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个“改革开放”后由农村进入城市各行各业谋生的巨大的劳动群体，有人干低级点的活，有人干高级点的活;有人靠技术吃饭，有人不靠技术吃饭，甚至有人从事一些不能言说的职业，可以说农民工这个群体千奇百怪，充满了辛酸荣辱。他们既是城市的建设者、服务者，但也是城市的边缘人、流浪者;我的父亲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一个在广东中山做高档红木家具的木匠师傅，一个做了大半辈子高档家具却没有一套属于他的人，也是一个因老板(资本家)催工催货而锯掉两根手指的残缺的人，更是一个老实巴交却备受欺凌剥削的人。

　　父亲在17岁初中毕业后就跟随我姑父去学做木匠，随后跟着同村的人去广东打工，至今已快30年了。记得小时候，每逢父亲打工回来是我最开心的时刻，父亲总是笑盈盈的带回大包小包的零食来。那时候，看着父亲高大的身躯感觉他真是好伟大呀，但是随着自己的长大，发现那伟岸的身躯中也有历经辛酸，备受欺凌，备受剥削的受伤的心灵。就拿父亲打工生活的遭遇为例吧。

　　人们常说的996工作制，那是企业白领受剥削的工作生活，但对于父亲来说可没有这种“好”的待遇，他一个月也就每周日休息一个晚上，总共每月休息时间不到一天，而且催货加班那是家常便饭，父亲的两根手指就是在老板(资本家)的催货加班中被机器锯掉的。作为木工师傅，手上出事故，锯掉手指那是常有的事，当然得不到赔偿那也是常有的事，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当父亲的手指被锯掉后，他是与母亲两人打车去医院的，母亲告诉我，去的路上手上血流不止，至少流了有一饭碗血，那时父亲的脸色已有些发白。于是连夜输血、做手术，还是失去了两根手指(因为那两根被机器锯碎)，随后住院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只是母亲去家具厂财务科领取过一万多块的医药费，老板(资本家)没有派人来医院慰问过父亲，好像这个家具厂不存在这个工人似的。

　　在父亲出院后，又休息半个月，两项加起来整整是一个月，这是没有收入的一个月。父亲想着能否让老板(资本家)赔偿一点损失，可是去厂里很多次都没有见到老板(资本家)，他让员工给父亲捎句话“有种你告我去吧，要钱没有”，而父亲确实“没种”去告他。据父亲跟我说“他打听过啦，这个老板(资本家)曾经是黑社会出身,现在也是地方上的土霸，他的厂里不但养着律师顾问，还养着一群小混混做打手。听说在十几年前，他是可以明目张胆的欺负外来农民工不给工钱的，有人敢去要，直接挨打，甚至出现过把人打残打废的;现在国家法治更健全后他不敢明目张胆不给工钱了，但也是想方设法的剥削工人，比如：规定每天上班打卡时间，迟到一分钟扣工钱50元，并且以他的卡机时间为标准，基本上要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而且规定凡是要离开厂子的工人必须要扣下3000元防做家具变形的修理费。”这些变相的剥削让他的厂子越做越大，逐渐升级为一个家具有限公司，虽然工人们怨声载道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工人们知道无论是以暴力手段还是以法律形式个人的力量(缺乏联合)是永远弄不过这个黑恶老板(资本家)的，他们只希望下次遇到一位心地善良一点的老板(资本家)。

　　我曾经多次劝过父亲不要外出打工了，但是由于家里的土地已被人承包(虽说还有所有权，但已没有使用权，特别是像山林地带被人承包三五十年，基本上就是别人家的了，可以说父亲那辈已算半个城市流浪者，而我们这辈将是整个城市流浪者)已不可能在家谋生当农民，只能在城市里忍气吞声，备受剥削的给人打工了。这虽说是我家遇到的困境，或许这将是农民工这个群体遇到的普遍情形。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分田单干后会遇到这种情况?教科书里明明写着安徽凤阳某个村子分田单干后让人吃饱穿暖生活越过越好的呀(或许这就是一个谎言)，但是后来新闻报道又说这个村子是重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脱贫致富的(不过教科书中没有提)。我想农村只有重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让农民脱贫致富，摆脱进城务工被资本家剥削之苦;国家只有早日重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光辉道路，才能让人民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生活，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人民民主、大众民主政治格局。

　　今年春节时父亲跟我说“去年，那个黑恶老板(资本家)被党中央派下的扫黑除恶督导组给抓起来啦，自己去当过证人，那个黑恶老板(资本家)由于种种罪恶被判处死刑”，听到这消息真让人高兴。由此，我思绪万千，沉思良久，心中暖流四溢，感觉红太阳正在升起，光明正在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