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有着极其复杂的人物关系，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王晟和父亲王胜利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时代关系的缩影，只不过王晟最后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从一定意义上说，王晟代表的正是今天这个时代铁屋子中的先觉者。

　　王晟出生于毛泽东时代，但改革开放无疑在他精神世界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思想发展却没有简单重复这两个时代的关系，而是跃出主流叙事的桎梏，领先时代一步，经历了左-右-左——也就是肯定、否定、再次否定的复杂过程。

　　从小时候对父亲的崇拜，到后来对父亲的不理解，对父亲正义的举报行为感到不合时宜，甚至改掉了父亲给自己起的名字。这既有弑父情结这一原始人性的体现，又是由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输入进王晟精神世界中的种种复杂情绪同毛泽东时代残留的尚未巩固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情感产生的剧烈碰撞所推动的。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王晟暂时地偏向了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后者。

　　王晟在父亲死的时候，是这样理解父亲的：

　　“也许，父亲的意义正在这种貌似徒劳的努力当中，包括他这些年不停地举报巴光明，或许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他把跟父亲之间的隔阂看作是人们常说的“青春期叛逆”和“成长的烦恼”，并感到心安理得。

　　王晟此时并不能理解父亲，其实也就是群众不能理解革命者，华老栓华小栓不能理解夏瑜。这一步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许多人到这儿也就止步不前了。而王晟没有，他通过自身在迷茫、困顿中的挣扎，最后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

　　如果说为什么王晟能够成为先觉者，这离不开改革开放时代种种现象的冲击，同时跟他精神世界中内在的叛逆因素也是紧密联系着的。

　　王晟改名的举动既受到了时代氛围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的叛逆性，也正是在这种叛逆中生长着革命的因素，尽管此时的他还完全不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甚至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名字而感到尴尬，似乎往事不堪回首，但这种叛逆中已经无意识地潜藏着觉醒的种子，只待毛泽东时代的余光洒落上去。因为革命是最高意义上的叛逆，是对整个旧有统治秩序的叛逆。这种“叛逆”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作为改革开放时代才出生的人，常常会因为缺乏对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变革时代的感性体会而有一种失重感，容易陷入抽象的、格式化的理解中。《黑与白》以它极高超的现实主义水平展现了一副丰满的画卷，填补了我们感性世界的空白，使我们能够双脚站在大地上，随着作者去见证人民和时代留下的痕迹。