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网编者按：陈俊杰先生的这篇文章比较长，但很值得一读，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应该耐心地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比那些“鸡汤”之类的文章重要得多。该文陈述了一些基本事实，暴晒了当代以“精英”为诱饵的教育体制、人生观念、市场专制等。年轻的朋友应该认清这些“现实”，做一点反思，把握好自己的人生，不要被市场浪潮裹挟着乱跑。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茫茫宇宙中居然赋予了我这一次生命，在芸芸众生中竟然赋予了我这一个做人的资格。既然如此，就应该珍惜自己人生，要像人一样自主地生活着，不要被巴浦洛夫的实验方法似的教育方式训练成仅会条件反射的“小绵羊”(市场机制就是条件反射机制、精英的教育体制就是条件反射的训练机制)。

　　2020年疫期特朗普限制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中国精英家庭赴美“教育移民”的传统路线受阻，美国还会是中国精英教育“捷径”的选项吗?

　　钱理群认为，“中国一些大学，包括北大在内，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虽然智商高，却世俗虚伪，尤其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目的。如果权利掌握在这些人手中，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比一般的贪官污吏还要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一大批这样‘有毒的罂粟花’。”这段话预示了中国教育最难矫正的致命之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在成为社会发展之路上无形有实的穹顶，无可避免将催生一个功利至上、分崩离析的未来，而大学作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培养皿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我不反对精英教育，但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有独立、自由与创造的精神，应有社会承担意识，但我担忧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教育正培养一批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智商与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但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表演，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获取自己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为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钱理群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特性与危害的认知鞭辟入里，精准至极。这番2008年的担忧如今正在一一应验，政府官员、大小公司的高层领导、学校里的优秀教员、医疗机构的顶层管理者、顶级律所里的大律、金融机构里的高级顾问……这些导向未来的群体在中国的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悄然发挥着作用，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一件商品的价格，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层级，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的智慧大成，占据每个行业最顶尖的位置，享受最优质的资源，掌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权利。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关乎社会未来走向，但这个群体被一些恶习与恶念悄然笼罩，整个社会也会随之面临困境与灾难，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最悄无声息、愈演愈烈的一个。不知从何时起，责任、职业理想这类词汇已变成了一些流于演讲稿、公关文里的过场说辞，被视若鸿毛，越是上层的人眼里越只剩下功利两个字。官员拿贿金、商人唯利是图、律师颠倒黑白、金融抄手朝夕揽回万金、教员专心搜刮科教资金、医院管理者拿海量回扣……各种功利碰撞日日在生活与新闻里上演，利益为先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精英们讲求的不再是在其位谋其政，而是尽其能谋其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豪的数量与财富年年飞升，而寻常人依旧无力为住行、医疗、教育这些基本生活需求买单。为了实现阶级跃迁，底层人不得不更疯狂地践行“功利”与“利己”主义，整个社会渐渐被一种自私自利的调调充斥、掩埋，牺牲奉献成为奢侈的昙花，甚至被一些自利者闻出一股可笑的“蠢”味来。精致的利己主义像夹砂的暴风，堪堪维持建筑体面不塌，但所过之处逃不掉千疮百孔，日日切身盘剥寻常人的道德观，鲸吞蚕食社会根基。“清北才子多留洋，一去留洋多不回”，这是中国教育之殇，在今年国家调整大学拨款比例期间诶讨论得热火朝天，显得尤为刺眼。清华与北大每年拿数百亿的拨款，有最优质的师资，培养出来的才俊却从不谈家国大义，满口自由、科学，伺机挤进西方富裕国家，最后欢欢喜喜换掉国籍留在当地享受优渥的福利待遇。这种选择即是钱理群所形容的“精致”，凭才智争取，没有不合法之处，但也是真的“利己”，在亲属与同胞营造的环境中成长，以纳税人供养、政府协调的教育资源为跳板，最终只成就了自己一个人的前途无量。钱理群自己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学生。这位同学上课积极响应他的授课内容，课后专门去对他表示崇敬与感谢，课程学得认真精细，恭顺有礼，深受钱老喜爱。但在钱老为他写完推荐信后，那个殷勤有礼的学生便从钱老的视线里消失了，再也没有联系。一片赤诚相待的钱老大感伤心，意识到人心不古，这个孩子不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重情青年，而只是个善于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作为青少年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道关卡，已成了这些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孵化器，将隐秘的个性少年催成了人前贪婪的成人。这种质变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正日渐功利。科研创新带来效益，大学作为创新的最前沿，自然逃不过钱财、利益的渗透与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日渐功利的校园氛围与因势利导的老师。近年来，院校、老师争科研经费，兼职校外工作赚外快是家常便饭，高校骗经费的新闻屡见不鲜。自由的大学让年轻人反复触摸这些真实的利益之争，一步步卷入其中随波逐流，最终在争夺中变成了自己曾最讨厌的那种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智商与情商上大都优越，但他们的品德与性格却普遍存在巨大缺陷，比如没有核心价值观、比如不能共情、比如找不到人生意义，有人称这种症状为“空心病”。他们只为利益冲锋，没什么弱点与底线，为达目的能随便伪装，然而从某种角度去看他们也非常可怜，无法感知与回馈美好的感情。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其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现代社会与教育催生的，从家庭教育开始，到步入社会成型。当下中国已进入独生子女时代，自幼年起便独自享受父母之爱的青年不知道如何分享，不需要去共情。他们在游戏与书本的陪伴下独自长大，精神世界与整个社会并不相通。这使得他们都成为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的忠实信徒，精神世界里只有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利己，利谁?日渐功利的社会促使父母向往精英教育、素质教育，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眼色，要为自己争取利益，要恭顺有礼、文明有节。这使得他们的智商与情商过早发起来，自由、野蛮的天性被压抑下去。斯文的面具戴上十几二十年不摘，渐渐就长在了脸上，也长在了心里，以致他们始终如一的“精致”，能永远周到、殷勤地应酬一切场合与人，演戏、逢迎、敷衍信手拈来，却偏偏无法投入个人感情，不会暴露真实的自己。他们自小被“精致”塑造，最终长成了“精致”本身。学校与社会凸显并加固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自利与虚浮。自幼儿园开始，送礼这件事要伴随孩子成长近二十年。调座位送礼、补课送礼、过节送礼、关照送礼……中国不知从何时起流行“礼教”，教育被世俗风气玷污后，人人难逃其罪。这些俗务，大学前由父母承包，大学后由青少年自己践行。大学是树立三观的时期，但奋进的青少年为了更好的未来都会主动或被动搅进大学政治，混学生会、与老师拉关系、在同学相处中“挑肥拣瘦”，最终被风刀霜剑雕成了体面周到、自私自利的“空心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看似美好的罂粟花，美则美矣，毒在社会、毒在未来。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困惑于人生与未来的青年、越来越多的精致利己者，这种无声无息的社会基础塌陷是温水煮青蛙，要么不被人注意，要么不被人重视，但中国教育发展到今时今日已走到生死攸关、不得不变的关头。自私自利的体面精英不是社会的未来，不值得尊重与羡慕，阳光笃实、懂得承担的年轻人才有希望。

　　万维钢曾借德雷谢维奇之口解构“优秀的绵羊”，后者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十年书，现在是一名职业作家，对前者披露过不少耶鲁大学的内幕。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钱理群认为当代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大学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与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在美国名校读本科而不是一般中国留学生读的、以搞科研发论文为目标的研究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像这样的问题光问哈佛女孩刘亦婷不行，最好再找个懂行的本地人问问，比如曾在耶鲁教过十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显然这是一本批评美国名校教育的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只是图个吐槽的痛快，它讲述了一点名校的运行机制。此书没提中国，但如果把中美两国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作为中国读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国教育，读完这本书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的巨大差异;如果你已有所了解美国教育，读完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我们不妨虚构两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小明与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两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但就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戴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除了成绩好外，简直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但小明其实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能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球星的待遇。Joe的父亲是某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由于父母都是耶鲁毕业生，Joe上耶鲁不过是遵循了家族传统而已。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与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但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具备微积分与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看看世界。Joe并没有浪费这一年时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感染。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与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但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其实，Joe与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绩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他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书都说了什么，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与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小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Joe与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就是取悦老师与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Joe曾真诚地认为如果考不进耶鲁，他就与一个屠宰场工人无异。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与校园BBS上的专用语。何时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儿清，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都要上网仔细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些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很多人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很多人苦学政治一心救国，很多人毕业后去了乌干达扶贫呢?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与咨询。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与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与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金融与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干。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文凭主义)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没有。近日有报道，美国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与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会，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优秀的绵羊》揭露这些整天立志“爬藤”的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但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19世纪末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与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与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个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与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的美国名校才有真正的素质教育，但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于是，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文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与“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1960年代曾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这时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练吉他而应练大提琴，不应练武术而应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还必须曾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大部分哈佛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前1.5%)，只有1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美国后56%，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录取是个什么水平的竞争呢?《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对耶鲁而言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与9到10项课外活动。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与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但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能被录取。美国华裔学生Michael Wang，在2013年申请了7 所常青藤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就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但德雷谢维奇指出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中国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搞了个家长会，校领导居然说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学!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因素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个个自负。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止日期能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德雷谢维奇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但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与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到底哪国的大学更“严进宽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GPA贬值的数据表明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族子弟上的，其教学反而比现在要严格得多。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与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与领导力这些东西，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地说则是资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是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德雷谢维奇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与短视程度，连与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与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纽约时报》认为哈佛有必要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与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与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鉴于中国名牌大学(尽管没有一所是私立的)一直把美国名校当做榜样，甚至还可能把这些事实上的问题当成优点去学习，中国大学的未来也会如此。清华教授程曜曾为此以绝食抗争(《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29日)。德雷谢维奇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与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德雷谢维奇说，他有好几个学生最终决定放弃华尔街工作，宁可拿低薪为理想而活，小明未必需要这样的建议。但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以夏山学校为例，这是一所被称作全世界最自由、最民主的学校，其教育理念与独特的教育模式曾是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关于夏山模式的诸多讨论。学校创办者尼尔更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但纯粹强调自由与民主的学校真的就好吗?试想有这么一所学校，学生能自行选择上课或不上课，不论缺课多久也不会受到责罚。而且这所学校没有正式考试，考试也以轻松谈话的方式完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英国确实诞生了这样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A.S.尼尔(Alexander Sutherland Neill)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在谈及建立这所学校的初衷时，他曾说：“我宁愿培养一个快乐的街道清洁工，而不是一个神经质的总理。”尼尔写作的《夏山学校》一书当年一经出版，就迅速在全球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夏山热潮”。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学生纷纷前往夏山就读。校长尼尔从小在有浓厚加尔文主义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并在父亲执教的乡村学校完成了早期学业。由于儿时学业上的失败，尼尔一度被父亲认为是残次品，从未得到过来自家人的认可与理解。14岁时起尼尔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打工生涯，做过秘书、布店学徒与实习教师。在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又先后从事过格雷特纳学校的教师与刊物编辑等职务。这段独特的成长经历让尼尔开始反思传统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压制天性的家长式教育风格会让学生失去挑战勇气。即便学生接受的是备受推崇的精英教育也难以避免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提到的，美国顶尖名校教育系统存在的一大问题在于向学生灌输一套不受欢迎但又被迫接受的价值观。虽然这些学生后来成了各行业精英，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自我，成了缺乏灵魂的学习机器。高压式的教育方式还在年轻群体中埋下了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的种子。尽管多数中产阶级不缺物质享受，但相伴而生的焦虑情绪却很难得到缓解。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脱离主流，惧怕改变与担心阶层下滑。传统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让尼尔对现有学校感到失望。在一战爆发期间，对学校传统教育彻底失望的尼尔，决定创办一所能为学生带来快乐的学校，学生不再需要主动去适应学校，而是创造条件让学校去适应学生。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引导下，夏山学校应运而生。夏山是如何让孩子获得自由与快乐的?尼尔的第一步是赋予孩子们参与决策的权利。夏山每周举行的学校成员大会，给了每个学生以民主投票方式参与制定及完善校园规范的机会，也让那些曾因学业表现不佳而产生自卑情绪的孩子重拾了自信。据一名夏山毕业生回忆，从成员大会上学到的远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多。在大会上，他们能对遇到的问题畅所欲言，并与老师与同伴们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夏山还为孩子们提供了随时亲近自然与自由活动的环境，在夏山学校看不到高档的校舍、先进的实验室或由知名建筑师设计的教学大楼，而是一大片的空旷草地、很有些年代的大树。学生还能体验爬树、挖土、骑车、自己动手做玩具枪。这种颠覆传统性校园做法来自于尼尔本人对传统学校课程的深恶痛绝：“我看到在大学里的学生，他们知道的很多，辩论对答如流，古文出口成章，但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却稚嫩如婴儿。一般教科书很少提及人性、爱、自由，这种教育制度如果继续下去，只会让人继续分离知识与感情，”其实，尼尔本身也与那些端着权威架子的校长大相径庭。他的亲民性让很多孩子愿将他作为倾诉对象，就有年轻男孩曾主动找他倾诉早恋的烦恼。正是尼尔校长对自由与爱的推崇，才让夏山远离了传统学校的约束与压迫，打破了孩子们对教师与权威的恐惧，诚实面对自己，面对生活，也有了不随波逐流、勇敢做自己的勇气。同样接受的是自由教育的熏陶，但从夏山毕业的学生之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却全然不同。1949年，英国教育部对创办28年的夏山学校考察后出了一份《英国政府督学报告》，对夏山教育的成果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教育并不与世俗的成功背道而驰。夏山的毕业生中不乏担任英国皇家电器机械工程兵上尉、炮兵中队长与轰炸机队长等军事人才，也不缺幼儿园教师、皇家学院荣誉会员、报纸专栏作家与四大公司市场调查主管这样的教育、商业领域人才。还有部分学生进入剑桥大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大学与曼彻斯特大学等知名学府继续深造。当然，也有一些夏山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完全脱离了常规轨迹。费雷尔在校期间对上课兴趣乏乏的他，把在夏山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到了研究陶器与木工等手工艺上。因而，费雷尔十五岁离开夏山时还是一个对如何读书、写字十分陌生也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的男孩。即便如此，他却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在五年间完成了边打工边旅游的全球旅行。在土耳其卖过牛仔裤，在科威特卖过血，在以色列合作农场工作过，在印度当过电影群众演员;在澳大利亚当过矿工，还参与过巴基斯坦与印度人道救援组织工作，如今费雷尔的足迹早已遍布九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有学生选择在毕业后，一边在伦敦当售货员，一边努力完成职业音乐家的梦想，希望在职业生涯中延续对音乐的热爱。还有部分夏山学生在毕业时已对未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道路有了十分明确的规划。比如在时装业工作的Lucie，虽然在毕业后将一年时间奉献给了父母，但之后一直在一家时装学校学习设计时装、帽子与围巾。谈起在夏山学校的学习收获，Lucie提到夏山看上去有点嬉皮士，但学校教会了她如何在有限空间里生活，如何分享、帮助他人及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让她懂得如何去照顾好自己与身边的人。夏山培养的学生勇于表达自我的特质，在他们步入职场后也被保留了下来。一名叫Dominic的学生表示，他最欣赏夏山的一点就是学校所赋予的自由表达权利。当然也不乏一些学生将夏山带给他的体验与需要感情诉求的职业相融合，将自由教育的灵魂带到校园之外。丹尼就是其中一员。如今，他在伦敦医院负责改善医患关系。凭着在校期间培养的良好的情感沟通能力，他在接手新工作时表现得游刃有余，能与不同层面的人士随时随地顺畅交流，无论对方是一名患者还是工作人员。除了良好的沟通能力，强大的心理素质培养同样是夏山赠予每位学生的一份宝贵礼物。这也意味着当夏山学生在未来真正遭遇经济危机等特殊时刻时，都能冷静地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随丈夫一起移民毛里求斯岛的Francis在提到夏山学校时，表示这所学校让她学会了容忍与尝试做自己，而不再拘泥于社会对女孩的各种要求与定义。如今的她是一名幼儿教师，同时养育着六个孩子，对缝补仍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情。在遇到来自他人的不理解与不公正看法时，Francis也能坦然做自己，直言如果这让你不高兴也没关系”。无论曾在公立或私立学校受挫觉得自己是loser的孩子抑或试图取悦他人的问题孩子都能在夏山找到治愈，也能在这里得到应有的尊重，重获生活的勇气。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学校，夏山是否对家长与孩子们就是完美与理想的选择了呢?其实未必。夏山学校的自由教育模式虽然已得到世界各地部分学校的推崇与效仿，实际上却很难在大范围内复制与推广。学校本身带有的校长本人的教学风格过于突出，但如此超前的教育方式在设立之初就显得过于理想化。虽然尼尔希望给孩子们在世界的一角搭建一个乌托邦式的校园，但学生毕业后面对的社会却与夏山营造的平等与自由氛围有着天壤之别。《夏山学校毕业生》指出这所学校难以回避的痛点，最直接表现在学生难以适应社会上。有夏山的校友在反思时提到，夏山的民主精神能让他不惧怕任何权威，同时也不会试图成为孩子们的权威。但这种自由精神有时也成了他们适应社会的阻碍，因为他们很难按部就班听从指令。“有的夏山人可能不容易融入社会，因为很多工作环境等级分明、规章琐细。工作中难免有人级别比你高，或你的级别比别人高，但恐怕夏山人很难真正适应这种有等级区别的工作环境，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中所有人是平等的。”这段话揭示的是很多夏山校友在毕业后面临的真实处境，习惯了夏山自由与平等规则的学生要重新适应真实世界中隐含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并与熟悉这套规则与玩法的公立及私立学校精英一较高下时，夏山校友的短板就会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法律等对专业度要求极高的行业很难找到夏山校友的身影，而技术类与手工类等对动手能力有更多要求的领域，成了大部分夏山学生毕业后的首选。也许很少有学生家长能达到尼尔期望的真正相信“儿童是自由的”，而符合家境殷实条件的中产家庭也未必愿冒风险送孩子去上一所毕业后很难保证帮学生找到高薪谋生职业的学校。但夏山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仍能给传统体制下的学校与家长一种启示，让他们试着往自由的方向逐步做出改变。即使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孩子们也需要来自学校与家庭双方的自由空间去释放与发展他们的天赋。校方与老师们都能以更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们，适时抛开教条式的教育方式，倾注心力去关心孩子的情感需求，这份宽容与爱就能让孩子们真正体会自由教育的核心并在未来无论经历何种境遇仍能保持这份对于生活的热爱。

　　上个世纪的中国高校毕业生审视自己的教育体系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造力，学术研究能力不行，缺乏社会责任感。有人甚至调侃中国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人建议中国效仿美国顶尖大学那一套搞全方面的素质教育，但美国顶尖名校尤其是常青藤搞出来的那一套真的那么令人艳羡吗?至少本书作者德雷谢维奇不这么认为，他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分享的观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常青藤名校的学生 给人的印象总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与冒险精神。德雷谢维奇在常青藤名校工作了24年，光在耶鲁大学就任教了十年。辞职后他深刻反思了美国名校的教育系统，指出美国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优秀的绵羊，优秀虽然优秀，但培养出来的是相同模式下的学生，缺乏独特性。要进名校，你要么学习成绩非常好。要么成绩稍微差一点点，但有其他特长非常强。你能偏科，但得足够偏。如果你面试时说自己要获得了什么奖项，必须是全国性的大奖，小提琴得是国际水平，体育特长得达到奥运冠军的水平，虽然你的大学先修课不是特别的出类拔萃，但也得比绝大多数人要优秀。这样招生办才对你大学能顺利毕业有信心。同时德雷谢维奇指出常青藤的学生们只知道自己做什么才能上名校，却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从小被灌输不能输的价值观，自信全部来自外界评价。这些顶尖名校的毕业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学霸成绩出类拔萃，担任过社团与俱乐部的主席职位，擅长几项体育运动与乐器，去过一些慈善基金会当志愿者。名校希望培养有领导力的学生。这样以后他们能进入上流社会与统治阶层。美国名校的任务也只是帮学生找一份好工作，混的好点，其实跟职业培训学校没什么本质区别。同时美国名校的录取率非常低，保证录取率低，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各大媒体的排名。比如芝加哥大学，以前芝加哥大学的排名大概在十几名，录取率大概20%。后来芝加哥大学为了能与“哈耶普”并肩，调整了入学录取方式，努力增大它的分母，减小分子。尽力降低自己的录取率，后来学校排名果然上升到了五六名。但这么做的一个缺点就是失去了该大学的独特性。德雷谢维奇认为这是一个死循环。新闻机构做排名，家长与学生按排名选学校，学校为了迎合家长就按排名的标准又去做调整，于是学校越来越大同小异，培养出来的孩子越来越像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本质区别。美国大学的种类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但各大名校硬是要用“哈耶普”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结果学生的独特性遭到伤害。家长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就学条件，生活疲于奔命。但那些琳琅满目的兴趣班，培训社，填满了孩子的课余时间，从早到晚，小小的孩子，不能有童趣的童年，不能随心所欲地去玩，孩子快乐吗?那些做家长的自己是否也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呢，自己的童年，如果也是这样，会快乐吗?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说自己没完成的愿望，让自己的孩子帮他们完成，那么学生们自然就被灌输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观念，如果失败了，如果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如果没有做成了一些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是一个废物。而事实上，名校学生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难道考试结束了，考上名校了就能终止学习了吗?认识自己是一辈子的功课，他们从来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甚至对未来是迷茫的，毕业之后按部就班，不敢跳出那个被框住的方格人生。他们习惯了被安排，老师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父母说什么他们都全盘接受，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大学教育的本意是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尝试与探索，让其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因为学生们都不甘落后于别人，而且每个人为了保证自己多才多艺，保证自己学历与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谊、爱情、个人探索，有时是我们忽略了对自己内心的探寻以及人生的审视，因此大学教育的本意已荡然无存。我的大学虚度了四年光阴，如果你即将步入大学，你要先想清楚自己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才能有意义。

　　德雷谢维奇指出美国的顶尖高校精英教育的问题，但其焦虑是全球性的、精英模式也是全球性的，《优秀的绵羊》揭露的问题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家长、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体制。“优秀的绵羊”是一群聪明、勤奋、无主见，被裹挟着向同一目标迈进的顶尖大学毕业生。他们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现有的精英教育机制源源不断的输出同类型的优秀绵羊，现阶段美国的统治阶层与特权阶层完全由这种优秀的绵羊占据。精英教育系统是在扩大社会不平等、妨碍社会流动性，固化阶级特权，并创造了一个与社会隔离的精英阶层来引领社会，并且开启了代代相传、打压别人、自我封闭、自我强化的精英治理时代，滋生了精英心态。它还打着假公济私的旗号，进一步拉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差距。“争取并珍惜那些能衡量的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及奖杯”。“能衡量的指标”使教育的价值变得具体化、可量化了，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停滞与竞争全球化，人们把教育的价值，用短期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所有努力，来源于“三驾马车”：财富、资历与声誉。所谓追随精英教育，就是信奉“资质至上”，就是追求成绩、奖杯、证书，以及简历上各种证明自己能力的眼花缭乱的经历。激烈的竞争形成直升机式家长与溺爱式家长，目的都是过度保护孩子，防止孩子少犯错。青少年在这种应试而生的魔鬼训练下，极度自信、极度自悲。“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皆输”，不允许失败。学生们会参加体育活动、艺术或领导力活动，但都是形式化，其动力并非来源于对这些活动与精神的信仰，而是一种简化来的手段。所谓的领导力无非就是追求位高权重。而学校则是运作商业化、功利化，教授做学问、做项目、发论文的多，真正好好教学的少。学生与学校变成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学生是消费者，有主动权，成绩膨胀严重。高校是生产者，唯学生需求为上，满足学生的短期需求，牺牲了学生们的长远利益。从而违背了教育的本意，教育理想缺失。这样的模式培养出的学生足够聪明与功利，他们有最强大的大脑，无可挑剔的敬业精神，哪一个指标都追求最好的，有“只要想到，都能做到”的信心。但同时他们严重缺乏对自己的洞察力，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看到大家都在追逐同样的东西，就判断它不仅有价值，还是安全的(自己够聪明，能达成目标)，于是形成表面看到的从众心理，大家都去追一致化的目标。等到名校生毕业以后，一窝蜂的去投行、咨询公司、华尔街，向同一方向靠拢，毕业生流向严重同质化。一方面源于名校生的从众心理，害怕失败，人生简历上只允许成功。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招人的高门槛，满足名校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而且很安全，不出错。安全感的外衣下，是方向感的缺失及不想失去机会，都源于害怕失败，不允许犯错。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允许犯错空间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错误任何机会。这一切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这也是为什么精英教育阻碍个人成长的一大原因。南北战争后工业经济加速发展，美国地方精英变成全国精英。他们意识到要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开始创建形式丰富的学府与机构，方便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人脉，巩固他们的价值体系，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并弱化书呆子形象，鼓励竞技类运动、“男子汉”形象，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运动员或“领导素质”学生偏好等。虽然后期进化为考试与成绩，但只是在原有的门槛上增加了新的条件。名校设定的条件本身就是在招收精英阶层内的人，一开始，百姓阶层的你就被踢出局了。苏格拉底认为，教学应帮助个体重新认识自己的真正追求。现在的精英教育则只剩下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与追求位高权重的领导力。哈佛大学前校长柯南特曾说：“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追求大学的使命，无异于追求生命的目的，社会存在的意义及人存在的意义。大学承担的责任首先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大学给每位学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处家庭影响与职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为迎接成年生活特别设计的喘息时间，帮助我们生活得更警觉，更有责任感，更有自由度并更加完整。博雅教育是为了培养每个人在民主社会里应有的公民能力与技能，从而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个人利益服务。博雅教育将质疑所有事物，因此它要求学生愿接受推翻先前所有认知的风险，达到彻底改变一个学生的使命。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使命都是要建立自我，大学就是在学子“建立自我”的过程中提供有效的工具帮助，甚至迫使个人开始“灵魂铸造”的生命工程，成就一个更有意思的你。建立自我是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做的一件事，过程将充满挑战与困难。我们与生俱来的思维只有在经历了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后才能为自己创建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然后进一步的反思、内视并建立起思想与内心的交流及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独特的、有灵魂的个体。追求自我价值，成为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不代表不兼顾毕业后既将面临的工作实际。“教育是一种自我疗伤”，不仅仅是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首先要明白自己已是个什么样的人。即“自我了解”，找到自我的价值，明白自己具备什么，并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自我了解的个体必须只身作战，以自己的精神勇气来改变世界，归根结底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被外界声音所干扰。不论做什么事，都有失败的风险。前面讲了，优秀的绵羊害怕失败，因此会有从众心理。而博雅教育强调的是，降伏“恐惧失败”，百折不挠，坦然面对，迎难而上，这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追求自己的梦想，以自己的精神勇气改变世界，肯定要经历挫折、牺牲、内心挣扎、出师不利、走弯路、与家人与朋友之间的矛盾等，这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向独立的特征。只有痛过，才是真实的。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博雅教育是重拾责任、荣誉、勇气、刚毅、亲和力与无私精神这些真正领导力的内涵，教会年轻人学会思考，有质疑能力，会审视，有独立、革命、强权与自由的优秀品质。创造自我、认识自我、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是现行精英教育的最大缺陷与短板。到底怎么办才能弥补这些短板呢?最佳答案就是开展以人文(艺术)为中心、由敬业的教授主导小班教学的博雅教育。哈佛校长萨默斯曾说：“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会被淘汰，最重要的学会如何学习”，这里的10年内会被淘汰是指你在大学学到的专业技能技术，如何学习则指的是对新旧知识思辨的论证能力。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会思考，还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博雅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实用主义，面是培训你超越空间与时间来思考问题、不受工作性质所限制的能力。艺术需要我们花大量时间努力观察对象，并且花更多的时间与气力表达你对观察的理解。艺术的使命是帮助我们突破政治理念与甜言密语的包围，解决我们的灵魂问题。它带着我们去了远方，但让我们感受到回到了家，以简单的方式填补了社会科学的缺失。学生在博雅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将贯穿未来的任何专业或领域，不在刻意区分工作与生活、通识与专业。它们是融合的统一体，是相互渗透的。我们在职场上所从事的工作必须是具体的、专业的，但我们的思考方式能是超越领域范畴的、触类旁通的。教师工作的本质：激发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体内处于睡眠状态的能量。大学的课堂与其他课堂一样是个缓慢的、艰苦的过程，真正的教师是在教学生而非教课，要有高度责任感与真实经历，才能给学生好的教学体验。要利用好大学教育，在计划上的大学名单以及访问校园时更应关注学生与老师的质量，要亲自到课堂试听，亲自去考察授课老师的背景、师生关系的质量，而不是看排行榜。通过大学学会主宰自己的教育，教师是关键。选专业一定要听从直觉，尽量去选自己喜欢的能让自己兴奋四年的专业。

　　精英治理国家的模式严重影响了美国社会的进步，需要社会正义改变传统社会形态。新的社会形态必须保证特权不被代代相传，每个人都应得到人文教育所能提供的扩展视野与丰富灵魂的经历，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博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