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印度诗人、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诗作中，有大量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优美句子。同样，从泰戈尔写给亲朋、同行的大量信件里，也可一窥其东方哲思以及对美与和平的不懈渴求。日前，《泰戈尔书信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编译者、知名翻译家白开元谈到，这是国内首次整理出版编译的泰戈尔书信选集，书信中不乏泰戈尔与中国的情缘交集，他曾赞扬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是一部宏伟史诗”，并预言“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胜利的种子正播入你们的心中，并将一次次证明，它是不朽的”。

　　两次驳斥日本诗人野口侵华狡辩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诗人野口利用私交写信给泰戈尔，美化日军侵略，为日军“三光”政策作狡辩。但泰戈尔立场坚定，称“在战争狂热的熏染下，某些领域卓有创见的艺术家竟陷入迷惘，天才人物竟把自己的名望和真诚供奉在战争魔鬼的祭坛下面”。这封1938年9月1日的回信中，泰戈尔驳斥野口所说侵华是为“在亚洲开创一个新世界”的谬论，泰戈尔直言日军正在“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狂轰滥炸，夷平一座座古老庙宇和大学”。

　　“我不赞同把艺术家的职责和良知截然分开，但知识分子不能时时做到明辨是非。荒唐的论据后面，隐藏着效忠本民族的变态愿望。被这种愿望迷惑的当代知识分子，吹嘘他们的理想主义，诱逼本国人民走上毁灭的道路。”同年10月27日，泰戈尔再次给野口回信直言不讳，“我不相信把别国权益和幸福当作牺牲品供放在本国祭坛上的行动是爱国主义……侵略者如不首先停止进攻，我如何呼吁中国人停止自卫？”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生动勾勒出泰戈尔的爱憎分明、充满正义感。

　　访华期间自比“转达问候的西南风”

　　1924年4月至5月期间，泰戈尔应邀首次访华，并辗转多个城市发表演讲。1924年4月22日在济南写给老友法尼布松的三女儿拉努的信中，泰戈尔分享了他的见闻与激动心情，“一路上我不停地发表演讲。我彷佛是西南风，所到之处，转达印度春天的问候”。

　　信中他还描述了数日前抵达南京演讲时发生的一次意外经历。“刚讲了两三句话，忽听到咕咚一声巨响，演讲厅颤动了一下……在听众的重压下，我的讲台上方的楼座，突然下垂了四五英寸，仅靠几根柱子支撑着。”这位文豪自嘲道，“坍塌的话，一瞬间我就遇难了。我头上落下的，就不是花瓣之雨，而是男女听众的躯体之雨了。”不过诗人随即在信中表示，“奇怪的是，大家都说这是我最精彩的一次演讲。”

　　同年的5月20日，泰戈尔在北平写信给拉努，评价“东道主的接待，无懈可击”。并谈到，“几个世纪之前，印度僧人们翻山越岭来到中国传播佛教。从那时起，心连心的纽带，使中国与印度历史密切相连。中国朋友告诉我，我这次访华，为印中交流史增添了新的一章。听了这话，我全身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泰戈尔告诉拉努，人类历史上，战争以浸透鲜血的字母，写了许多篇章。但以肝胆相照的各国民众的纯洁心声书写的历史篇章，是最神圣的。

　　中国古诗“可轻易与新时代的生活交朋友”

　　1926年起，阿米亚任泰戈尔的文学助手和国际大学教授，两人交情甚笃，频繁书信交流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1938年2月21日，泰戈尔写给阿米亚的信中，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吝赞美，“中国古代诗人的吟哦中，很容易看到人生旅途中每天行走的路上迈出的每一步，可我在其他国家的诗作中从未见到”。

　　他还比较了中国古诗与一些“肤浅”的现代诗作，认为前者“虽题材普通，但不肤浅，不加雕琢的真情实感毫不费力地表现出来”，后者则“不承认有必要用朴素之美的点金石，点触普通题材，使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蕴。他们轻视修饰，可这种轻视，就是他们修饰的傲慢。他们的作品中毫无以朴实眼睛观察到的普通生活的美。”结尾处，泰戈尔深情感悟：“当时光悠闲地流淌，我突然体悟，我读的这几首中国古诗，越过遗址数千年简朴生活的清晰痕迹，可以轻而易举地与新时代的生活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