的王朝的统治会比较长久些，否则他们的子孙将“死无葬身之地” 的日子将更快到来。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最终统治者——包括封建帝王和官僚精英和犬儒总会走到社会大众的反面。社会大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究会用血和暴利推翻前者的统治。

　　每一次暴力革命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残酷清洗，即使在国外资本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迄今仍然令后人生畏。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80多年前的断言：“能够推翻和废弃金钱的只有血”。

　　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悲剧，迄今没有人能够有效打破它。

　　人类社会的矛盾主线始终是两个：一个是大众和精英的斗争，二是社会精英与自私精英的斗争。其居于最核心的是社会精英与自私精英的较量，所谓自私精英是为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者，为实现物质、金钱、享乐的最大化而无所不用其极者，他们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官则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社会精英是以社会公众幸福最大化为皈依，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献出最宝贵的生命，他们价值观的核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代开太平”，从政则是“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人不会天生成为“大我”的人，他的大我追求往往来自于信仰和理想，在于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幸福，以人民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文明，其社会精英应当能有效地遏制自私精英，大汉和盛唐时期社会精英荟萃无一不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而一旦让自私精英占据上风，那些最聪明最有权力的精英很容易就能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方法，相互苟合共同算计弱者，威逼利诱欺瞒讹诈社会大众的利益。在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当下中国，尤其突出的是国内自私权贵与国际上金融寡头的苟合，最大程度最快速度将中国真实的资源和财富通过各种方式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转移。并进而试图摧毁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彻底瓦解独立自强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因为只要中国越来越强大，他们必定噩梦难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统治阶层中的自私精英得不到有效制约，越来越贪婪暴敛，当社会大众最后被掠夺剥夺到一无所有，当他们“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血和火群起而颠覆自私精英的统治，将他们置于血腥暴力的报复之中。

　　在这个社会大众与自私精英的斗争中，社会精英往往先对自私精英进行警告和教化，如果自私精英一意孤行，自绝后路，社会精英必然走向与社会大众的结合之路。成为社会大众推翻自私精英贪婪统治的领导力量。当然在成功之后，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中的幸存成功者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将会再被自私贪欲所侵蚀，又常常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这一悲剧性的循环迄今没有打破过。

　　毛泽东曾试图打破这一悲剧性的历史循环，他提出并尝试了对自私精英进行劳动和文化改造，进而改造成社会精英的可能性，但这显然遭受到了精英们的坚决反对乃至反弹——让读书的人劳动就是对读书人的羞辱——这实在令孔子蒙羞，而孟子可以汗颜自省了。这个乌托邦的试验失败了。

　　但是今天的中国，随着国人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社会公众对于官员精英的监督能力大大加强了，而互联网又为这种监督创造了条件。在来自于民众监督的倒逼机制下，对自私精英的文化改良主义还有没有机会实现，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很重大的问题，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开题，而至今没有得出答案的问题。

　　如果当代中国人能够继往开来，探索成功，则有机会为人类开辟一条新路；如果失败，人类很可能面对毁灭性的危机。因为这个世界以自私精英为范例，人的欲望和需求急剧膨胀，而地球资源的供给已经达到顶峰，如此逻辑推论下去，人除了相互的消灭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相对于改朝换代的清洗和屠杀，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亡，相对于人类相互争夺最后的生存空间的相互毁灭，毛泽东式的对自私精英进行文化改良是残酷无情呢？还是大慈大悲呢？

毛泽东回归中华主流已是大势所趋

　　很多人可能尚未关注到，毛泽东精神正不以某些“主流精英”的意志为转移的回归。

　　就执政党而言，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初，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前往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回顾毛泽东的讲话，胡锦涛强调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再次重申和明确了党的基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回归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基本宗旨和立场。此后，中国执政者对贪污腐败坚决打击，毫不留情，特别对黄光裕案而牵涉的郑少东、陈绍基、王华元等一批原广东高干的严肃查处，更令国人相信，反腐败绝不是执政党党内博弈的一时一刻的政治需求，而是长期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是党自我清理门户，向世界昭示“钱不能指挥枪，更不能指挥党”的坚强决心，再次向世界宣誓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我党”，其坚决与自私精英的“金钱拜物教”划清界限的意志。

　　2009年1月25日，胡总来到井冈山与当地民众一起过春节，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到了井冈山一走，就让人民添了几份信心了。他已经给人民带了个头，也更希望胡锦涛总书记把毛泽东这个旗帜举得更高些，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与此同时，可能一些人没太关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除了以往出现的几代领导人慰问人民的形象出现外，首次出现了毛泽东。一个曾经在这个中国人新年欢庆的最重要舞台上长期被屏蔽的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首次归来了，他的笑容让人感到如此慈祥与自然，他的音容笑貌久违了！

　　而毛泽东在中国民间的回归更早更加广泛。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民间都会自发组织纪念活动。各种和毛泽东有关的像章和邮票等都成为宝贵的纪念品。尽管已经去世33年了，但“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今天（2009年8月16日）上的百度搜索仍高达2080万条。

　　我们呼唤毛泽东，我们纪念毛泽东，我们重新理解毛泽东。

　　我们需要明白，毛泽东是改良不成而被迫走行暴力革命的道路的。早年毛泽东对美国杜威实用的改良主义非常赞赏，并勉励身行，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凶残撕碎了包括他在内的中华志士的幻想，由此迎来来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并演化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非常欢迎如斯诺等一大批美国友人的交流；即使今天的改革开放，它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而破冰。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像当年孙中山劝谏李鸿章的官僚买办集团而不果，才走上了与之坚决斗争暴力革命的道路，但终因对官僚买办的幻想而痛失辛亥革命成果，人民落入更加水深火热的列强推动的军阀混战之中；在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先武力镇压，再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它为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南方国家是绝无仅有的；他最后更是给整个封建结构的“铁三角”以致命一击。

　　我们呼唤毛泽东，我们纪念毛泽东，我们重新理解毛泽东。是为了理解追随他强大自尊的灵魂，独立自强的精神，毛泽东一生绝不向任何不公正的强权屈服，绝不把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自决权交与外族之手，在与强势帝国的斗争中，智慧超群，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战略上藐视他们，战术上重视他们，战无不胜，并最终赢得了一切强悍国家的敬重；是为了理解追随其大慈大爱，因为对于人民的大慈，对于子孙后代的大悲，对于国家种族的大爱，才能不惜牺牲个人和家庭，满门忠烈，长子牺牲，幼子失踪，但谁人曾看过他泪流满面，意志动摇；因为他的大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他在做一件没有成功先例的大事，对官僚腐败犬儒贪婪和蒙昧的斗争不屈不挠，敢于牺牲身后之名，宁愿玉石俱焚；是为了理解追随他代表了中华民族追求自我净化的宝贵精神，代表了人类社会精英不断超越自我，愿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精神气质，是为了理解追随毛泽东未竟的社会改革理想，找到一种社会大众有效制衡自私精英的方法，打破自私官僚精英奴役逼迫大众至山穷水尽，大众再以暴力推翻官僚精英统治的悲剧循环，寻找到建立一条长期可持续平衡发展的和谐社会的可行出路，进而实现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伟大跨越。

　　毛泽东作为中华文明战无不胜的象征，作为近当代大智大勇的巅峰，作为自我超越自我牺牲的示范；毛泽东作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英雄，作为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只要中国的国运仍在，只要中国人仍然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理想，只要中国人仍要奋发图强，追求独立、自主、自强的大国公民的风范，那么，我们必须主动盛意迎接毛泽东的回归，即使我们不这么做，毛泽东也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另一种形式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