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已经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与老友周世钊等人谈到自己年轻时如何确立人生志向时说：

　　“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给自己的人生定下的奋斗目标，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誓言。

　　那么，与这个人生目标相连系的职业选择又是什么呢?

　　1921年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地填写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四个字。这表明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

　　然而，毛泽东除了当过一段小学教员之外，并没有成为一个职业教育者，而是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后来总结过，是反动派的屠刀逼得他投笔从戎，是旧中国的现实让他悟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受难的人民争取解放首先要推翻反动政权。尽管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教员的角色，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抗日军政大学，从鲁艺到中央党校，他都亲自讲过课。他认为，即使在枪杆子起关键作用的时候，笔杆子仍然非常重要。只有用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觉悟，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国家元首。一个久已在心的志愿又萌动起来。1957年4月，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透露说：“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退下来当教授。”这句话令伏罗希洛夫大为吃惊，而且对此决定十分焦虑，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说：“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这就是说，毛泽东想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当一名教员。这决不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事。尽管党内外许多人都不理解，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费了很多功夫和口舌做说服解释工作。最后，在1959年他辞去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在大家一致的坚持下，保留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但他建议在党内分一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一个正处在政治生涯巅峰的国家政要，没有身体或其它原因，主动要求退下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毛泽东不是谦谦君子，用“不恋权位”，“高风亮节”等美好的词语并不能反映毛泽东的思想境界。他的这个决定，固然有身后政治安排的考虑，但他的一切行动都离不开他既定的人生奋斗目标。毛泽东在回答党内外强烈劝留的意见时说：“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显然，他是希望做对国家对人民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好地践行他从年轻时就立下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誓言。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重提当教员的想法，并把这作为一个比当国家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的事呢?这与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紧密相关。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使毛泽东欣喜若狂，他只是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实现理想社会的第一步。他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和随之而来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才使得毛泽东真正高兴起来。他期待着，随着旧的经济制度的改变和新的经济制度的建立，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将会出现在这块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他从年轻时就向往着的“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将会变成现实。然而，毛泽东很快又不那么高兴了。他发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思想状态并不随着以公有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制度的建立而自然发生改变。这个情况，尤其表现在“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毛泽东意识到，“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

　　如何使人民真正获得解放?那就不能允许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有权势者压迫普通百姓的情况继续存在，必须使整个社会价值观从与旧经济制度相连系的旧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必须在整个社会塑造和造就适合于新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新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在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还没有在现实中存在。把这个理论付诸于实践，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事。毛泽东决心做实践这一大事的第一人，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走向理想社会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把这个事叫做必须要过的“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首先着眼于共产党员的队伍，特别是掌握着各级权力的干部，因为他们理当信守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他不断地、反复地、越来越严厉地批评各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恶习，他称“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1961年，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了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让官员们每次进出政府大门都想到对人民的责任。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干部每年抽一定时间到群众中去参加劳动形成了制度。1964年，毛泽东郑重地提出了接班人五条件，其中把“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作为最根本的条件，为各级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树立了明确的标准和导向。

　　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认为应该“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除了要求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毛泽东特别注意培植人民群众中萌发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萌芽。他从解放军战士不拿百姓家里一个苹果这样一个感人的小故事，提炼出后来成为经典名言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充满激情地讴歌在合作化运动中穷苦农民团结起来战胜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穷棒子精神”;他以无比欣喜的心情为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写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首民歌体杂言诗。1963年，毛泽东为一个22岁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这位很快家喻户晓的战士— 雷锋，所做的都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事，却在平凡中彰显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从此，“雷锋”这个名字，就和“张思德”，“白求恩”一起成为引领社会风气积极向上的极具感召力的精神榜样。

　　毛泽东不仅坚持不懈地从正面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也十分注意对毒害人们思想的落后、低俗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批判。1963年11月他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接着，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2月两次写下了史学上著名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了文艺界当时普遍存在的“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坚忍不拔地做着思想启蒙者的工作。他当的不是某一所学校的教授，而是引领整个民族精神的导师。即使对于罪犯，毛泽东也要把他们改造为新人。1964年他对公安部领导说:“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分子也是人嘛。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改造好，改造应当作为第一位。”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改造”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人的思想;不是仅仅改造少数人，而是“人人需要改造”，包括他自己。在这里，“改造”指的是人的思想境界的升华;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最终目的是让所有人从自私自利，导致阶级分化与阶级压迫的旧思想中摆脱出来，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为全社会服务的共产主义新人。

　　这样一个宏伟的事业，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一个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梦想，毛泽东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不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基本绝迹，而且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均处于全世界极低水平，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2，远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员勤政廉洁，民众团结奋进的社会呈现在世界面前。尽管生活还很清贫，但到处可以感受到助人为乐的温暖，人人都洋溢着奉献社会的热情，整个国家和人民对光明的前途都充满了信心。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关键在于：构筑了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把每个个人的利益和前途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破除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狭隘观念，在全社会弘扬了以自私为耻以奉献为荣的新风尚，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把数以亿计的人凝聚在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之下。

　　一个美国教会人士，美国天主教 《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到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后回去撰文，把中国社会的变化称为奇迹。他感叹道：“从人类有史以来，毛主席是第一次在一个几亿人的大国实践中证明人类是可以摆脱旧的、自私自利的恶习而成为集体主义的、纯洁的新人的;而且这完全不是如西方那样依赖于某种宗教的作用，而是通过一个伟大思想的感召。”

　　这位旁观者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问题。所有能够生存并获得发展的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是“信仰”。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主要依赖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国家元首在履职时必须手按圣经发誓，而公民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规范自己的言行。这位旁观者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面对“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这样一个事实，他困惑地说：“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是的，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不是宗教的传教士，他是将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所提炼出来的先进思想交给人民，让人民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找到自身解放之路。他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超越了一切宗教，也给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问题指出了解决的方向。如这位教会人士所意识到的，毛泽东创造的这个奇迹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

　　毛泽东在他自己最满意的著作《实践论》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一生都在做思想启蒙工作，尽管他的辉煌伟绩完全无愧于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号，但是他都不喜欢，他只接受一个称号：导师。他说：“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人类改造世界与自我改造的进程是永无止境的，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在他有限的一生中当然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他的思想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而且可以说，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