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春天，我从深圳回到了内地。

　　因为我在那里的报纸上看到，北方的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那些报道使一直关注着农村的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于是，我便辞掉了在一个编辑部的工作后回到了家乡——一个小县城里。

　　然而，家乡一切如故，腐败分子走起路来依旧是一摇三晃，神气飞扬，下岗工人仍旧在街头的拐角打烧饼和卖服装。家人对我的空手而归也不满，一点不理解我。于是，我便决定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也许换个地方会好一些。毛主席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我到了河南省安阳的一个农村，住在广东做生意时认识的一个退休的老支书家里，他当时在广东给一个施工队做饭。当时我们在那里一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朋友，我们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和拥护者。在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一边观察农村的实际生活，一边看书和写东西。

　　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的左邻右居。基本上了解了当代农村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和现在的实际情况，深刻地认识到农民们的思想状况和迫切愿望。

　　在这里，我认识到农村的实际状况和一些地方报纸上吹嘘的那一套是截然不同的。

　　村子里的村民们对县、乡、村级干部的贪污腐败仍然是强烈的不满。当干群关系由毛泽东时代的“鱼水关系”逐渐变成“水火关系”之后，人民群众的精神们有了寄托，心中的苦楚业务处发泄，村子里农民便自发地建了几座小庙，逢年过节就去烧烧香，用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懑，寄托一下他们的希望。“精英”们曾经把人民对毛主席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尊敬叫做个人迷信，现在老百姓真又开始封建迷信了，他们就高兴得拍手直乐，说是“回归传统文化”。

　　然而，在每个庙里，农民们都恭恭敬敬地把毛主席像贴在正中间，说明他们还是在深切地怀念着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人民救星。这是那些精英们没有料到的，他们说中国人民失去了信仰，是自欺欺人，只是他们自己失去了信仰。而人民的内心深处却永远信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还深深地铭刻在老百姓的心里。

　　我通过和他们的交谈了解到：他们也不是真的信什么鬼神才建这些小庙的。因为前些年乡政府下来派粮派款，把农民搞得鸡犬不宁。老百姓觉得生活没有盼头，思想上没有个依靠，就捐款修了这些小庙，只不过是心里有个安慰。

　　他们还说：这么多的贪污腐败怎么还不清理掉？那些干部们怎么还在胡弄啊？我听了对他们说：“别着急，什么事儿都得一步一步来，对那些欺压老百姓的人，中央一定会有办法收拾他们的。咱们家里盖个小厨房还得两天准备不是？”

　　他们点点头说：“就是就是，咱们搭眼一看，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面对着这些善良、淳朴、吃苦耐劳的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是希望中央领导能知道我们的农民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早日实现规模经营的合作化，把他们从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解救出来。

　　期间，我按照农民现在的生活状态写了几个反映新农村建设的戏剧，当然，里面的人物都是超越现实中的好干部，完全是按照中央领导的方针政策写的。然而，至今没有找到好的合适的剧团。河南那个非常有名气的许昌豫剧团的团长开始看中了我的剧本，等我 过去和他洽谈具体事宜时他却又打了退堂鼓：“我们主要是反映人间大爱的，你的本子写得不错，但我们不敢排演。如果领导通不过，我们的钱就会打水漂儿了。”

　　我沮丧地离开了许昌，但心里头很不以为然：反映了农村实际，歌颂了一心为群众的领导干部和有着高尚精神的群众不算大爱，只有歌颂那些孝敬老人的老实巴脚的顺民才算大爱吗？其实他们歌颂的这些大爱，只不过是封建道德“三纲五常”思想的翻版，让全国人民都老老实实当他们的顺民。

　　我住的那个院子前面一家，是一对年老的夫妇，都是七十多岁了，两个人单独过。一个儿子早就成了家有了孩子，住在另外的一个院子里。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病，老伴是关节炎，老汉是连关节炎带骨质增生。一逢阴天下雨，两个人的腿一个比一个疼，而且都是疼的呲牙裂嘴的直吸冷气。可是，他们又没有多余的钱去看病。他们告诉我说：这些病都是土地刚承包的那几年得的，那几年要工具没工具，要机械没机械。都快把人累死了。

　　躺在病床上的老贫农还告诉我：那年分地的时候，好多社员群众都哭了，因为拖拉机等许多农业机械什么都有了，村里还有两个村办工厂，眼看着就要过上安稳幸福的好日子了，上面的政策又非要让我们分开，我们又开始遭罪。

　　看到这些，听到这些，看看这些孤寡老人这些年遭受的这么多痛苦，联想到我这些年在许多农村所了解的一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痛处和悲哀。靠主观主义和想当然制定的路线是不会符合老百姓的思想愿望的，靠数字出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是害死人。

　　让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位老贫农流着眼泪对我说的一句话：“都怪毛主席心太软！为什么又把他放出来啊？”。

　　我无言以对，眼泪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