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开国一代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亮相与“归隐” 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薄先后曾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得了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但也有例外。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

　　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

　　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女儿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两头真”现象 “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炎黄春秋》杂志的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