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欲望是无限的，缺乏监督的欲望会异化。

　　儒家提倡的自省，是有道理的，但单靠自省不符对立统一法则，所以大多数变为虚伪、高高在上、依附权力欺压百姓。

　　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点：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逐渐被异化。权力可以异化，资本可以异化，知识可以异化，异化后就会扭曲和残忍。

　　达到了极致就有农民起义，然后重新分配产生资料，产生新的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古代地主同时是权力和资本精英。循环反复，后人称“历史周期律”。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底层阶级：“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毛主席提出要接受人民监督。

　　所以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晚年那场要深入灵魂的批判实验，是批判冒头的特权精英，是预防出现资本精英，是对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进行思想改造。

　　毛主席当年的反儒，主要是反对异化后的儒学——等级尊卑和缺乏斗争性。

　　什么不如意的事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和现在强调说的“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一样，是有道理，但过了就是逆来顺受。

　　我们时刻应该对这保持着警惕：用小道理颠覆大道理，用现象掩盖本质。

　　“黑五类”重返舞台，一边对底层如野兽般张牙舞爪，一边又装得如谦谦君子推动鸡汤文化发展。比如现在网络上动不动就说某网红的说辞“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还是那句话，是有道理，但警惕舆论现象化，忽视人们出现焦虑、迷茫、苦难的本质，鼓励人们逆来顺受。

　　被欺负的一方不应该靠妥协求安稳，底层越逆来顺受，就越会被剥削。

　　所以古代统治阶级说的盗匪、刁民和流氓，毛主席却说——“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1975年，既毛主席逝世前一年，他深知自己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所以他以强硬的态度让“罢工自由”写进法律。

　　这个决策毛主席提了20年！

　　可惜他逝世后，这个决策很快又没了。

　　于是工人出现了工人下岗。

　　于是农民单干没多久进城变成了工人，加班严重化化，没五险一金，讨薪困难。

　　可工人和农民都见不到这条决策了。

　　我国的《宪法》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集体到各自拼搏后，力量逐渐原子化。

　　所以后知后觉还是将就着。

　　从这我们也很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思想实在深邃，他远比我们看得远。

贰

　　毛主席的伟大还在于他永远代表底层的利益发声和斗争，而且还胜利了。

　　毛主席作为最高领袖，他不但不害怕底层反抗压迫，还鼓励底层反抗压迫，并且给底层详细地写了如何反抗压迫的教程。

　　因为毛主席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哪里会怕出现反抗压迫和造反？

　　毛主席还对受苦底层说：“造反有理。”

　　这是多伟大的胸襟和思想呀！

　　1951年，他发起批判《武训传》，就是因为其内容——“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武训行乞办学，表面看起来很有善举，但这种是用小仁政破坏大仁政。

　　改变苦难的过程，不能像武训一样“靠乞讨去改变”，也不能靠“变成剥削者去改变”。

　　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最后却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为了塑造一个封建社会道德语境下的一个“圣人武训”形象，刻意忽略了其背后剥削的经济基础、阶级成分、阶级立场，甚至反过来歪曲现实对其美化，最终使得电影的故事情节与主题脱离实际。

　　遗憾的是很多精英们对此剧赞不绝口。

　　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习惯了，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最艰难最痛苦的就是在新中国必须接受深入骨髓的思想改造。

　　旧知识分子的心态：我是国家精英，国家要想搞建设就有求于我，新政权必然善待优待我(而且还要装一副清高的样子)。

　　当时很多旧知识分子还在待价而沽，没有丝毫自我革命的想法。

　　然而你却要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简直是“气煞我也”，有机会我要狠狠地出一口气。

　　所以后来他们对伟人的批判何其狠。

　　1975年再发起批判《水浒传》，原因类似。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毛主席不断地告诉我们：可以暂时失败，但决不能投降。即使出现谈判，那也是斗争的艺术，绝不应是妥协的艺术。

　　其实他晚年也不断向底层反映一个信息：帝国主义不想立地成佛，不会放下屠刀；买办们不想做君子，好财取之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