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一位老同学谈起当前的左右翼之间的分歧，那位同学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左派和右派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犹如爬山目的都是顶登，但选的上山的路线不同，也就是殊途同归。即使不是同归，起码可以说双方出发点是一致的。这种看法在中翼和中左翼中有代表性，他们基于这一点，一般都主张包容右翼自由派。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又值得推敲的问题。说它有意思是因为在中国近当代历史语境中，右翼甚至极右翼汉奸，也都说他们的主张和行为是为了国家好，远点的如汪精卫，他投降日寇就是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连他的伪军都自称和平建国军，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代主张和平建国不是为国家好吗?近点的如那位主张中国应当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和声称美国打中国他带路的前北大教师，他们也称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好，挺有意思的吧。说此看法值得推敲，是因为这一看法确实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确实有一些右翼人士是真心爱国的，比如前苏联一位右翼作家写了本反共小说，西方赏他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对解构苏联体制起了一定作用。可是据说他看到苏联解体后的凄惨状态，对他写了那本小说后悔万分。这种人看来是真爱国，当时写小说真是为了国家好。这样的现实例子似乎支持了左右翼出发点一致判断，至少部分支持吧。可是真仔细推敲起来，这种判断过于简单化了。笔者认为，对这个看法或判断进行分析，应注意这个判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了国家好”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出发点，目的和出发点同一。因此“为国家好的”目的分析与出发点分析也是同一的，而且就我而言，阶级分析是必须运用的分析工具，或者说必须将阶级分野作为分析的视角。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更在于阶级的存在是当今的基本社会现实，作为阶级矛盾的产物的国家，谈它的好与坏显然离不开阶级分析。

　　上面已提到从目的层面来看，左右派都说他们的基本主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好。可双方在现实的争论中，恰恰是相互否认对方的目的是为国家好，并且批评对方的主张使国家现实存在诸多弊病，或批评对方的主张会使国家变得更坏。这种情况表明，“为了国家好”不是真问题，真问题是“什么样的国家才算好”?这才是左右派之争的基本立足点。双方都有各自认同的“好的国家”模版，所谓“为了国家好”无非是要使各自认同的国家模版现实化。在人类历史上，作为阶级矛盾产物的国家，其不同的模版都是由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特定的阶级利益结构决定的。而且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阶级的代言人或者提出反映本阶级利益要求的他们认为理想的国家模式，或者提出超越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视野的国家模版。远的如孔子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近代的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当然这些都是思想家构建的超越当时历史现实的社会理想模式，它们没有被实践过，也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到了近现代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特点就是各个国家的不同的阶级不但提出各自认为的“好的国家”模版，而且为之付出努力甚至牺牲。中国有反映农民阶级利益追求的太平天国，西方有法国通过大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然更有开辟历史新纪元的通过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我之所以用“开辟历史新纪元”来描述或定义后者，是因为社会主义苏联不但是人类历史新的起点，而且也是我要讨论的逻辑要点。因为如果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来定义当今的所谓左右之分，那么右派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右派一般称为右翼自由派。左派则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更准确地讲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我所认同的左派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群体，不是泛左翼意义上的左派)。因此右翼自由派认同和追求的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左派在当前历史阶段认同和追求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在此要特别强调指出，左右派各自主张的国家模版的区别并仅仅在于不同的主义，甚至这不是根本区别。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右翼自由派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是永恒不变的，是历史的终结。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则认为他们在目前历史阶段主张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是过渡性的，最终随着阶级的消灭和三大差别消失，国家会消亡。就是说左派最终认同和追求的是国家本身的消亡。这才是左派和右翼自由派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左派追求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模板，是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国家消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国家模版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为以往社会历史阶段的国家模版的更替，不是以消灭阶级为目标，而是以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压迫取代旧的。谈到这，就要捎带讲一下当今右翼自由派一再诟病左派的一个说辞，既左派爱搞阶级斗争，人为制造社会分裂，是极左。实际上这是天大的冤枉，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最希望消灭阶级斗争的，而这只能通过消灭阶级才能实现。而右翼自由派主张建立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模板，同时又希望没有阶级斗争，这不但逻辑不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根本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

　　当今中国虽然仍然存在基本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规范的宪法制度，但右翼自由派在舆论场域鼓吹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的主张已成一种合法性的存在，由于右翼自由派的构成主体是掌握相当权力和资源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并且其大部分成员又属体制内，因此他们传播其政治主张的能量巨大，影响面甚广。从苏东国家历史演变的经验来看，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宪法制度未变时，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原有的国家模版将被取代的前兆。而且一旦出现这种征兆还没有过逆转这种趋势的案例，其原因无非是三类，一是为政者对征兆无风险意识，二是为政者无能力逆转，三是为政者本身就是推动者。显然将语境拉倒中国来进一步讨论这三类原因过于敏感也无必要，不如将这种前兆性状况在中国如何演变而来的历程做一番梳理，从而为国际共运增加一些中国经验。当然这并不是本人能力所能及的，更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在此只是要指出这一演变过程的重要特点及关键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虽然前者决定后者，但后者又对前者有巨大的反作用，在特定情况下，上层建筑之变甚至能导致整个国家模版被取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模版的被取代就具有这个特点，而中国这种前兆性状况的形成也是以此为重要特点的。众所周知，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取代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模版不但不合法，而且要受到强力打压。然而伴随着所谓十月春风而来的后毛泽东时代的开启，上层建筑首先进行了格式化。格式化的起点是全面否定十年wg，既在政治上定性为动乱，经济上定性为濒于崩溃。客观地讲，这种全面否定是成功的，这种成功表现在它为当时大多数人(也包括本人在内的现在的大多数左派)所接受。由于wg的核心是在上层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因此彻底否定wg同时就意味着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否定，这种否定的直接效应则是激活了体制内外一直被打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又在体制内的所谓解放思想的话语中找到了释放的出口。这种活力的主体几乎尽出于体制内，既当今所谓的体制内右翼自由派。如果说体制内否定wg的具有权威的始作俑者们最初的意愿可能是要通过否定wg来另搞一套，并不愿被刨祖坟，使他们自己的历史合法性也被否定。但他们释放的这种活力的叫做自由化，不是任何约束之意，这意味着它不以始作俑者们的意志为转移。果不其然，以否定彻底wg为起点，一路否下去：开国就打抗美援朝错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错了，反右是中共为迫害知识分子耍的阴谋，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wg株连一亿人，总之新中国历史都要否。再往前刨，中共革命就是历史罪恶，民国多好啊，有经济黄金十年。而你中共捣乱，搞什么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又是游而不击。后来搞土改就是土匪行为，有官方允许公开出版的小说为证。得!这回算是刨到祖坟了!由于这些说辞基本出于体制内受重用的人之口，因此影响甚大且很能迷惑公众。如今始作俑者们已悉数作古，后继者面对此种局面只能以不忘初心往回找。至于能找回多少不便妄测，不说也罢。

　　在中共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对以往政治路线或重大政治决策进行否定的情况，但从未像对文革那样来个彻底否定。王明路线造成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中共后来只是对此路线本身做了否定，但绝不对这段时期革命队伍的牺牲进行否定，对路线的制定者和主要执行者的错误进行否定，但不会否定他们的动机是为了革命，更不会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再如张国焘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中央从不否定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和巨大牺牲。唯独对文革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事安排上做了全面否定，而且是彻底否定。这一"彻底"就麻烦了，因为这很容易把“底”给彻透了，最后成了无底线否定。体制内的自由化的活力从这种彻底否定中得到了根本性的释放，这种活力的主体利用其掌握的体制资源和力量，将文革的定性由错转罪，文革不是错误而是罪行。如各种媒体和出版物称wg实行的是法西斯专政，株连上亿人，国民经济也被搞得濒于崩溃，以至于直到现在，主流媒体搞得宣传改开的片子里还要将其成就的起点定在文革后的百废待兴上。否定wg的始作俑者们对此颇为纵容，诸公可能认为对文革否的越狠越有利于增强另搞一套的合法性，可他们没想到，一定罪就要追寻原罪，追来追去追到中共成立就是历史错误，中共搞得革命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恶。这就是现在挖中共祖坟的历史逻辑。中共如果默认这种历史逻辑，其历史合法性就要遇到一些挑战和诘问：如文革时期中共还是执政党，如果说此时期实行了法西斯专政，那中共是什么性质的党?是法西斯党吗?又如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后期的国庆招待会上明确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受人民爱戴的大国总理公开说谎?据说总设计师发明了一个说法：总理在wg时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初步繁荣昌盛有二十多年实实在在的建设成就做支撑，用得着说违心话?违心之说实际损害的是中共形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目前庙堂对上述一些挑战和诘问基本无视，对挖祖坟之举也颇为淡然甚而庇护(此事甚多，新近对土改挖祖坟的小说处理又是一例)。其原因在于，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共试图重构合法性基础，其做法是在新的理论叙述下进行完全的制度重构。这种重构的基本特点是试图保持社会主义的叙述框架和法定色彩，官家的权威表述就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重构。可是事实上这种重构和科学社会主义挂钩只是一种虚拟，由此理论叙述的内在逻辑就出现了问题，在这种理论叙述下展开的制度重构也出现了突破社会主义法定色彩的内在冲动。这种新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于逻辑起点的发明者具有绝对权威，这给了体制内的右翼自由派有力的理论抓手，他们顺理成章地将这一理论起点延展为：贫穷基础上搞不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虽然这种延展始终未宣示于庙堂之上，但这无疑成了中共大多数成员，尤其是高级成员的信而不宣的共识。否则中国四十年制度重构的核心就不可能始终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扩展。这种状态和趋势必然使社会主义的叙述框架日渐尴尬，并不断出现冲破社会主义法定色彩的内在冲动(制度重构中多次修宪实际体现的就是这种冲动)。从学理上讲，如果一种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是有问题的，那么由此而来的理论展开和在此展开下的实际操作肯定会走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历史实践的总结还是理论判断都存在问题。

　　从总结历史实践看，当时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进行了三十年的建设，其各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一百年，仅人均寿命就提高了近一倍，在人口增加一倍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总体上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如果对此进行历史总结，结论只能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贫穷，而不是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总结式的结论很容易引出体制内自由派的逻辑：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还穷，可见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早了就往回退呗。退来退去就重构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十年前在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本人针对流行多年的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贬低，指出这种贬低式评价是有意选错历史参照系的必然结果。因为对特定历史阶段是否具有进步性进行评价，合乎基本逻辑的做法应当是与它之前的历史阶段进行比较。因此毛泽东时代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显然应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比，这才符合逻辑。可是截止到目前，体制内为评价毛泽东时代而选的纵向参照系始终是改开时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每次纪念改开成就展就拿毛泽东时代做陪衬)，横向参照系选的更离谱，居然选的是占有历史先发地位的西方国家。这一比当然就显出毛泽东时代的穷了。采用这种违背逻辑的评价方法，目的是证明制度重构的历史合法性，但拉毛泽东时代做陪衬也暴露了对制度重构自信不足。在拉陪衬的历史演绎中，影响最大也最具有迷惑性的是拿毛泽东时代的票证说事。改开初期一些主张制度重构的经济学人从东欧国家搬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的说辞，而且抓来了现成的论据，就是当时尚存的票证。粮食要票，布要票，肉要票，如此等等。这不是短缺经济吗?再到后来，干脆票证经济就做了改开成就的陪衬，用来证明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是错的，而制度重构具有历史合法性。但是就历史的正义性而言，票证经济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德政之一!如果要票证就是经济短缺，就是坏事，不要票证就是经济富裕就是好事。那么在旧中国，百姓的日常消费不要任何票证是好事吗?没钱您就忍着，甚至冻死饿死。解放前的北京人都知道“倒卧”是啥，就是流浪于街头冻饿而死的人。每到冬天收拾“倒卧”是警察的日常工作，甚至不同地界的警察还经常为尸体该谁收闹矛盾。1946年父亲所在的部队进军热河，大部分百姓家里穷的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部队全体指战员急的把所有能捐的衣服都捐了，我父亲捐的只剩下身上那身军装，最后干脆把坐骑鞍子下的垫子也捐了，好歹那也是棉布做的。那时倒不要布票，但穷百姓连裤子都没有，好吗?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了，有了稳定的收入。购买力有了，但国家经济建设刚开始起步，能提供的物质产品无法完全满足购买需求，而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也需要一定时期的高积累，还不可能把过多的生产资源投入消费品生产。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旧中国的办法，产品供不应求就涨价，不要票证。买不起就别消费或少消费。另一种就是票证配给，在低价格下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消费，尤其是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基本营养摄入，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专门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诟病票证经济时，一些人专拿每月买肉买鸡蛋要票当笑料，忽悠改开后的一代人。但是解放前肉和鸡蛋虽然不要票，可穷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何谈吃肉?穷人一辈子没吃过几次肉和鸡蛋是那时的常态，这好吗?拿肉票鸡蛋票当笑料的人，如果其家庭在解放前是富人家庭，他不满意解放后票证配给还有其理由。过去他家有钱随便买，现在有钱也不行，吃肉和平民百姓一样了，能不抱怨?但有些穷人后代也拿票证当笑料，那就是忘本的蠢货。至于中共媒体也常拿票证经济开涮，希图依此取得制度重构的历史合法性，则是自黑。而自黑的结果是什么?起码苏东之变已是前车

　　从理论判断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逆判断或逻辑推论自然是“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改开初期一些体制大佬和精英在访问或考察西方国家的报告中总是强调人家百姓如何富裕，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如何高，最后还不忘总结一句“人家那才是社会主义”。由此开始，贫富之别成了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然而这个判断标准很难与科学社会主义对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定义并不是以物质生活的丰裕度做标准的，因为富裕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多少算富?实际上连共同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唯一标准。1956年我国是一穷二白，但这并不妨碍宣布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当然强调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能直接消灭贫困，更不认为生产力发展能直接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或本质规定是所有制，简单概括就是“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公有制”，而生产力发展只是为消灭贫困创造物质条件。当存在私有制决定的阶级剥削和压榨时，贫困现象不可能根本消除。显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是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义在生产关系上。体制内自由派(既右派)显然也懂这一理论原则，当年他们接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辞做了进一步的延展：要摆脱贫穷就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生产关系。由于他们在后毛泽东时代始终是体制内的主流派，对决策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制度重构的核心就成了生产关系的重构，而生产关系重构的基本内容则是将公有制格式化，进而构建非公有化的生产关系。这一步一旦基本完成，不管庙堂如何宣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就很难说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了，从中共近期的一系列决议将非公有制纳入基本制度范畴中已可见其端倪。这样体制内自由派或曰右翼自由派就从格式化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路径，达到取消社会主义的目的了。这一演变过程给出的提示是：错误的理论可以导致错误的实践。

　　虽然右派在制度重构上取得了本质意义上的成功，但他们的意愿并未完全达成。制度重构初期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格式化公有制上，这一目的基本达成后，其重点开始移位，转向政治上层建筑。其核心诉求既是他们宣称的“宪政”，直白地讲就是将中共领导国家的宪法地位格式化。坦率讲，提出这一诉求或内心支持诉求的一些核心成员，基本都是吃体制饭或吃过体制饭的。在制度重构中，他们作为幕僚或重要咨询成员在推动公有制格式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他们开始反噬体制，不知一直重用善待他们的庙堂对此做何感想，可有所反思?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场域中，右翼自由派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这不仅仅是由于存在“主要是防止‘左’”的权威训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庙堂认同的经济制度重构模式与右翼自由派的私有化主张高度契合。但庙堂似乎并不担心这会导致右翼自由派反噬体制，因为制度重构的始作俑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共的领导和其掌握的军队作为定心盘，而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右翼自由派试图反噬体制时，定心盘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当时定心盘能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当时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未发生根本变化，而这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如今已日渐削弱。左派对这一演进趋势一直很忧心，但在制度重构中，左派对庙堂的影响不但很有限，而且后者对左派的理论和主张有时还有些忌讳，所以左派的忧心颇有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意味。

　　左派和右翼自由派在是否都是为国家好这一问题上，两者还有一点重要的本质区别，既右翼自由派对国家模板的诉求往往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用大白话说就是他们宣称他们的国家诉求对所有人都有价值，或者干脆说是对所有人都好。右翼自由派实际就是西化派，他们的普世说辞完全是从他们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祖宗那承袭下来的。他们的老祖宗当初争取本阶级的权力时就发明了这一套说辞，明明是争取本阶级的自由权，却打着为所有人争自由的旗号，明明是仗着自己有钱不想屈居第三等级了，却说是为所有人争取平等。明明自己用滴着血的原始积累发了家，却偏偏喊着要博爱，好一个普世价值。中国右翼自由派从其老祖宗那里学的毫不走样，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已形成基础性的私有经济力量，他们完全知道在此经济基础上倡言西式宪政，实际是为掌握这种力量的阶级争取对国家的统治权，但他们却打着为民争取自由选举权的旗号。这种虚伪性其实一戳就破：在雇佣劳动制社会，劳动者的命运是老板支配的，用阶级话语讲就是劳动阶级的命运是资产阶级支配的。让他们自由选个国家领导能根本改变命运吗?且不说他们貌似自由的选举意愿实际也是由资本掌控的媒体操控的。右翼自由派多是读过点书的，这点道理不是不懂，但他们阶级的虚伪性决定了他们必然打着为人民争取权力的旗号为他们代言的阶级争权，用北京话讲，就是要装这个孙子。而秉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左派从不认为也从不声称他们主张的国家模版对所有人都好，因为作为阶级矛盾产物的国家不可能代表社会中所有阶级的利益。就此而言，国家只是虚幻的共同体。这一点毛主席在为开国奠基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的很坦率也很到位：“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行仁政。我们仅仅施行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右翼自由派对这种话一向很生气，但他们主张的国家模版实质上也是代表特定的剥削阶级利益的，压迫劳动人民的，所以这气生的很没底气。

　　最后就左派和右翼自由派的政治影响力谈一点看法。中国有句老话叫“有理不在声高”，这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无理声高也没用”。但在传媒发达，中等和高等教育比较普及的现代社会就未必完全如此。右翼自由派的主张虽是陈旧的西式舶来品，且不合国情。但他们掌握着主要的现代传媒资源，占据着中等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阵地，因此他们的影响力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颇有点声高就有理的架势。但那套玩意一付诸实践就露底了，随着他们的各项主张一步步落实，形成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受损和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堪忧的格局，加之西方以忽悠选民为核心的宪政模式不给力，因此右翼自由派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构成其主体的部分公知迹近过街老鼠。受限于客观环境和条件，左派声音现在还高不起来，总体上还是处于弱势，但他们的主张始终诉诸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因此只要有韧性长期坚持，其影响力一定会大大增强，最终由弱转强。所以从长时段看“有理不在声高”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