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远征军这段一度被媒体遗忘的历史逐渐为人们发掘和熟知。作为二战中中国陆军唯一一次大规模赴境外参战，远征军在国民政府参加二战中有着独特而代表性的意义。作为远征军名将，孙立人在这股“远征军热”里占据重要位置。而他“下令活埋1200日军战俘”的英雄事迹更是不胫而走，让对日本郁结着国仇国耻的国人大呼过瘾。

        这位“东方隆美尔”真替国人出了一口恶气？让我们从远征军在缅甸丛林里的战果算起。

孙立人将军任新三十八师师长留影

关于“活埋”的N种说法

        有关“孙立人坑杀日军俘虏”的说法始出何处目前似乎已不可考。尽管各类传统史料都没有这一记录，但在2005年以后的诸多电视节目和网络论坛上，有关孙立人的类似“发现”不断出现，以至于最后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这一事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可能来源于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据其介绍，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另一种说法源于网络，并在2009年得到香港著名军事专家马鼎盛的验证而广为传播：“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由于“坑杀”这类用词契合中国民间对日情绪，这种说法流传最广，也成为孙立人在中国网络界最为卓著的战绩。

        流传归流传，在正规史学家眼里，“坑杀战俘”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且不提上述说法在国民政府高官、中国驻印军官兵、英军、美军的战史记载、当时的电报往来、回忆录、日记、传记等中都查无踪迹，连重视战史细节的日本战史也没有提及；而光是坑杀战俘数量这一个问题，这一传言也已经足够可疑。

         对于旧日本军队这样作战意志顽强的军队，国军想在战场上一次性俘获1200人几乎不可能。目前有史可查的远征军作战资料里，日军俘虏多以数十人左右的小规模，总体的俘虏数量也距1200人这个数字相去甚远。

        据孙立人堂侄、远征军新38师的随军记者孙克刚1946年出版的《缅甸荡寇志》记载，中国驻印军和以孙立人将军为前敌指挥官的新1军“前后两期攻势作战……我军击毙日军共33082人，其中包括3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其75499员名，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即使计入从国内反攻的中国远征军的战果，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俘敌总数也不过600多人。

孙立人在返攻缅北战争胜利后应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邀请参观欧洲战场，从缅北登机去重庆前留影

         即使不去追求孙立人上哪儿补齐剩下近600人的“缺额”，单就处决战俘一事，在二战中，各参战国在大多时候态度谨慎——欧洲战场上，1944年纳粹党卫军屠杀美军战俘的事件最终招致半数涉案党卫军成员被判处死刑。孙立人坑杀数量如此之多的日军战俘而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合理。

        作为一桩无史证、无人证又没有现场证明的无头疑案，“孙立人坑杀日军战俘”之所以最终“三人言而成虎”，除了谣言产生的“天然规律”与媒体的不负责任外，孙立人这位国军名将的鼎鼎大名自然也是谣言一路通关的重要保障。

        可是孙将军，果真如此神机妙算？

 拧干“仁安羌大捷”

        孙立人之所以享有鼎鼎大名，除了他早年赴美留学的显赫学历和指挥德械税警总团参加淞沪会战的经历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在1942年指挥远征军新38师协助英军数千人突围的所谓“仁安羌大捷”。

        据孙立人自述，此役“击溃十倍于我之敌人，解救十倍于我之友军”，并凭借这一胜利连得三枚勋章（四等云麾勋章、丰功勋章和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虽然这些勋章的级别并不高，但好歹也是中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少有的“助力友军”之举。

        至于战斗究竟打得如何，对于当时已经退守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可能并不重要。毕竟国军“大捷”次数惊人，仁安羌的战果并非其中最不靠谱的。以至于后世不少文章过多采信孙立人本人的叙述，从而对战场态势做出不准确的判断。

在参战序列上，国军只有编制1121人的新38师113团，而当面日军包括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及附属部队约3000人。但在具体战场上，113团首日进攻时面对的只有日军一个中队约200人的小部队，次日进攻时遭遇的日军也比113团本身人数少。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日军主力全部集中于突围英军方向上，在国军面前只留下了小部队。在整个仁安羌战场上，装备火炮、坦克、装甲车且为了突围逃命不惜一切的英军才是日军的主要对手。

        当然，对比在中国国内有3倍兵力优势还未必能防御的国军部队，113团还能发起进攻作战，已是相当不易。这固然和孙立人治军严格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也许是这支部队里大量的税警总团的精锐老兵的作用。

         至于这场战斗对大局的影响，可以看看两军的历史记载。国军虽然打仗糊涂，总结起来还是有板有眼。国府战报称：“（日军）佯攻仁安羌，分散牵制我5A（第5军）之N22D（新22师）、N38D（新38师），声西出东窜，廿一日（应为廿四日）扑腊戍，迂回畹町。我援军66A（第66军）之N28D（新28师）、N29D（新29师）甫下车，立足未稳，即陷纷乱。敌长驱直入，全局急转。”说白了就是“孙立人你中了鬼子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日军更是没把这场“大捷”当回事。日军记述：“北面宾河之地似乎更增加了兵力，联队长值得派一个中队去增援……部队主力仍然受到敌人的南北夹击正在苦战。加之弹药缺乏，敌人的坦克曾一度冲进三叉路口阵地内……此间宾河以北之敌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不但不放松攻击，反而增强了兵力，好像是中国军的一部（新编第38师的一部约1000名）来援……然而20日拂晓，由于先后到达的原田、荒木两部队参加战斗，宾河以北之敌……就撤退了，至此，第33师团的仁安羌战斗胜利结束。”不难看出，日军对国军的猛攻，基本处于毫无感知的状况。“大捷”的水分也就可想而知。

无奈的结束和新的开始

        孙立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属于练兵阶段，因此除了少见的几场战役，他的履历里并没有太多的亮点。解放战争中，因和上级杜聿明的关系不睦，蒋介石最终将他调离自己的老部队新一军，并且早早送到台湾训练新军。

        然而在50年代，对孙立人放不下心的蒋介石随后用一场“孙立人兵变案”革除了他的军职并将其软禁至1988年，最近台湾“监察院”才认定孙没有叛变企图，预计将为其平反。

        讽刺的是，早早结束了政治生涯的孙立人，前些年在大陆的网络上又忽然“复活”了一次。在一篇名为《华侨受辱，国军出兵印尼》的网络博文中，“东方隆美尔”在1970年指挥了国军前往印尼解救华侨的作战行动——当然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所谓“钓鱼文”，而包括孙立人在内的一批抗战历史借此由头惨遭篡改，又是另一个荒谬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