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国，圣塞弗伦街印刷厂的工人策动着一场微观的革命，他们并没有对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工厂长动手，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家猫流浪猫一网打尽，用钢管木棒敲碎它们的骨头，成一摊混着毛的肉泥。接着模仿法庭一槌定音，宣判一袋袋死猫有罪有应得，而日后对于这一幕的不断复现是工人们的最大娱乐，直到这种凶狠的场景拔高了他们的享乐阈值，再不能激发他们的笑穴。在暴力摧毁服务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秩序是不可想象的时间里，他们这样预演一场革命，尽管当时还没有革命。

　　此事作引，美国人罗伯特·达恩顿著书：《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而在蒙古，也有以对仗的方式写成的报告：猫在蒙古宗教的世界观里，是与人身体上最接近，行为上最遥远的动物，猫的眼神是睥睨的，行为是难捉摸的，对人类不合时宜的诡异的打量，脆弱又自得。故蒙古人将其认作漂浮在生死两端的死神的使节，但比起恐惧，这更会引来蒙古人的尊重，他们会想办法讨好这只小生灵，相当于在生前对地狱的公职人员行贿，以在死后得到便利。

　　到了蒙古的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像扒鱼肉一样扒掉了所有宗教的基础设施，也扒掉了猫在地狱的编制，而猫又开始与移民蒙古的华人纠缠在一起：游牧生活不需要让猫清理老鼠打理生活，更不会分化出鄂下有九壑的相猫学，故与猫同居成了识别内蒙古华人的标签。缺乏引导的革命总会裹挟着杂质：民族主义的、宗族主义的，混乱中成为斗私敌的保护伞，故虐猫成了蒙古原住民排华的彩排。

　　十年里也发生过针对简州猫的灭绝事件，十万个品种里单单认定这一种为资产阶级玩物，那种猫副耳廓大，看起来像有四个耳朵。

　　人类掌握语言，动物只有在生存斗争中以种族延续为纲写就的程序，依靠本能行动。没有语言，更别提从语言缝隙里流溢出的诗性：睥睨、独立、神秘不过是人类自恋的、投注于动物混沌世界的人的爱恨情仇，动物是人类情感的剩余，主体的情绪有多过剩，动物的行为就有多复杂，如同性爱前戏里对死物的触发最为敏感，指甲、头发、结痂、身周或长或短的体毛、以及在身体轮廓外游移产生的触电感、多余的咸。他们作为整个人体的一部分，没有蔓生神经，没有布设血管，不承担触觉，每次刺入脊髓的神经脉冲都依靠自己红着脸的想象，这是与客体、与爱人最有隔阂的瞬间，比言语如乒乓球相互击发、反射、重叠更加不可及，人的悲哀是只能通过自设的幻像来摸索对方。我家的猫总缩在沙发里打量我，眼神里的喜怒悲欢，让我惊恐，翻起了一些做过错事的我、一些不属于我的腥涩记忆。

　　人与流浪猫都会捕杀生灵，地球上每个生灵每存活一秒都在自相残杀，剥削自己的器官机体，灭绝自己体内的微生物，无不是行走的杀生机器。猫只是五官排布与人类最为相像，给人类提供了最好的幻想载体。但我偏偏不想穿越这个幻像，也别劝我。女性的菩萨心肠注定我无法采用这样的意识形态范式，灭蚊器幽咽的冷光都会使我不安，我的生活境况无法克制我对流浪动物产生移情。今天窝在轮拱里避雨，可能梦未醒就被轧成肉糜，明天在发动机舱避寒，点火之后这里就是我的焚尸炉。嘲笑流浪猫随机甚至幽默的死法如同嘲笑自己的无产阶级性。什么时候住在了自己的房子里，摆脱了耻辱的劳动定价再告诉我捕杀流浪动物的必要性、流浪猫对生态的破坏，完美运行的社会、生态秩序本就是一种妄想，何况不修边幅的劳动者走在大街上都算破坏市容，你也要拿他们开刀?

　　人是靠消费维护道德体面的血肉，扒掉这层人伦幻想的皮，与流浪猫狗别无二致。常道是富长良心，穷生奸计。富人可以花钱与道德焦虑赛跑。穷人则作一块瘪海绵，在劳动定价权的油锅里一炸，拼命收缩挤出油水，又要确保身体思维机能的弹性能应付再下一次强迫式的劳动，更无余量去为文明人的名号纳税，成为模范公民是明码标价，劳动所得扣除房租饭钱烟钱，其余缴纳的都是融入秩序的代价。但哪怕、哪怕是生活在横平竖直的道德宫殿里，现代性已经渗入每块铺装的缝隙里，也会在某个时刻出现瞬间的存在主义危机，在幻觉的猛袭中窥到一抹赤裸，真实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