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某地的民俗很特别，吃饭时第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佐之，名曰“斋打底”;吃肉喜欢吃内脏，没有骨头可以喂狗，所以名曰“狗静坐”;祭祀用的牲口，是向肉铺租赁来的，祭祀完毕再还回去，名曰“人没分”;学生读书，只有木榻没有长凳，学生只能坐不能卧，名曰“没得睡”。

　　“没有困难，那就自己制造困难”，这样的风俗，真可谓自讨苦吃。但其背后的道理，却值得深思。

　　通常来说，人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分为两种：畏难，不畏难。然而，有一种态度境界更高，即“畏无难”。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道：“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他列举了不少事例来佐证：“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苻坚不平凉取蜀，灭燕翦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洪迈所说的隋炀帝，就是倒在了“无难”上。他的父亲隋文帝十分勤勉，工作起来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尽管有大臣上谏“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但文帝认为，“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能自求逸乐?正因如此，等他把帝位传给炀帝时，很多棘手问题都已被解决。但炀帝却在“无难”的状态下迷失了方向，贪图享乐、纵欲过度，最终被部将缢杀，落得个身死国破的下场。

　　从苦难中崛起，又在“无难”中陨落，多少人跳不出这样的历史周期律。能在“无难”中保持清醒，就显得十分难得。北宋的宋庠、宋祁兄弟，年幼时家贫，一年的冬至，他们家没钱过节，只有把祖传宝剑上的银饰拿去换钱，宋祁感叹道：“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后来，他们二人飞黄腾达，一次过元宵节，宋庠依然保持当年勤学苦读的习惯，在书院研究《周易》;而宋祁却点华灯、拥歌妓，大醉一场。宋庠质问宋祁：可曾记得当年?这一问，可谓醍醐灌顶。

　　即便是明太祖朱元璋，也经不起“可曾记得当年”这一问。大明帝国建立之初，禁止一切奢华，朱元璋早晚膳食必有一道家常豆腐。但政权稳固之后，朱元璋的菜单居然变成了这样：胡椒醋鲜虾、烧鹅、燌羊头蹄、鹅肉巴子、咸鼓芥末羊肚盘、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元汁羊骨头……菜品达二三十种之多。到了成化年间，虽然仍保持着吃豆腐的习惯，但这“豆腐”已不是由黄豆制成，而是用百鸟之脑酿成。

　　那些对“无难”缺乏警惕的人，往往会在“无难”之中“倒了”甚至“臭了”。宋朝的王珪，为相十数年，无所建树，只知道“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时称“三旨宰相”;天官侍郎赵叔问，肥而喜睡，又厌宾客，经常在朝回、饭后、归第后，家门口高挂歇息牌，被呼为“三觉侍郎”;宰相范觉民，肥白如冠玉，每天起床、裹头、戴巾，一定揽镜自照，被称为“三照相公”。现在有些人吐槽“为官不易”，而上面这几位，当起官来简直毫无难度。然而为官一任，除了一个可笑的绰号之外，什么也没留下，就只能遗臭万年了。

　　北宋年间，西京洛阳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王”是王拱辰，他的住宅十分气派，光是中堂就起屋三层，上面还刻着龙凤，屋檐向上飞耸，气势格外宏伟;“司马”则是司马光，他住在离市区数十里远的一个陋巷之中，房子是低矮的平房，夏天酷热难耐，所以司马光在屋里挖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土坑，全家躲在坑里避暑。司马光位极人臣，竟然如此低调，令人敬佩。可见，有没有困难、怎么对待困难，“非以其处境，实由其自律”。要考量一个人的境界，看看他如何面对“难”，又如何面对“无难”，也就大体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