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欧洲金靴
1
还记得整整一年前一个沙茶写手(叫什么玩意“王左中右”)写的极其“曲高和寡”的酸腐文章《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吗?
和今天讽刺淄博烧烤的那堆“大地方人士”，本质是异曲同工。
文字与饮食一样，其使用权、改造权、分配权、定义权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为精英阶层所把持。
不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词，还是“深藏内府处，一书惊天人”的长著，长久至今，文字始终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
饮食同理，直到今天都有人在靠着一杯咖啡吊命，一旦给TA断了，就会立刻“上等人综合症”病发——如若这时候再在TA面前扒一口大蒜，则更加顷间身亡。
回看史书，“上等人”始终垄断着权力，属于底层大众的只有“说”，而“写”永远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情趣是他们写的，政治是他们写的，历史也是他们写的——就连底层大众都是他们的笔象之一，他们才是垄断一切解释的“周期律性”的势力。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就曾认为：“在所有的文学当中，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诗词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一不小心，还得被扣个“乌合之众”的污冒。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上等人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
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似乎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判断下，历来精英群体显然都可以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2
1912年时，宋美龄曾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
据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忆，英国学者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原因无他：《世界史纲》从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发展进程，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更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龄认为跟她无关的生活。
十五年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上海血洗共产党人和罢工群众;八个月后，宋美龄便欣然选择嫁给蒋介石，他的残忍无情根本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她只是要跟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结婚——一个军人，一个能控制各路军阀，能手握军政大权的军人，她需要的不过是“玫瑰与权杖”的结合。
即使在抗战期间，宋美龄也保持着她本人一贯的“上等人”生活水准。
她酷爱旗袍，有一位专职裁缝张瑞香常伴左右。从抗战开始张瑞香就跟随宋美龄前往重庆，1942年宋美龄赴美国时也带着他。
张瑞香一年当中除了除夕休息一天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给宋美龄做旗袍。很多旗袍做好后，她只是欣赏一下便放进衣橱，一辈子都不会穿。
曾服侍蒋宋夫妇的翁元回忆说：“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世界上无人能出其右。”
知情者称，宋美龄迁居美国时携带的99箱行李中，有55箱是旗袍和其他衣服。
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她脚上穿的一双镶有钻石的鞋值80万元，一件外衣值50万元。”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宋美龄访美期间，享用着从英国专门订制并用飞机运来的免税香烟;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作家林博文说：“宋美龄一边在美国拉赞助，一边却大肆挥霍，她当时的开销达到100万美元。另据统计，她这次访美共募集到资金约125万美元。”
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宋美龄雍雅的牛奶浴从南京泡到了重庆，但当日本人的大轰炸每次到来时，她连旗袍的扣子都是乱的。
战时宋美龄曾请过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赴重庆，饭间她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
宋美龄随即便自己一个人抽了起来，弄得女记者烟瘾大发：“夫人，其实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标语，不好意思抽。”
宋美龄缓缓回答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1943年，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美国矿工罢工事件，罗斯福问宋美龄：“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
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
后来罗斯福问妻子埃莉诺：“你还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性格温柔甜蜜、易于亲近的人吗?”
抗战胜利后，一位外国记者在南京宋美龄家中采访宋美龄，那天“蒋夫人格外漂亮”。在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觉得宋美龄有望成为当代的圣女贞德：“但你得取下这些宝石和翡翠，深入百姓之中，脱掉那些丝绸，穿上普通衣衫，你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宋美龄听罢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门口，然后转身，优雅地问记者：“你想再来一块蛋糕吗?”
还记得鲁迅先生写的《推》吗：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
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
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
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
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3
所谓“贵族崇拜”、“贵族向往”，以及推崇的“贵族气质”，其本质就是精英史观——而这种史观的素材兑现，是需要建立于根基庞大的精英集团垄断之上的。
军事武装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垄断、知识垄断、舆论垄断，五点共同组成领域分明、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
蒋府民国时期，社会中有官民压迫，体制内有官阶压迫，军队内有将士压迫。
抗战怎么丢掉大片国土的，解放战争又是怎么输的?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评：“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前线壮丁流民炮灰堆成尸山，后方高级军官则带着妓女小妾进战壕——“将悦则长胜”，看他国军的气质贵族不贵族?
这贵族气质也被他们从“十里洋场万具尸”的长三角，带到了大西南。重庆成为陪都后，一时间名流云集、冠盖满山城。
然而奢华的贵族精神救得了中国吗?
白修德给出评价：“在战争接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的…重庆过去的精神仅止于轰炸完结时，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危险过去了，这精神就死了。”
再看共产党军队，真土鳖!别说军官等级的贵族制度，竟然还有“士兵委员会”这种事物，甚至还有“班长给新兵洗脚”的解放军传统。
和他蒋记国军一比，毛泽东的部队真是“土得掉渣”。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支土得掉渣的军队，在中国发动了土地革命，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的特权，让广大农民翻身、穿上了“劳保鞋”。
历史上鲜有“锄豪强，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实：自公元前7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来，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士大夫阶层与地主后代们，怎能不在他老人家死后携“贵族气质复兴”反攻倒算、感叹“文脉已断”?
一句“人民万岁”，不但让农民拥有土地，更“大逆不道”的是还胆敢让他们识字看书、学法参政、将所有在旧社会中收拢于上层精英的权力，统统下放下沉。
一个人人皆登“劳保鞋”的社会，从来不是羞耻，而恰恰是阶级的伟岸——因为其包含着两个侧面：既无油光长靴，又无血痕赤脚。
而这，正是共产党打下的新中国给予这个世界的最大创造：砸碎一切油头粉面的“贵族”，浩荡六亿神州，放眼尽是舜尧。
千年华夏，最令苟且小资们颤抖——甚至何止是颤抖，简直是泪如雨下、恨不得愤郁而终的，或许就是那一声拔地而起的“人民万岁!”
他不但让底层百姓穿暖食饱，还要让党内党外过去学识匮乏的人多学多识：“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中国国情出发，像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从来就不该被边缘化，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地位，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
跋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去年的《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和今年的《小地方人狂欢的淄博烧烤》等，不知道的我还以为其作者是如今央视春晚的导演组写的——因为这不正是今天诸如春晚之类官办节目的弊病：不接地气、脱离人民、不亲群众、自说自话。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周立波嘲讽郭德纲、也是后来杨坤嘲讽《惊雷》(喊麦歌曲)的“咖啡与大蒜”之争。
谁是咖啡，谁是大蒜，是你说了算还是群众说了算?甚至咖啡和大蒜到底哪个更“高大上”，甚至只甚至到底什么才是“高大上”、其定义权到底在谁手里，你说了算还是人民群众说了算?
所以，真正让那帮货色破防的点，根本不在于淄博或是其他哪座城市，而是因为爆火的东西是「烧烤」。
如果是「咖啡」红出圈，他们是很乐于给淄博戴高帽的——“嗯不错不错，淄博很时尚!咖啡豆的香气让这座城市如此的迷人，如此的文明～”
文学也好，饮食也罢，资产阶级的生活总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记住：牛排、红酒、咖啡死了，这是一件绝对值得拍手称快、鞭炮齐鸣的盛事——就是要让那些惺惺作态、矫揉造作之辈其眼中的所谓“泥腿子”们自由自在的揪着牛排夹大馍、快饮红酒漱口水，这才是「庶民的胜利」。
更需记住：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培养大师的，而是消灭大师的;真正的美食家不是权贵餐盘喜，而是江湖食客众;真正的文学家更是不仅“六朝如梦鸟空啼”，而是怒书“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人民万岁，如星星之火的亿万“小地方人”万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