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毛泽东阅读史》(三联书店)的编辑，我对于一代伟人的阅读史不乏心得体会，而感悟最深的当属他读以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境界。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开蒙之初，读物有私塾必教的《三字经》等蒙学读本、《论语》等经学典籍，以及《左传》等史传著述，还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普及和延伸读物。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表示要“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他认为，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因此，他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

　　从寻找“本源”到“改造学术人心”，是毛泽东早期独具特色的阅读追求。为求“本源”，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首推《经》《史》《子》《集》，这番阅读为他打下了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毛泽东主张为学之道在“先中而后西”。因为只有先研究过中国古今学说，到西方留学时才有用来比较和借鉴的依据。他择书而读，读出了湖湘学风。他比较集中地阅读新学和西学著述，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依然钟情书本，穿梭于不同的“思想房间”，他的认识也不断地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阅读的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主要有《新青年》等，直接译介自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柏拉图之理想国》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如《共产党宣言》等。《天演论》和《物种起源》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过程中对他影响较大的著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他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间，毛泽东逐步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而读书的作用更加具体和实际，这表现在他下功夫编纂的两套丛书上。一套是五辑六十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另一套是《农民问题丛刊》。这两套丛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推广农运经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起到了很实际的作用。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马列著作有三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少人回忆，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哪怕是在担架上或宿营时，仍时常阅读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三本经典。细读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毛泽东1937年七八月间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做了直接准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写于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吸收和发挥了其中的一些观点。1938年1月，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阅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得出了不同于作者的观点。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与学者的争论体现了他惯于独立思考并博古通今的学术涵养。

　　毛泽东一生与《水浒传》的关联极其紧密。他在《水浒传》里发掘的观点非常特别，将其中方方面面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应用于革命。《水浒传》几乎成为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可以随时翻阅的“工具书”。

　　正因为有结合现实运动的深入阅读，毛泽东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1938年5月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写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加上全面抗战爆发时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毛泽东被全党推选为领袖，阅读和理论创新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重要门槛。

　　毛泽东主要通过阅读文艺家的文章与作品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经典的指导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告别了戎马倥偬，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阅读心态更为从容，阅读目的也更加多样，一份包括《资本论》等19种马列经典的书单标示了他的“精神地图”。这些经典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常读之作。

　　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部《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著作;另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阅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述，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

　　毛泽东还读过不少中国科学家的论著，如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的《物候学》等;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的《伤寒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发表过一些评论;另有笔记小说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古代随笔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开列有《荀子》《韩非子》等20多种。

　　毛泽东还读过一些外国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等。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承受的任务之重可想而知。1952年后，有两部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格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部是斯大林的经济学著作，另一部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书互为补充，对正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

　　晚年时期，毛泽东研读表现风云变幻、政治兴衰、历史迁革的《史记》，表明他对现实社会走向的执着关注和牵挂，在忧国忧民中期待着继续作为。

　　纵观毛泽东为践行修、齐、治、平而进行的阅读的历史可知——读以致用。而最终决定阅读成果的，还在于个人的禀赋与修为，毛泽东可谓阅读成效的集大成者，值得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