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赵政国。

　　中科院院士赵政国有个习惯——上课前把手机放办公室，走路时把手机放包里，“免得一天到晚看手机”。

　　然而令他费解的是，年轻一代似乎时刻被手机“绑架”着，就连吃饭、走路都不离手，他甚至听人调侃：“现在的中学生没时间面对面谈恋爱，因为他们都在上网。”

　　在赵政国看来，这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背后，暴露的是基础教育的不足——中学是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中学生需要学会自律。

　　回首当年，中学时的赵政国就比同龄人更懂得自律。在“文革”时期，课堂可自由进出，他却坚持每次坐最前排听讲；周末同学们都上街玩耍，他却捧着书本躲在家中学习；即便下乡期间辛苦劳作，他晚上仍借着豆大的柴油灯埋首夜读。

　　正是凭着这种品质，让他成为中学老师和工友眼中“未来的大学生”，也让他之后在科研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不得不违背老师意愿弃文学理

　　1956年，赵政国出生于湖南靖县。这个夏商时期即是西南要地的历史名城，一度成为湘、黔、桂三省边界的商业重镇。

　　小时候，父亲在离家90华里、很偏远的水产公司工作。爸爸偶尔回家，他会要爸爸教他在木地板上写字、算数。

　　赵政国的中学时代在当时县城里的靖县二中度过。

　　初中“学得很浅”，赵政国一度把数、理、化课本的知识“都背下来了”。多年后，他还记得化学课上老师传授肥皂制造全过程的化学分子式。

　　印象最深的还是高中阶段。恰逢邓小平复出，各地尊师重教，一些下放农场的大学生得以登上讲台。

　　语文老师段志强生在地主家庭，经历特殊年代的坎坷之后，将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

　　原本赵政国不在这个班上。高一入学第一节课，老师满怀激情地鼓励学生要有志向，赵政国正好在窗前经过，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住了。小小年纪的他鼓起勇气表达心声，“我想到这个班上来”。

　　语文老师专门给同学们布置作文《一张白纸》，鼓励大家驰骋文思。

　　开学几周后，赵政国便做完了数学课本上的所有题目。得知此事，数学老师胡启文给他开起小灶。胡启文找来“文革”前的教材，常常下课后把“排列组合”等当时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教给赵政国。老师们希望培养他上北大清华。

　　学习之余，赵政国与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30来岁的体育教师尹华章可谓“体艺双馨”——在湖南省体操比赛上拿过奖牌。他通过看怎样打乒乓球的书，自己练习后就教了一帮学生。他的油画也画得很好，靖州大桥10来米高的毛主席像出自他手。

　　这位常常踮起脚尖小跑着走路的老师成为学生追慕的偶像。赵政国是校乒乓球队、田径队和体操队队员，相对来说，乒乓球是赵政国的强项。赵政国等3个十几岁的同学竟打败了到北京集训了一年的二炮乒乓球队，一度声名远扬。

　　其时，课外读物匮乏。因为有位同学的爸爸在县文化馆工作，赵政国总能借书来读。

　　他能流利背诵《毛泽东诗集》和《毛主席语录》，还读完了《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湘西剿匪记》《平原枪声》等红色经典，《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等正义形象让他记忆深刻，“每个人都身怀绝技，都有同一个目标”。

　　原本，语文老师想让赵政国学文科，在课堂上常把他的作文当范文来展示。然而，个人命运因一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而改变，“海外家属刘如英（赵政国母亲）”，赵政国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个早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的舅舅——他不可能学文从政了。

　　赵政国决心学理科将来做科学家或工程师。

　　后来，语文老师还是理解和支持了这个寄托了自己希望的学生。到赵政国高中毕业下乡期间，他还专门托人给赵政国带去一套数、理、化学习用书，让赵政国感念颇深。

　　“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再多智慧也无济于事”

　　中学时的赵政国已经显露出极强的自律性了。

　　在“文革”时期，学生们可以自由进出课堂，很多人都跑出去玩了，但赵政国从不逃课，当时个头矮矮的他每次都坐第一排。

　　他在家里的墙壁上贴了课程表，然后根据课程表安排自己的课程预习、复习时间。其精细的计划安排，甚至连家访的老师看到以后都很惊讶。

　　到了周末，青春期的男生们穿着刷洗得白白的回力鞋上街玩耍，赵政国从不参与。

　　让少年赵政国内心窃喜的是，他在体育运动中结交了一帮男孩子，“学习时从不被打扰，在外面也不被欺负”。

　　自律之外，“父母的言传身教很重要”。

　　小时候，有位邻居从县委大院的池塘里抓来一条鱼，藏在鞋子里让赵政国帮忙偷偷带走，不料被母亲碰上，回到家中，赵政国被罚下跪、被柳条打屁股，还要写检讨。

　　邻居家养了一群小鸡，赵政国好奇它们是怎么飞的，便抓来一只从家对面的楼房上扔下，小鸡掉到地上被摔死了。妈妈得知后让他写好检讨，然后带他去邻居家当面道歉。

　　和今天的网瘾少年一样，有段时间，赵政国乒乓球打到上瘾，就连躺在床上都想着“怎么发球才能更旋转”。

　　他至今还记得，深夜里，妈妈戴着1000多度近视眼镜在煤油灯下伏案学习写字的背影。有个假期赵政国和其他几个体操队的同学连续几天练习体操，因而放松了学习。一天晚上他看见妈妈留的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道：“小青（注：赵政国小名），你要自觉点学习。”一张留言条让赵政国感受到母亲的殷殷期盼。

　　自律的背后，“还需要梦想的支撑”。

　　高中毕业后，赵政国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了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间劳作生活，但赵政国始终怀抱“大学梦”。他夜晚点上黑黑的柴油灯坚持做题，有人来了还要赶紧藏起来，因为怕被指责不安心务农。

　　1976年，赵政国成为湖南怀化303厂一名车工，工作之余他借来一本讲微积分的书，在宿舍墙壁上写满了公式，几个月内就自学完全部知识。

　　恢复高考让蛰伏蓄力的赵政国迎来曙光，他第一志愿报考了中国科大数学系，但被近代物理系录取。带着一个木头箱子，穿着厂里的工作服，赵政国就去报到了。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却一步从小县城跨入了中国最好的科技大学校门。

　　中学是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要立志，还要培养严谨的作风。

　　赵政国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时的故事广为流传。

　　他曾负责一个大型粒子探测器的组装测试。他做了一张详细的检查表，小到一个螺丝钉，大到每一项具体工作，每做好一件，他都要求研究人员在清单上画一个勾，避免在成千上万的部件组装和检测中出任何差错。

　　2007年，该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生严重事故。远在国内的赵政国听到消息就立即怀疑是加速器最后一部分出问题，因为他知道为了赶时间，唯有这一部分没有做最后的仔细检查。这也让他感叹，“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再多智慧也无济于事”。

　　“为孩子们留一点自主学习的空间”

　　赵政国8岁时，在县城街道负责妇女工作的母亲在自家院子里办起制斗笠的工厂，组织县城的劳动力破篾、织斗笠。他觉得好玩，在一旁观察，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成年人才能操作的破篾技术。

　　一直到14岁，赵政国靠闲暇时破篾分担家庭负担。他每月可以挣十几块钱，假期能挣到20元。“没有影响学习，反而锻炼了动手能力”。上高中后赵政国把所有破篾的工具扔到家后面的渠江里，他外婆因此很生气，质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从此我要在学校好好读书。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赵国政观察到中学教育的一个怪象：十几岁的孩子被各种学习任务所支配，没有足够空间独立思考、学习、玩耍。

　　赵院士一个朋友的小孩，非常聪明，成绩也一直很好，但才11岁就被各种各样的课程和作业包围，很多习题大学老师看着都费劲，每天晚上作业要做到10点以后才能睡觉，自己掌握的时间空间无处可寻，“长此以往铁人都疲了，何况是个孩子”。

　　“现在的中学生要不要学得这么深？”赵政国反观自己当年的校园教育，学得浅，但从很多人多年经历来看也够用了；而愿意学的人，还可以学得更深。“被动接受、完成任务，反而会丧失学习的主动性”。

　　在赵政国的中学时代，因为没有多少作业，“吃不饱”的他就自己找来各种书，“做题目变成挑战，解完很高兴”。

　　他至今保存着一本中学时从新华书店翻来的《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每个题目都在纸上解答后贴在书上，薄薄的小册子变成了厚厚的一大本。

　　赵政国说，除了课程重、学的内容过深，在高考指挥棒下，很多人为了拿高分反复刷题，做一些偏题怪题，同样值得警惕。“投入大量时间只为提高那么一点点分数，对真正的创新能力提升是没什么用的”。

　　他曾接触过多个真实而惨痛的案例：一个朋友的孩子考上国内某著名高校，因为习惯了中学时被老师、家长管得死死的，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进入大学宽松自由的环境便不知所措，开始翘课打游戏，到后来甚至考试都不想去考了，面临被劝退的局面，家长伤心欲绝还浑然不知苦果是如何酿成的。

　　“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效果天壤之别。”这位因为对疑似“上帝粒子”的发现作出直接贡献而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就此呼吁，“为孩子们留一点自由想象、飞翔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