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60后,年轻时喜欢文学,那时候学校阅览室,订了不少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等。每次新刊一到,我总是捷足先登借到手先睹为快。
我印象中,当时文学杂志上登在显著版面的都是伤痕文学,也就是描写和控诉知识分子、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被迫害经历的那些作品。影响较大的有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和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
在这些作家笔下,从反右到文革这段历史被描写得昏天黑地,如同但丁《神曲》中的炼狱一般,跟我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全然不是一码事儿。
我记忆中的那个时代虽然物质还不丰富,但绝对不像伤痕文学中写的那样都吃不饱肚子和“穷折腾”。整个社会阳光灿烂、欣欣向荣,人民乐观向上、奋发图强,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可到了伤痕作家笔下,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新社会简直比国民党时期的旧社会还要贫穷落后。我满腹疑惑,却又不敢对人说。因为所有人都在读这些作品,渐渐也就信了。
在这种氛围下,我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淡漠。直到前几年退休,有了足够的闲工夫,才重新开始读文学作品,可翻遍各大期刊,没几篇能读下去的,作家们写现实都是家长里短、男欢女爱、鸡毛蒜皮,写历史仍然是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模式。网络文学更不用说了,全是帝王将相公子少爷玄幻穿越那一套,实在让人难以卒读,看个开头就放下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再一次被破坏了。
直到前不久,我读了著名作家刘继明的长篇新作《黑与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我正在淡漠下去文学的兴趣一下子提振起来。以前读过刘继明的《人境》,虽然觉得跟我读到的大部分作品不一样,但毕竟没有读《黑与白》时的感受那么强烈。我曾经看过一篇评论,说《人境》是“改革年代的精神史”,读了《黑与白》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改革浪潮下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描写的是前三十年的历史,主要是暴露和控诉那个时代的阴暗面。比如在莫言笔下,那时的中国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和梁晓声《人世间》里,人们也个个愁眉苦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到了改革开放才变得精神抖擞、扬眉吐气。
《黑与白》这部小说却不一样。在刘继明笔下,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农民和干部爱劳动、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有理想,有朝气,充满了主人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如老地下工作者出身的骆正、砖瓦厂厂长王胜利、军工厂厂长路胜平、东江钢铁厂工程师顾致真等等,这些人都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仿佛是从前三十年小说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中走出来的一样。
可就是这么一些可敬可爱的人物,到了后来,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么成了社会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要么从改革家的位置上沦为了贪污犯。骆正因举报上级领导和替群众上访,被人当成不可理喻的疯子;王胜利退休后坚持同贪腐厂长巴光明斗争,最后郁郁而死;顾致真退休后原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东钢的工人护厂运动,使他的儿子顾小乐锒铛入狱,儿媳离异,老伴气急而亡……
比老一辈更为不幸的是,年青一代,如王胜利的儿子王晟因举报伪气功大师武伯仲方被告上法庭,获刑三年,想当模特儿的美女卢佳误入楚韵夜总会,成了实际上的卖淫女,梦菲被武伯仲以治疗不孕不育为名诱奸生下了女儿安安,不仅给宗天一也给自己带来了终生的耻辱。程国军的女儿程蕾沦为了风尘女子,而国企高管的女儿栗红则在父母双亡后,成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复仇女神……
如果说这些底层老百姓都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人,那么,杜威、武伯仲、郎涛、宋乾坤、罗宝昌、洪太行、巴东等人,则是这个社会无可置疑的强者。他们一个个头上戴着改革者的光环,要风得风、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他们一边叫嚷着“杀开一条血路”,一面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据为己有,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以前曾经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农民却沦为了弱势群体,被肆意凌辱和百般欺侮。
前一段时间,有人将那部火爆网络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命运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二十年前,曹征路的《那儿》也曾经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
而《黑与白》可以说是改革浪潮下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小说中郭文才因为一块手表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也是改革浪潮下广大农民的命运的缩影;而沦落风尘的程蕾、卢佳和大学生田青青的命运,同样是改革浪潮下女性和青年命运的缩影。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谁造成了工农群众由曾经的主人翁变成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弱势群体?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作家刘继明在作品里追问的,答案其实已经写在作品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