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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轴转的流水线生活消磨了新工人的活力，湮没了他们的青春，也消解了他们在城市安居的希望。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辛勤工作，可是他们既没有得到可能的晋升机会，也没有得到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工厂生活就这样不停地打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敲打着他们对家的想象和筹划。
访：你多久回一次家?
小陈：回哪个家?
访：农村老家
小陈：好几年没回去了。
访：为什么?
小陈：我爸妈都在广东(打工)。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我(初中)毕业之后，他们就让我过来这边工作。来了之后就没有回过老家。每年过年都在这里过。平时也没回去。
访：为什么不回去过年呢?
小陈：回去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房子烂了，家里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回去干什么。一回去，车费那么贵，还不如在这边花呢。
访：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呢?
小陈：看我爸妈了，他们想什么时候回去就回去。不过好像听他们说过，今年想回去修房子。
访：你也回去?
小陈：不想回去。回去没意思。
访：你想一直留在城里吗?
小陈：想是想啊，不过想也没用。没钱，留下来干什么?
2014年底，我在深圳市一个工业区见到了小陈，一个腼腆的男生，年轻的面孔上难以掩饰稚气未脱的单纯。我想靠自己常用的与工人套近乎的几句简单话语来拉近彼此的距离，谁曾想竟勾起了这位年轻工人的哀愁，那是关于家的哀愁，也是一种无处安身的乡愁。”
乡愁的载体——老家：一个居住共同体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到，所有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承载着家的观念的本质。房屋是承载了人类思想、记忆和梦想的“最伟大力量之一”，它将记忆和想象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记忆和意象的社区”，“离开它，人类将变成一片散沙”。[1]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家总是与一个稳定的可供家庭成员居住的房屋联系在一起。
对于中国人而言，家人共同居住的房屋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的时候，也破坏了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对家的概念和想象。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当社会生活的时空坐标变得不稳定时，时空压缩的恐怖感觉便产生了对身份(被理解为与地方的同一)丧失的担心。”[2]
在我和小陈的对话中，清楚地再现了新工人这种无法确知的身份认同与既有认知中对“家”的印象之间的碰撞。在我们的认知中，“家”是一种感情共同体，更是一种物质空间实体，靠着这个空间，家庭成员在一个稳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联结，生产关于家的共同记忆和想象。因此，我们的理解中会想当然地认为对农民工而言，那个农村的老家才是他们的家。然而，这种对“家”的认知在新工人身上已经慢慢转变。今天中国的新工人处在不确定的时空坐标中，他们的身体在一个个空间中切换、流动，对他们而言，家已经不再仅仅是那个家人共居的处所，不再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实体，家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载体。就如小陈的理解，家不再仅仅是那个农村的老家，父母在城市中租住的出租屋也是家。
不论对“家”有着怎样的理解，今天的中国新工人依然无法摆脱物质实体的“家”——住房的束缚。他们如同都市白领一样有着对住房的渴望和无法拥有自己住房的焦虑。
“我必须要做好准备。而且我还要盖房子。因为我有两兄弟，我必须要盖房子。我哥老房子，他没钱盖，肯定就要我来盖啊，没办法啊。他盖不了，如果我找个女朋友，不可能五六个人住在一起吧?”——工人小杨
小杨的身上有着迫切的建房愿望，而这种迫切的感觉出于对家庭的责任，也源于对家和住房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的理解：如果没有一个安身的住房，家人何处容身?家庭关系如何维系?因此，作为家庭的一员，小杨认为自己有义务建立一个稳定的居所，将家庭成员安置其中，尤其是考虑到自己以后也会成家，住房问题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当代中国新工人这种美好的愿望却遭遇到了冰冷的现实。
每月拿着为数极少的工资，新工人们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支出都很难应对，哪里还能拿出钱来改造农村的住房，更别提在城市中购置商品房了。连轴转的流水线生活消磨了新工人的活力，湮没了他们的青春，也消解了他们在城市安居的希望。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辛勤工作，可是他们既没有得到可能的晋升机会，也没有得到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工厂生活就这样不停地打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敲打着他们对家的想象和筹划。
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何处才是新工人的家?他们可以寄居城市，还是回归农村?
旅居城市：无处安身
作为徘徊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新工人的都市生活就是一场场迫不得已的旅行，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居所搬迁到另一个居所，过着旅居式的生活。在这不断旅居的过程中，新工人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工厂的集体宿舍，或者是城中村里的出租屋。不论是在哪一个空间中，他们都很难感觉到“家”的味道。
以富士康为例，集体宿舍提供给工人的是一个封闭的社区，虽然这个封闭的社区里有完备的生活设施，但是严格的门禁制度和宿舍管理制度让人感觉与监狱无异。“囚”在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没有个人生活，他们不能在这个空间中维持和休整自己。工人的宿舍集体生活很单调，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集体宿舍对于他们而言，基本上就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这里找不到家的感觉，只不过是无处可去时的一个落脚点。
在这个临时的居所中，年轻的工人们交集不多，很多时候，大家都选择了沉默，不主动问候别人，不想了解别人的生活，也不会主动跟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想法。空间中的人们并不在意集体生活如何，也不看重与他人的关系，只要相安无事、没有冲突就好。大家的唯一共同点不过是同为打工者而已。在这个空间中，即便同处一室，人们也不一定知道其他人来自何处、姓甚名谁。
访：你们宿舍的人你都认识吗?
小李：有一个是湖北的，然后有一个我认识一年多了也不知道他名字，还有一个刚搬来的我不知道他名字。
访：那你不问?
小李：我干嘛要问?
一句“我干嘛要问”透露出了工人宿舍生活中的人情冷暖，也反映了集体宿舍中新工人的生活状态和难以代入的城市居住体验。
如果说居住在集体宿舍是新工人无奈的选择，那么租住城中村的出租屋则是他们无奈中的一种变通。租住出租屋使得工人们暂时逃离了工厂对他们私人生活的严密监控，然而，城中村里的逃离毕竟是短暂的。
出租屋相比集体宿舍而言，是一个更为隐蔽的私人空间，空间中的身体有更多的自主权和隐私。然而，在这个私人空间中，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丰富，他们在空间里花费最多时间去做的事情就是睡觉。在这个空间中，日常生活依然平淡，工人日复一日地在自己的小房间重复大体相同的事情，人际互动更加稀少。
作为异于集体宿舍的另一种空间存在，出租屋这个空间依然逼仄狭小，但却是一个更加自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新工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自由选择居住空间的地理位置、空间类型，自由安排工作之余的个人生活时间。然而，这个狭小的空间依然很难让新工人产生家的感觉，难以让他们体验到城市的温暖。在异乡的新工人心中总会有一种疏离感，总会感觉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因此，出租屋仍旧只是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新工人很少会把这些临时的居所当作自己的家，他们遥寄相思的家依然在远方。 不如归去：能否回归乡村?
作为城乡之间的流浪者，农民工羡慕城市生活，可是不能长久停留，最终，他们只能回到农村老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繁华的都市生活让农民工增长了见识，可是城市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并不现实。即便在城市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依然很难对城市产生眷恋之情，那个记忆中的农村对他们还是充满吸引力。根据部分新工人的话语，农民工的归宿是农村。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主动的抉择。 “没工作就在农村，有工作就在外面。农村空气好，有人情味儿。在外面虽然交通方便吧，但是空气污染严重，空气不清新。邻居之间都很陌生，天天见面也不知道叫什么。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喜欢家里的田园景象。”——工人小珊
这种对农村老家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表明农民工对于农村态度的转变，他们从对农村的贬低和逃离，转向对家乡的肯定和回归[3]。这种对农村老家的肯定和回归是农民工对乡土社会的认同，斩不断的乡土情缘让他们对农村老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然而，农民工对乡土的认同很多时候是现实生活的无奈所致，城市的生活让他们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而农村社会则给他们提供了一片精神栖息地。
可是这种乡土情结并不意味着农民工想要回到农村与土地打交道。年轻一代农民工回到农村，他们大多想要创业经商，而没有兴趣以土地为生。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也使他们回到农村逐渐失去可能。在制度和资本的联合下，城市生活不能承载农民工的日常再生产及其后代的再生产，而他们最后的保障——农村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城市生活也很难使他们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回到农村之后，生计问题依然严峻，农民工的生活依旧艰难。
因此，身处城乡夹缝的两难处境下的农民工“体验到两大缺失——始终处于城市边缘的缺失以及老家好却无法回去的缺失”[4]。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意味着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和农村人口的大量出走，农村的凋敝在当下发展模式下已经难以回转，这种背景下农村还能够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多少机会和想象不言自明。
海德格尔曾说，“尽管狭义的无家可归的感觉可能仅仅通过建造居所就能得到缓解，但还是存在着更深的无家可归的危机，这可以在现代世界中观察到;许多人丧失了他们的根基、他们与故土的联系。甚至那些身体占据一个位置的人也可能因现代交流手段的袭击而变得无家可归(无所寄托)”。当代新工人如何逃出当下遭遇的无处安身的处境，并不是简单的依靠帮助他们解决城市的住房问题或让他们回到农村就可以处理的，或许正视和深刻反思当前的发展模式才能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找出解决之道。 注释
[1]巴什拉，2009，《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哈维，2010，《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4页。
[3]鲍程亮，2012，《老家的意义：身处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的复杂心态》，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4]同上
来源：破土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