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历史经验

 

      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也是意识形态发挥引领塑造作用的重要场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引领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延安时期因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加上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等原因，党的意识形态要通达群众的心灵，面临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为此，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全面教育引导群众，而且契合群众的内心诉求，通过优化各种传播手段进行生活化传播，实现理论宣传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合，使党的意识形态为广大群众接受认同。
 

      一

      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同，其缘由除了理性层面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知外，情感层面的认同也有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广大群众因文化水平所限，要完全从理性上认知党的意识形态，无疑是困难的。群众更多的是从党员干部的日常作风形象中去感知党的方针政策，进而通过情感上的亲近、信任、喜爱，接受和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因此，党和边区政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培养良好作风，塑造良好形象，着力夯实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主体，为党的意识形态引领群众日常生活奠定情感基础。
 

      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的发出者、实施者和调控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1941年7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抓住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事实，抓住当前的动人事例，才易于激起群众的感情”。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塑造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例如1943年，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平均每个人义务帮助三个雇工，在春耕、秋收、割麦期间纷纷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感染力。人民群众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美国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后写道：“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始终把廉洁奉公放在重要地位，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要求，也是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情感纽带。1945年7月，黄炎培受邀访问延安，在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深为共产党廉洁清明的政治作风和生机勃勃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早在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污罪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要求政务人员“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凡有违反者，党和边区政府从严治罪。比如，因恋爱不成枪杀对方的革命功臣黄克功和贪污3000多元的战斗英雄肖玉璧，先后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这两个案件在边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均产生了强烈反响，群众同声称赞共产党公正无私、纪律严明。这些政策和举措有力地树立了党的廉洁奉公形象，赢得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二

      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党的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为群众理解接受，就必须用群众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延安时期，由于群众娱乐方式的贫乏，长于视觉和听觉效果的标语、传单、画报、演讲、戏剧、歌谣、秧歌等成了最常见、最受欢迎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载体。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民间文化资源对发动群众和宣传革命的重要意义。1941年7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各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由此，边区成立了剧团、秧歌队、社火队等文艺团体，多渠道、多层次扩展了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载体。随着周扬、丁玲、何其芳、艾青、冼星海、贺敬之、石鲁、吴奚如等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延安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艺工作队伍。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及一系列宣传动员工作，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歌颂工农兵在对敌斗争、生产支前等方面的生动事迹，使文艺成为教育群众与推进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载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文艺形式的结合。文艺工作者根据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将识字、征粮、征兵、民主选举、减租减息、募捐等运动的政治宣传话语编入戏剧、秧歌等民间艺术中，借助秦腔、京剧、陕北道情、歌剧、眉户等群众喜欢接受的传统形式，长期坚持在农村演出，将党的意识形态种子撒播到乡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原本闭塞的乡村社会变成了火热的政治剧场。据丁玲回忆，《血泪仇》《白毛女》是广大农村的精神食粮，深受群众的欢迎，每次演出时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墙头上、树杈上、草垛上都是人，凄凉的情节与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团怒火在观众的心中燃烧。通过这些群众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和文化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理想教育，将党的意识形态内化为群众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其基本力量是广大群众，如果不能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就会增加政治动员的难度。正如列宁所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1939年3月，邹韬奋在《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中指出，中国人口估计为4.5亿人，16岁至46岁占全人口的50%，其中文盲约达80%（1.8亿），而且这些人均为国民中的壮年，即广大群众的中坚力量。这种高文盲率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障碍，为此，迫切需要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水平。
 

      党和边区政府结合群众的实际情况，采取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教馆等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形式，将教育从少数人的专有品中解放出来。比如，陕甘宁边区到1941年共有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3940处，人数为47071名。又如，1945年至1946年晋察冀边区建立民校5242处，参加学习的达328076人。从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数据来看，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使边区的民众教育网络深入到广大群众的生活之中，使文化教育的主导权实现了从地主资本家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转变，激发了群众学习热情，培养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也是党的意识形态走进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效形式。
 

      冬学、识字班、民教馆等多样化的社会教育形式是一次大规模的全民学习活动。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课程安排，多样化的社会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清除了基层群众中长期存在的某些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群众不仅能够理解抗战、理解边区政权、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了对光明前途的认识；而且体悟到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先进的理论，更是指导群众学习、生活、工作的准则。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这样，农民的革命思想树立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由此，党找到了社会教育这一发动群众的有效路径，将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到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当前，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从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首先，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增强日常生活中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其次，要综合运用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多元场域、多种方式，将日常生活中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显”与“隐”相结合；最后，要依据群众受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平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的传播媒介，运用群众日常生活中听得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和意识形态。

 

来源：《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3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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