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似乎已经成了教科书式的经典表述了。这句话成为社会热点，是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以这句话为题的文章发表之后，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启动改革开放提供了舆论基础。时间又过去了四十五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为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经历了大量的实践，现在到了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为继续前行确定方向与路线的重要时间节点。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这个命题刚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时大张旗鼓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是民间的呼声大起，而曾经摇旗呐喊的那些理论家却一片静默。难道建国初三十年的实践需要检验，而建国七十多年的实践反倒无需检验或无法检验了?是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去为探索真理而进行检验了呢，还是他们对广大群众自发性的检验能否合符他们所希望的结论怀有某种担心呢?

　　于是，问题回到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据理论家们说，这个命题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对于“实践”，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说明和界定，那就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

　　说到“真理”，在毛泽东看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必定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视为真理。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显然，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有明确的前提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接受这个命题时，实际上是默认这个前提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有它的优点，就是比较简明，容易传播;但也因其简略，容易被不同立场的人做各取所需的解释和利用。试想，资本家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成功的标志，把实现这个目标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真理”，他是不是也可以用这句话去为实现其目标而不惜采用任何有效的“实践”手段?再试想，追求私利的官员，以升官发财为目标，把实现这个目标视为人生成功的“真理”，那就必然为追逐其目标而尽其可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从更大的层面来看，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为目标，还是以不惜牺牲一部分人以至一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甚至不惜扩大贫富差别、造成两极分化去追求GDP，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用来检验的“真理标准”。与此同时，究竟是由“千百万人民”来做检验，还是由一小部分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官员或者一心只追求个人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来做检验，当然也会有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

　　毛泽东在谈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时，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他说：“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如各种物理定理，化学定理，等等，这些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作为真理来接受，要用科学实验来检验，看看“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如果不能得到验证，那就要寻求新的理论来代替旧的理论。这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

　　但是社会科学就有所不同。在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更是利益诉求根本对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阶级以符合自己阶级的利益为“真理”，所以在社会问题上就不存在对立阶级共同认可的“真理”。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同样是“打上阶级的烙印”的，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对这句话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人，在字面上也可以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但在心底里想的则是“有用就是真理”——即实用主义。所以，在我们听到理论家大谈真理标准的时候，都必须想一想他是代表哪些人，哪个阶级或哪个阶层的利益在说话。

　　当然，尽管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奉为“真理”或者“普世价值”的理论系统和意识形态，但谁才是真正拥有真理，最终要由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证明。但是，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决定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规律性隐藏在大量的偶然事件之中。毛泽东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还不能看一时一事，而要从比较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考察。

　　新中国刚一建立，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上，就面临着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所选道路是否正确的重大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单纯以发展经济为标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无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才有称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的公开讲话。但毛泽东不是这个看法。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他说的“痛苦”就是指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痛苦。他要探索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这就是他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要节衣缩食积累资金，需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但却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显然，不同的标准，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标准，就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直到1956年基本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党才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上达成了共识。

　　可是，到了60年代初，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的破坏，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候，选择什么道路，又成为一个摆在全党面前的大问题。许多人认为农村要从集体化退回到“包产到户”，“要退够”，才能摆脱困境。可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情况：“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坚信封建社会里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绝不是中国农业的进步方向;集体化的大方向没有错，所遭到的挫折是暂时的，是可以在纠偏之后继续前进的。毛泽东坦陈，他也知道“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但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重新出现人剥削人的情况;而且，从根本上说，必将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危及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这一场分歧，又一次集中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究竟是着眼于眼前经济利益，还是以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标准。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观点，也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几次分歧做出了总结性的回答：

　　——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发展道路，是真理标准的哲学命题在政治上的反映，也是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际落脚点。

　　直到今天，这场讨论实际上仍然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