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所蕴含与传递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为大众所高度认同，在于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性。

　　经典总是常读常新，绝不随时间推移而泯然于历史深处。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上世纪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监狱中历经酷刑而不屈。他偷偷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出了纪实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真实描绘了一群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歌颂了在狱中不屈不挠战斗的英勇集体，表达了对祖国、对故乡、对生活的深爱。作者虽然不幸遇难，但这部书被译成90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也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广大中国读者。

　　10余年后，1961年12月的中国，一部以反映狱中斗争为中心内容的41万字长篇小说《红岩》，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几十年间，这本书已再版几十次，总发行量逾一千万册，入列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

　　《红岩》以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全国胜利在即，山城重庆处于“黎明前的白色恐怖”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特务之间展开的殊死较量。作者以发生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为核心，将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地下斗争以及川北农村的武装斗争加以交错展现，以大量场景描写烘托气氛，以细节刻画勾勒人物心理，尤擅在斗争尖锐处着墨运笔，将发生在逼仄空间里的狱中斗争写得跌宕起伏，节奏鲜明。作品在情节转折变化中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加以凸显，成功塑造了一组壮烈不朽的英雄群像。

　　国民党反动派全局覆灭的命运不可逆转,溃逃前的困兽犹斗愈加疯狂;革命事业即将取得胜利，革命者个体则面临着牺牲。背景的阴霾，斗争的严酷，场景的惨烈，注定了作品悲壮激昂、惊心动魄的叙事基调。

　　《红岩》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一部优秀的革命英雄传奇。它以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强大的艺术魅力，震撼与净化着读者的心灵，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主义赞歌。

　　自由，生命，人生至高至珍。亲情，爱情，人性本能向往与依恋的平凡幸福。《红岩》英烈们毅然舍弃这份幸福，只为了让更多人能拥有这份幸福。正如伏契克所说：“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有斗争就必定有牺牲。在随时可能失去自由与生命的严酷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信仰。竹签扎进指甲缝、钉板狠嵌进皮肉……酷刑总有暂停之时，黑暗的牢狱生活更考验意志——不能与战友们并肩冲锋战斗，不能亲见解放大军渡江，不知胜利的曙光何时照入这“活棺材”，也不知自己是否还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然而，为了人民解放、民族利益，他们坚强地面对一切，微笑着舍弃一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红岩》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罗广斌、杨益言以热血与热泪创作的。1948年，他俩先后被囚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与小说中诸多英雄人物的原型共同经历了残酷复杂的斗争生活与生死考验。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重庆时，几百名被关押的革命志士遇难，他俩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将这段悲壮历史告诉后人，罗、杨二人先写下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接着在纪实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和艺术概括，前后撰稿300多万字，历时10年终成恢宏之作《红岩》。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反映时代，也体现着形象塑造的典型性与艺术魅力的永恒性。《红岩》中许多人物皆有原型，比如江姐的原型是江竹筠，成岗的原型是陈然。有的人物来自两个、三个或更多原型的糅合。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依托故事构架，以独具匠心的情节设置、场景烘托、细节渲染，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但都有着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人群像。

　　作品摒弃了相对平面化的表现手法，注重挖掘和揭示人物精神世界，善于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传神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江姐目睹丈夫牺牲后头颅被悬于城墙上，这对于久盼夫妻相聚的她无异于晴天霹雳，但重任在肩、虎狼在前，她只能强压悲痛继续前行。“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她内心的巨恸与悲愤，以及踏着丈夫足迹前进的决心被生动呈现。被捕后，她十指被生生钉入竹签，又被半拖着架回监舍。“她的脸，毫无血色，白得像一张纸。她微微侧过头，用暗淡的、但是不可逼视的目光，望了一下搀扶着她的特务……她猛然用两臂甩开了特务，傲然地抬起头，迈动倔犟的双腿，歪歪倒倒向女牢走去。”就义前，素爱整洁的她静静地梳头，问难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随后换上心爱的蓝色旗袍、红色绒线衣。难友含泪递上换洗衣裳，她微微一笑：“我不需要了。”

　　许云峰受尽酷刑后被独羁于暗黑阴湿的地窖中，却坚持徒手为难友们挖掘逃生密道。临刑前，面对特务头子“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的挑衅，他报以冷笑：“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家境优裕的刘思扬抛弃舒适生活选择了革命道路，其二哥买通关节欲保他出狱。在看清特务欲以他为饵诱捕同志的企图后，他大声道：“我不稀罕这种自由，马上送我回去!”

　　每个人物形象均可圈可点。尤其扣人心弦的有老党员华子良和九岁的“小萝卜头”。十几年前在刑场“陪绑”时，华子良奉上级之命佯装被“吓疯”而潜伏下来，从此长年不说一句话，不与任何人交往，每天或呆坐或木然跑步，承受着不明真相的同志们的鄙夷与唾弃。直到大屠杀前夕最危急时刻，他终于表明真实身份，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小小年纪已随父母坐牢8年的“小萝卜头”，在走廊上捉住一只长着翠绿翅膀的小虫。他小心地把它放进火柴盒，却发现了它的不安。啊，它失去了自由。他自语。他放了它，羡慕地望着它振翅飞远。“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去了!解放了，我们也坐飞机回去!”无辜的孩子，终究未能逃过魔掌。

　　就连反面人物，作品也极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着重从矛盾冲突、人物关系中去解剖其灵魂。叛徒甫志高被捕前好大喜功，被捕后贪生变节;“把杀人当成终生职业”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狂妄、残暴、狡诈以及濒临灭亡的绝望和空虚等，无一不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多年来，《红岩》以气势磅礴、悲壮感人的艺术魅力，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品，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舞台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景仰、诵咏与铭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今天，《红岩》无疑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对日益多元的文化艺术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回顾历史、重温经典，初心如磐、信仰永存。《红岩》英雄群像永远屹立于巍巍歌乐山下，红岩精神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屹立于人民心中，成为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