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日战争中的空战，“飞虎队”的鼎鼎大名几乎无人不晓。随着近年来国内不断挖掘抗战历史，美国将领陈纳德和飞虎队的故事也不断为人传颂，成为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典范，“飞虎队”甚至成了美国空中力量在中国上空的代名词。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飞虎队”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从1941年8月正式组建，到1942年7月宣布解散，总共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虽然参战规模、战斗时间和伤亡代价皆不如此前血战日寇的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航空队，却成为了媒体界的宠儿，对于战争中的人来说，也许这算个不大不小的意外。

　　笔者无意否认飞虎队来华的必要性与战斗的正义性，也对这些美国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勇气表示敬佩。只不过在传奇故事背后，真实的飞虎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高大。

　　高薪的雇佣兵

　　1941年，陈纳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在通过游说活动获取罗斯福政府的支持后，他获准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地勤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在1941年8月飞虎队成立前夕，他已经招募到至少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　　

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如果从投入看，飞虎队绝对是一支纯正的雇佣兵部队：根据民国政府与美国飞行员签订的合同，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与此相比较，1年后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也只有347美元。

　　如果把这一薪水用1937年前尚未贬值的法币折算，每个普通飞行员的收入大约是法币2000元。作为对照，1933年国军空军军衔最高的空军上校飞行员一月薪俸为600银元(合后来的法币600元)，一位空军准尉飞行员的月薪更是只有100银元。考虑到法币大幅度贬值后几乎所有人的实际收入均不同程度减少，中美飞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这些飞虎队队员在中国的生活水平之高，是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根据陈纳德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国民党实际提供给这些人的则是星级酒店的服务。

　　据飞虎队通讯员R.M.史密斯在《飞虎队日记：与陈纳德在一起》中记载的，当他抵达昆明时，“房子又新又干净。餐桌上有白布……以及很不错的美式火腿、鸡蛋、咖啡。招待所里买得到骆驼牌香烟。浴室有淋浴和热水……二楼还有真正的酒吧……这里的生活太不费力……我把脏衣服扔在地上，服务员把它拿走，洗干净后再拿来，放在适当的衣柜里。我吃午饭或早饭时，两、三个中国佣人在给我洗车。”

　　国民政府根据美国规定为这些雇佣兵提供高标准的伙食：每人每日提供肉类(牛、猪或鸡)550克、鸡蛋4个、蔬菜620克、土豆310克、干菜60克、面粉380克、猪油60克、糖180克、盐15克、水果340克、花生30克、茶叶12克以及其他香料。为了制作地道的西餐，国民政府还在内地的兵营为美军增设西菜灶、面包灶等设备。

　　美国“飞虎队”员合影

　　这一标准在美军来华参战后依然延续，并成为各地的沉重负担：仅昆明一地的美军每天就要消费黄牛约100头。昆明一度将当地的黄牛全部宰杀以供应美军肉食，后来不得已改用水牛肉继续供给。直到后来连水牛也供应不上时，国军还设法为美军提供了不少牦牛肉。

　　巨额投入下的飞虎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日本战机，其中还包括英国人的战果，而自身则损失了80架战斗机。交换比上虽然略高于日军，但总体并不乐观。当然在国军宣传中，这一战果被注水到击落268至299架敌机，并按这一记录发放了奖金。

　　相比之下，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1月开始来华参战，直至1941年6月离开，共计摧毁敌机195架。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尽管援华有着苏联自身的利益考量，但它对中国抗战所起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至于那些与中国“感情深厚”的飞行员，除少数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选择回到美国。

　　飞虎队在中国的不到一年时间，正是中国空军消耗殆尽、苏联援华基本取消的时候。面对几乎向日本侵略者洞开的天空，飞虎队虽无力为中国撑起可靠的防空伞，却以一己之力，在天空中证明了反侵略力量的存在。然而追根溯源，中国空军消耗殆尽的重要责任，却一样要算在缔造飞虎队的“空军之母”宋美龄身上。

　　聪明反被聪明误

　　由于财政困窘加上工业基础薄弱，民国时期的中国虽有若干零散的飞机生产作坊，却从来没有批量生产飞机的能力。民国大多数所谓“生产”、“制造”飞机的工厂，都只是将装在板条箱里的飞机散件组装起来而已。对于抗战前的中国而言，自行生产航空发动机、航空机枪、航空铝材甚至副油箱都被看做是“天方夜谭”。

　　国家既然无力自产战机，对于空军而言，在一场总体战中尽可能长久坚持作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囤积足够多的战机和飞行员。当时的中国，缺的恰恰就是足够数量的战斗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空军全军在抗战初期编为9个大队、7个独立暂编中队和一个暂编教导大队，共有各型军用飞机346架，其中纳入正式编制的296架。这些飞机是国民政府甚至北洋军阀在过去的十余年内零敲碎打采购而来，型号繁杂而质量参差不齐。空军9个大队装备了16种各型飞机，甚至会有一个中队装备两种战机。

　　同时期的日本已经装备2100架各型飞机，基本为日本国产，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国军抓紧外购战机积蓄实力就成了增强空军实力的唯一解决方案。

　　可是在国民党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预先绘制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送到蒋面前。蒋一看，勃然变色，把图表往桌上一掷，一语不发。周至柔战战兢兢，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拿起图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声，不发一语。蒋厉声问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

　　问题的原因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空军之母”宋美龄。

　　“中国空军之母”宋美龄(中)

　　原来，周至柔为办事方便，请蒋夫人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事事听命于她。宋美龄上任不久，认为飞机我们不能自造，全部购买自外国价格非常之贵，而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性能日新月异，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

　　如意算盘是打得很好，但一到执行之时便全走了样：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全面进攻，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尽数被日军占领，使得引进先进战机之路基本断绝;加上西方多国担心刺激日本，纷纷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这一时期的战机价格反而大大提高——1939年，我国向美国购买70架寇蒂斯-莱特CW-21战斗机，该机性能一般、不具备装甲和自封油箱，单机价格竟然高达7万美元。结果双方几经交涉，最后只采购了30架;相比之下，另一种性能不错的战机霍克-75的购买价格看起来低了不少(单价35000美元)，但依然高出该机的美军采购价格23000美元一半之多。

　　高价购机仅是储蓄生息失策的一方面，更严重的则是因为缺少外购渠道，国民政府只能有什么买什么，结果购回许多性能不佳的废物。1937年5月，孔祥熙赴欧采购战机时，法国就以“欧洲形势紧张”为由拒绝售华相对先进的MS.406战机，而只同意出售性能不佳的D.510，且数量也有所减少;随后国民政府只得购买一批美制贝兰卡28/90B邮政机改为战机使用，结果效果不佳，根本无法作战。

　　且不论宋美龄是否从抗战前的“节约生息”中获取私利，仅从效果看，当初节约经费打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想法基本落空。加上采购飞机运送、组装、试飞、换装需要不少时间，导致战争初期中国空军被迫使用许多更加老旧的战机升空作战，并过早地在残酷的消耗战中将本来就不多的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殆尽。

　　面对无兵可用的窘境，宋美龄这才设法与陈纳德联络，耗费十余倍于中国飞行员的薪水聘请美国飞行员，同时花重金保障其生活。以高价(陈纳德部的第一批100架霍克-81战机单价45000美元)采购战机供其使用。在1941年，如此组建飞虎队实属国民政府走投无路后的无奈之举。飞虎队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掩饰国民政府在建设中国空军问题上的短视与一厢情愿。

　　国民党自1920年孙中山时期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宏图大志，然而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空中力量仍然悲剧性地要依靠高薪聘请外国雇佣兵才能保持存在感，这其中的教训，显然不止“多买飞机”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