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五千年历史大变局和世界与人类未来(二)

——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

　　第四毛主席、共产党首先必须面临面对着中国上万年的礼乐教化传统、风土人情，和一切其它社会历史传承与积淀，这些既可能是可资资源，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丰厚沃土，又可能是思想羁绊、沉重的精神和制度包袱。例如，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老百姓已有的财富和土改等再分配的财产，其一方面是私有制、小生产者的存在和根据，另一方面又是人民大众或者依靠革命原则所获得的“剥夺剥夺者”之所得，或是自身劳作在市场经济的交易所得。它们本身都构成了人民大众的直接的物质利益。

　　毛泽东的认知、见地和智慧，他毕生之天才的辩证法大师思维，和他所深度把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也就是中华古智慧的“经权变通思维”，在其从红军伊始为其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直到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到新中国时期，显示出来的清清楚楚。他全力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充公、办大食堂，主张绝对尽可能和全面地实行等价交换，公平买卖，更主张平等待人，不可以势压人，不能强加于人，强人所难，要靠平等协商，并倾听群众的心声，关心群众疾苦，且真正地解决群众问题，注意工作方法，来完成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任务。

　　然而在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在社会生产方式，甚至是劳动合作与联合上，在社会生产的组织，哪怕是联合形式上，这些事关如何抵御风险，防止快速升级的阶级分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又是绝对地马克思式地毫不妥协地反对雇佣劳动制，和坚持尽可能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管理、监督之方式方法和组织形式，使得新中国既能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又同时兼顾其短期和长远利益，以便在大-小仁政上获得平衡，更充分地发掘人民大众的潜力，靠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所有维度的合力或者说其所有可能性在新时代的彻底挖掘，使得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地涌流出来。

　　第五毛主席、共产党还必须面对的美苏两霸之世界霸权和直接核打击毁灭新中国，至少是肢解和把中国打回前工业化的旧有的四分五裂、极贫积弱的列国分疆、落后挨打的地步。于是在本就总量和人均财富极为有限，即使全力布局和投入，全身心地积累而加以工业化大发展(倾囊相助)，其财富与自然供给都远远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拿出相当大的资金和资源，借以防范两霸的包括核威胁在内的一切战争威胁。

　　而毛泽东却在明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给朱元璋的大政建议启示下，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原则，并在战略布局上，实施了大三线和小三线的区域经济这个超级大手笔区域经济大布局。这个战略方针和对区域经济布局的历史性大调整，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建国初期在抗美援朝后对美的和国际战争可能缓和判断下，作出至少争取十年和平时期的沿海工业大发展之后，为中国内地，广大落后的大内陆地区经济的根本性平衡发展，奠定了最坚实和宝贵的基础。而与此同时，由于高级科研单位、研究所、高校、内陆大城市的广泛建设，又同时在人才和配套的区域均衡化发展方面卓有成效，自然就为中国区域经济大尺度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这个历史功绩，恐怕是包括大禹治水以降，甚至还可追述到更久远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以降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的先贤与圣哲们，其所经略和统合华夏神州大地，包括平土治水，开疆扩土，和完成所有社会平衡与综合治理，都未曾达到过的中华融合和均衡发展路向转型——在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获得如此最现代工业与产业部门经济的协同推进，从资源和区位，从战略和安全相匹配的最伟大和经济均衡与军事安全的均衡发展，乃是为中国开万代幸福之泉。

　　在更大均衡发展意义上看，中国区域经济、社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社会整体化发展态势，比起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苏联联邦的最终分裂，比起苏联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后来分裂成乌克兰的斯大林格勒等为代表的不多见的乌克兰地区的先进地区布局，而西伯利亚广大亚洲地区却呈现出巨大落后代差，要好得多得多。

　　第六毛主席、共产党面临着新中国的新学与旧学，新生现代教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工程系统，同古老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教育传承和道德纲常与风俗习惯的对立与冲突，面临着当代两百余个国家，众多民族各自的优缺点和历史传承。而毛泽东以其天下胸怀，包罗天地之见识和胸襟，吸纳一切精华，上善若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气度，不但自己，而且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耻下问，向科学进军，向自然进军，向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和先进的东西学习——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破除迷信，勇于创新，造成用最短时间，引进一切可以直接引进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理论、思想、学说和文化，不带偏见与险隘不根据好恶取舍，不分高低贵贱和大小国族，只要是有利于我，只要是领先于我，只要是合理、先进的，统统都要学。

　　而与此同时，又永远坚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根本立足点。这在苏联单方面的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拿走图纸，留下烂尾工程和未尽的烂摊子，中国却能依旧连续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随后又造出自己的核潜艇，实现了地下核试验，和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和让历史显得渺小。这种科技自主，核心技术与产业自主，更国民经济与文化主权、思想主权，要永远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经过了漫长的付出高昂的市场换技术的代价之后，在遭遇核心技术、部件卡脖子的当下，更是显得弥足珍贵。

　　毛泽东毕生全身心地热情洋溢地拥抱、接纳新生事物，潜心学习一切相关的知识与学说，绝对地厚今薄古，冀望于创新，从一个超级时髦的热情奔放的少年、青年，直到胸怀五洲，放眼世界的壮年、盛年和晚年，一如既往，成为人类史上少有的学习大师，教育大家。他与此同时，又在根本性的民俗和礼道上，保守地令人惊讶并使人叹为观止，老道地让人心生敬意，顽固地不越雷池一步，身体力行又谆谆教悔后代、晚辈，使得第一家庭之家教，成为新中国承继华夏教化最伟大的典范，给后人和全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精神伦理示范高峰。对比中国几千年的衙内、后党、外戚，或者皇戚贵胄的作恶多端，哪怕就是对比唐尧、虞舜两位伟大始祖不争气的儿子，毛泽东的子女后代，体现的是第一家庭的无限尊严和伟岸，其家教无疑构成了新中国长治久安的无价之宝。

　　第八毛主席、共产党更须面临的文教卫生之状况，又远比上述的境况和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新中国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到中西医学、医药两条腿走路，两套医学体系和人员同时推进，终于在屠呦呦以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上，和相应的后续研究成果及其造福全人类的所结出的丰富成果上，得到国际最高科学证明。新中国对体育运动和营养及生命水平的改善，劳动与休息人民主权制度和文化地确定，让新中国一举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到了太平洋中去。

　　然而，新中国的堪称教育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精神革命、知识革命、医药革命等所有层级，和东方中国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改制或者变法图强，却未能完全涵盖前述的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本人所梦寐以求的创造新人、新化、新知的文化与教育之真正的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直接纯粹的角度，被普遍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深度认知，解读为防修反修的大演习，解读成政治大革命，解读成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社会大震动。曾被定性为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并没有成功，并被伤痕文学和其它流俗文学，更主要是国际传播心理战广泛巫毒化为动乱与“浩劫”，更为国际传播学和西方颜色革命所大肆利用，成为其解构列宁主义，妖魔化斯大林模式，摧毁毛泽东化的神器，和对新中国施加压力，展示话语权和高人一等的批判利器，甚至于致中国于死地的绞索。

　　文化大革命实则是毛泽东本人甚至没有意识到的他毕生最大的一记空城计。其在中国，同美苏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之下，靠着全民皆兵，表面上呈现出乱序，而政治动员力超级强大，从而军事与文化的外向抵御、防范、抗击力和冲击力，至少为外界解读成神秘主义下的冲击力、爆发力超强，又恰恰是在全球性的厌恶官僚政治、厌倦集权主义统治，对包括精英、权威、压迫性秩序大反叛的国际潮流之下，输出了中国毛主义的新选案。这給了整个世界，包括西方的一大批精英学者心生寄往和期盼。

　　而毛泽东深层意识，为他自己恐怕也不曾真正体认和明了，而既非权力斗争，也非政治大革命，也不是经济革命，而是最深层的人类与世界的最本质的最高阶的教育和文化-思想和心理的大革命，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美学、科学和知识层级上的大革命，或者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之所指向，却是上述马克思、列宁，甚至尼采、海德格尔们所心仪的新人-超人创生。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胡乔木、邓力群等秀才们所起草的决议，在对他的晚年的所谓治国理念越来越抽象的说法，从正反两个方面，隐隐约约地有所指认，但却从根本上对其又无从把握。

　　而李慎明每每回忆王震谈及“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黄克诚将军的讲话，以及包括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王光美等几乎所有的党政老一辈革命家，后来面对来势汹汹的全面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颠覆，所对毛主席老人家的初衷的重新认识，仍然没能达到这个层级上的认知水平。

　　毛主席太超前了。他的主张，创作性的教育理念，启发式的教育和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在美国，在世界早已开花结果。他的“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美欧已经成为教育自然范式，他的雷锋式的助人为乐，已经演化成了千万-亿计的志愿者全球化行为方式。当然，美国杜威，甚至斯皮尔、威廉˙詹姆斯等实用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的教育观本身，也有这样的历史传承，但作为一种社会偏好和行为范式，毛泽东新中国造成的强烈国际示范传递，却是不争的事实。对这等“墙里开花墙外香”，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下中国，市场主导一切，金钱挂帅和金元社会的成果，当面对“两参一改三结合”成为国际大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该如何反思呢?

　　第九毛主席、共产党面临着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降的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继承、时代变革和未来演化及建构的大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历史文献中，和他们的一系列经典著述中，涉及到了这个重大问题。

　　从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从已经解密的中情局的“十戒”来看，从解密的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面试，西方以三百万美元的稿酬，拉戈尔巴乔夫夫妇下水，从一切解密的文件看，对中国当时直接参与中美关系，美方对叶帅等人的观察与分析，从美国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到中科院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再到宋鸿兵四卷本的《货币战争》，更在陈平、王今朝、黄卫东、贾根良、韩东屏、李羚、江宇等高水平系列文章和视频上，人们不难看出在这个领域中国际斗争的剧烈、残酷、危险和复杂。

　　毛泽东的心路，从青年时代的心理到晚年时代的理论知识路向，和中间经过他对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论与阐发，都指向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他本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何可能这个根本性问题。他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大民主的方式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巴枯宁拒绝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知识税等虚伪新闻自由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更高水平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找到了自下而上的造反方式，找到了敢于反潮流的马列主义原则，找到“三要三不要”原则，找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找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设梯队方式，找到了从工农兵干部中直接选拔和产生党和国家领导人，使其并不脱离劳动，在待遇上不同劳动人民有着显著差别，从而保证能够在制度上，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方式方法，他甚至以为找到了工农兵大学生造就培养方式，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大串连，乃至他接见了上千万红卫兵，和借助于上山下乡运动，以造就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数以亿万计的人才队伍)。

　　但极“左”派、新左派，特别是形左实右派，由小将和高校教育战线到公交农业战线，由当权派、保守派(保皇派)、造反派到新的政治暴发户，所即令没有打断这样的历史进程，也是极大地干扰或者是偏离了这个轨道。文化大革命尽管未能出现中国史上的起自胡亥和赵高的接班人争夺战之血雨腥风局面，却最终走向陈伯达投机专营，更发展为林彪集团贯彻始终的部分夺权，抢班夺权，直到武装起义，造反叛乱这样惊心动魄的反动，且至少局部和一时地陷入天下大乱式的反革命搅局，和浑水摸鱼和别有用心的社会作乱。

　　这样说来除了留下了大动荡和光怪陆离外，“抓革命促生产”在最初两三年并无显著功效之外(毛泽东的命题和主张，在实际检验中自然就大打折扣)，除了整个社会黑暗面的大暴露、运动综合疲劳症，就是深刻的社会负面反思，甚至于走向反面的彻底反扑。相当普遍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最起码的人们普遍承认和共识是文化大革命并不成功。然而文革意欲根治和防范的问题，却依然尖锐地摆在世人面前。这并不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它是全世界、全人类所必须面对的根本性的大治问题和历史轮回局面。美国通过这种所谓的和平选举似的权力移交，西方所有的政党和议会政治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表面上看似是接班人资格问题和可能民主失败暂时性问题，而实质上却是新社会阶级与历史文明发展方略与走势之非理性难以克复，和对其认知上的社会大对峙，甚至国家大分裂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表达是历史周期率问题——其最显性的表现是国家的官僚主义异化，政权和一切权力腐败，走向社会对抗和堕落问题;其最深刻的社会建构和运营，是统治资格、人民主权、人民治权、人民教化权力和平等机遇的问题;其最深层的指向是人类精神、思想、知识、教育的方式方法，或曰教化之可能和现实性手段这一根本性问题所在。

　　海德格尔、尼采和法兰克福学派所针对和批判的齐平化、平庸化，更后现代化先知们的西方病诊断成了西方文明的当务之急。而西方文明现下的危机，又回到了为其所忽略的，远非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所能解决的，罗尔斯的公正都无法保证的，因为其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制度和社会文明问题。

　　精英统治、知本家剥削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更核心的根本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因此，毛主席、共产党所面临和意欲解决的是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人类的世界大问题，是五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大变局里的最宏大和根本性的问题。

　　三、人类和世界需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样的大圣人和人民上帝这样的偉大群体

　　人类是不同于动物和无机物与生物那样属于自在的存在，人类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是一种必须既受制于技术又必在同时完成对自身能力的改造和不断优化，在发展着的环境和对对象世界改造中一同进化的特殊存在，由此双重改造和协同进化，人类才完备、成熟甚至完成生命乃至使命建构。而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和整个世界，并非天然的如同宗教和迷信中的神灵之无限存在，和万能造物主。人、人类同其中的杰出人物、大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与社会性的互创互依、互拥互生的交互作用关系。无论是勒庞，还是赖希似的甚至加上弗洛伊德，其心理和精神分析的大众心理与精神结构上这等需求性法西斯主义统统不能成立。或者还是更加流俗的“骗子遇到了傻子”，或者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抑或是曼德维尔、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似的原子似经济人全体构成的“无形之手”性状下的社会经济，抑或是霍布斯类的“个人主权让渡”，以获取秩序和法律自由的社会契约论等等，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卢梭的“私有制为第一诈，而法律为二诈”，整个的人类阶级社会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贵族的世袭统治史，被还原为统治阶级与有教养人物的虚构史、欺诈史，这也都是不能成立的，是违反科学理性和真正话语权意义上的诠释合理性的。

　　人类需要真善美，人类又不得不接受世界的假丑恶。这不但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事物辩证发展、展开，人类认识与教化所必然面对的，又同时可能是其自我教育的最好途径。没有巨大的代价，甚至血的代价，就不可能体认真正的真善美，人们只有在同毒草、罪恶、丑陋、虚伪乃至虚无的强烈和现实性的对比中，才能认识真善美。而人类的识见与行动，又从来进一步依赖“道成肉身”那样的杰出榜样、示范，依赖出类拔萃的高瞻远瞩，和多谋善断的统帅意志与领袖群伦，才能创造人类的历史辉煌，才能提升人类自己，成就人世间的伟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七十余年里，开始期间人类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物质丰裕、丰享、小康加上多元立体全方位，特别是多媒体娱乐，出现了波德里亚的超真实的虚拟幻象。无论是生产、作业和交通、物流方式，还是教育、文化、交流、交往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爆炸、知识爆炸、信息爆炸，同异化与物化，同齐平化和平庸化，同创新和新瓶装旧酒，高度地融合在一起。

　　只有纯形式、纯逻辑一致，纯科学规范和近乎于八股文规范语言下的杂志文献、报章文章，或者宛如形成法律文件格式化的教科书这样的知识态存在，才能被出版、发行、传授。这就导致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使得中立与政治正确横行，人人都笃信四平八稳，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更无从具有伟大风格。往往只有那些小我孤芳自赏，吭吭叽叽的“情感主义”个性化心智与“独特”体验的灵性与思想，才能成为知识市场、社会交往时髦书店里的畅销书。

　　这样的大众化、大路货，远离经典，丧失真实创作过程，毫无激情与伦教可言，俨然死物般的物理与生化、自然的知识体系、概念、框架、模型系统、范畴结构，工程性批量化、工匠性的统一模子打造出来的人群，已经基本上丧失了阅读、理解、诠释成体系，又充满思辩与理性哲理，包含心灵越迁的知识圣经和文化宝典。

　　没有春秋战国那般动荡风云，就没有诸子百家蜂涌和开天辟地的大争鸣。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大革命，特别是四八年革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战争，就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伟大创构。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人民及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同一过程中的历史性的交互作用的共同产物。哲学的贫困不自动产生于贫困的哲学。贫困的哲学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其是平庸的时代气息和平庸的人类的自然精神写照。

　　中国学术思想、知识系谱、思想精神朝代几度发生大流变。如果把伏羲、女娃始创易卦，由仰观天象，俯察含章，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依类成象，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由此借以建构人类社会规范、演绎、推断和预测真理，作为中国遥古、远古的学术萌动和始发，则中国第一大系统性的天才的集道法兵礼的百科全书、全息、大易、圣言的天下第一学术思想体系，乃是黄帝的大-小学。其中包括《黄帝四经》、《黄帝内经》、《黄帝历法》和黄帝语言文字，特别是令仓颉造字。而包括音律在内的音乐和诗歌，则是美学艺术方面的系统化的第一次尝试。

　　这个神农黄帝的第一大学术体系，在三皇五帝大时代中，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载录，但其核心学术思想与精华，却是在上述的黄帝著述(或许早期还是口语传输的)，并在《易经》(含《连山》、《归藏》、《周易》)中得到系统性、动态性的保存下来。这个中华圣学的大-小学学术时代，历经了三、四千年，而《尚书》则几乎同《易经》一样，成为另外的一部中国古典古智慧的学术大典。

　　借助于“三代之治”的实践与理性推进，特别是凭借周朝的“郁郁乎文哉”或者礼乐创制，并在激烈的春秋与战国的大裂变、大动荡、大竟赛下，中国学术由圣学，由礼崩乐坏(陪臣执国柄，处士横议)，而进入“子学”时期。中国的诸子百家争鸣斗奇，可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更比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文艺复兴热闹丰富多了。儒-道-墨-法-农-兵-阴阳-小说家，各家各派纷纷出笼，更孔子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各家各派著书立说，相互批判借鉴，完全打破了孔子的“述而不作”，为中华和人类，为全世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作者：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